镜相 | 在纽约寻找秘密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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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鹿纯
编辑 | 俞诗逸
长大以后，我几乎忘记了儿时的秘密花园，直到我来到纽约，尤其是看了电影《黑天鹅》之后，回忆才像潮水一般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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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小到大，芭蕾舞者一直是全世界我最崇拜的人。小时候我家就住在天津歌舞剧院隔壁，每天清晨，身姿婀娜的舞者昂首挺胸，翩然而至，傍晚和我同龄的孩子们穿着蓬蓬裙和白色紧身裤像骄傲的小天鹅一样鱼贯而入，而我只能望眼欲穿。 长大以后，芭蕾姑娘们的绝代风华总能触动我的心弦，无论是现场表演还是海报照片，她们那份眩目的美既令我无限神往，又让我绝望。
我从来没在歌舞剧院上过一节课。 妈妈既没有闲钱，也没有时间供我培养任何奢侈的特长，只是一如既往斩钉截铁地告诫我“你没有那个身材”。我并没有苦苦哀求——我不敢。从我在幼儿园第一次登台演出，小学第一次参加画展或合唱团，妈妈都会迫不及待地对我宣判：你不漂亮，你嗓音太粗，你太紧张；另外，你们音乐、美术老师跟我说了，你没有艺术天分。“请老师严格要求”是她给我的家长签字上唯一的一句话；“世上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是她对我经年累月的人生忠告。
我悄悄把这个芭蕾梦连同每周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安徒生和郑渊洁，还有妈妈单位阅览室里熠熠生辉的《大众电影》合订本一起埋藏在我的秘密花园里。无数个被独自锁在家里的日子里，我神游童话世界，从衣柜背后的秘密通道来到鸟语花香的大森林，美丽的公主是我的姐姐，飞舞的小精灵陪我游戏；我幻想自己当上秀兰·邓波和金铭那样耀眼的童星，主演我看过和没看过的每一部电影；我幻想自己穿上一双自动跳舞的红舞鞋，可以随心所欲地翩翩起舞。
看《黑天鹅》是在2010年底。当时我刚刚搬到纽约，人生地疏、身无分文，没有人脉，没有灵感。我在一家名叫“堕落电影”的初创电影发行公司助理打杂，怀着满腔热情推介独立电影。每天的工作是搜寻目标媒体和目标客户的信息建立数据库，再去邮局和唐人街的大爷大妈一起排队把各种光盘材料邮寄给数据库里的联系人。这一切的一切只是为了有机会下班以后为公司网站撰写影评和新闻稿件。我做得越多，得到的承认就越少，信心和努力一同石沉大海。
“堕落电影”发行的自然主义独立影片和我的日子一样真实得让人透不过气。处处是灰暗的天空，荒芜的山水，杂乱无章的街道，断壁残垣的房屋。男女老少都有着同样空洞无神的双眼；生存的压力湮灭了梦想、消磨了温情，甚至吞噬了人性。我热切地怀念色彩，怀念蒙太奇，怀念动态镜头，怀念戈达尔、塔科夫斯基、阿莫多瓦和简·康萍。这时我看了《黑天鹅》，从光怪陆离、悬疑惊悚的情节里，我只看到了美——那种促我绝望自杀的美——和追求美的挣扎。从女主妮娜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追求卓越却怯懦自卑，渴望突破却畏惧成长，仿佛被魔咒困在一个坚硬的躯壳里，无法破茧而出，长成真我。
我如饥似渴地搜寻关于这部片子的一切报道，并从主演娜塔丽·波特曼脱胎换骨的训练过程中悟出真经：即使你不是专业舞者，即使你超龄又毫无基础，你依然可以通过严苛的节食和刻苦的训练，获得芭蕾舞者的身材，一切还有希望。 童年的梦想复苏了，我从黑暗中看到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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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纽约是梦想家的天堂。在大都会的喧嚣与骚动中，人人都有多重身份，人人都理直气壮地为理想奋斗。餐厅服务员一下班就兢兢业业地穿梭在片场和剧院之间赶场试镜，先锋艺术家们定期在街角的店面布置展览，咖啡店的角落里总有人盯着电脑屏幕埋头写作，周末的自由市场上充满了独立设计的时装和珠宝品牌，地铁车厢里也常常有街舞少年飞檐走壁地炫耀肌肉和技巧。
初到不久的一天我在布莱恩公园地铁站里看见一个流浪歌手在边弹吉它边唱莱昂纳德·科恩的歌《哈利路亚》，背后墙壁上碧绿的波纹图案上边镌刻着詹姆斯·乔伊斯的旷世奇书《芬尼根守灵夜》里的无法翻译成中文的句子，隧道出口就是第五大道的文化地标——金碧辉煌的“有狮子的图书馆”。歌手全然忘我，歌声如泣如诉。我想到从前在研究生院的文学理论课上，我们时常讨论艺术的定义，大家依据“后结构”、“后殖民”之类的理论流派争得针锋相对。看到那个歌手，我立刻为从前的高谈阔论感到羞愧：在触及灵魂的瞬间，一切词语都是多余的。
我通过为布鲁克林的一家独立艺术期刊写影评，结识了一众文艺青年。诗人杰森留着卷发，带着墨镜，一脸深沉，初次见面我就有眼无珠地问他是否崇拜鲍勃·迪伦。本杰明从大学退学来做舞台剧演员，目前本职工作是品酒师，业余写小说。瑞秋患有躁郁症，曾经因为自杀企图住进精神病院，可这不妨碍她用莎士比亚和欧洲古典歌剧的原型头头是道地分析看过的每一部影视剧。墨西哥女孩玛塞拉靠不断续签的旅游签证在纽约无薪实习，只为结交自己崇拜的艺术家们，找机会给他们作几天助手。期刊的主编是在美国长大的越战难民，精力充沛，声音洪亮，出口成章，饭桌上复杂的长句和艰深的哲学引文中夹杂着声色犬马的艺术家八卦。他们的人生勇往直前，海阔天空，而我总觉得自己像是华丽舞会角落里的灰姑娘，欢声笑语近在眼前，却不敢越雷池半步。
与此同时，在中国留学生的平行宇宙里，我们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成年人世界的运行规则，又心灰意冷地发现这些规则对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格外严苛。起初大家还秉承着中国胃的文化传统，独立日吃火锅，感恩节吃饺子，可是随着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大家席间谈论的话题也越来越窄。昨天还平起平坐、谈笑风生的同学校友们，一旦走入社会就分出三六九等。踌躇满志的青年才俊无论专业都视华尔街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为职场金字塔的顶峰，聪明能干的理工科学生往往依靠计算机或生物医学等王牌专业安身立命，虚无缥缈的文学艺术类专业则是衣食无忧的“富二代小留”的奢侈专利。无依无靠的我们注定要循规蹈矩地过这一生，从小到大的理想取决于招生名额、奖学金和实打实的工作岗位。
我又开始了双重生活，在中国职场精英中间格格不入，在美国文艺青年面前自惭形秽，在坚持和放弃之间徘徊。不知不觉中，我开始用儿时看歌舞剧院演员的目光看待周围的文艺青年。欢声笑语之间，我时常警告自己：“千万别羡慕他们，你没有挥霍的资本”。我的秘密花园荒芜了，颗粒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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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黑天鹅》在我心底埋下了一颗期待发芽的种子，我必须做点什么。正值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风雪向纽约逼近，于是一个绝妙的计划诞生了：趁着大雪封门，我决心开启严格的节食计划，踏上脱胎换骨，通向完美之路。 恶劣天气是我求之不得的私人教练，这样我就绝无办法踏着半米高的积雪偷偷溜出去大快朵颐。我往冰箱里塞满了卷心菜、西红柿、洋葱等一众高纤维、低热量蔬菜，煮了一大锅“七日瘦身汤”，发誓要在冰天雪地里以此维生。结果菜汤喝到第二天我就饥肠辘辘，眼冒金星了。窗外的鹅毛大雪仿佛把我带回大学宿舍的通宵自习室里熬夜准备申请材料的那个北京飘雪的寒冬。夜深人静，只有晚归的情侣们还在楼门口窃窃私语，依依惜别，偶尔能听到流浪猫喵呜着呼朋引伴，远处有公交车进站，依稀广播着：“332路公共汽车，开往颐和园”。在这场交响乐的簇拥之中，学业、爱情、远方、颐和园的碧波仿佛都近在咫尺。
那次节食计划以饥寒交迫告终了，生活却无法恢复原状。如今清晨叫醒我的不再是鸟鸣而是垃圾车，窗外的过往车辆总是放着震耳欲聋的嘻哈或拉丁音乐。我的生物钟开始紊乱；白昼和黑夜连成模糊的一片，分不清自己是梦是醒。地铁从早8点到晚11点一样拥挤，到处是喋喋不休、粗俗刺耳的市井英语、西班牙语、和分辨不出的语言。每个乘客都目光呆滞，面如死灰，每个人脸上都有我的影子。“堕落电影”黑漆漆的楼道里吱呀作响的木质楼梯总让我回想起儿时的家。
歌舞剧院隔壁的小区叫“朝霞里”，其实是坚硬灰暗的苏联式水泥住宅楼，一号楼的外墙已经被楼下副食店的烟火熏得漆黑。和天津的很多居民小区一样，这里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上修建的。灾难造成的流离失所使住房需求激增，于是设计图纸上的厨房和阳台被合并成一个6平方米的小间，水池和煤气灶就只好见缝插针地挤在狭窄得不能称为“厅”的过道里。
记忆中这里总是夜晚。一号楼和院墙之间有一条一人宽的狭长过道，是我和妈妈每天的必经之路。过道里没有路灯，天黑以后我们总是手牵手提着气小跑而过，妈妈经常催我观察前后，别出声，别磨蹭。我们楼的楼道里也总是漆黑一团，记不清究竟是没有灯还是灯坏掉了，只是记得从小妈妈就教我进门时先闭几分钟眼来适应面前的黑暗。她还教我记下每层楼梯的数目——一进门两阶，然后九阶，最后十一阶。如今，走在异乡灯火通明的楼道里，我还是偶尔会精神恍惚——自己住了这么多年的地方，爬了这么多遍的高楼，居然不知道每层楼梯的数目。
地震早已是我出生之前的久远记忆了，可不知是触景生情还是旧伤未愈，妈妈始终没能走出地震带来的心灵阴影。炎热的夏夜——我从小就听过无数遍“七·二八”——她经常在入睡前警告我：“鹿鹿，我要是半夜叫你，你就赶紧钻到写字台底下，要迅速”！她有脑血管痉挛的毛病，头痛欲裂时无助地躺在床上让我帮她按摩。每次犯病，她又会警告我：“鹿鹿，明天早上你要是叫不醒我，就赶紧去敲楼下吴奶奶家的门，告诉她：“我妈妈动不了了！””。
恐惧是会遗传的。夜里我常常吓得不敢入睡，也常常在梦中哭湿枕头。在黑暗中我悄悄握住妈妈的胳膊，生怕一闭上眼睛，她就会不翼而飞，可妈妈总是无意中挣脱我。每每从噩梦中惊醒，我只能独自面对黑暗。
——妈妈，我是从哪来的？
——你是从刘庄的土箱子（垃圾箱）里捡的！
——妈妈，我睡不着，你给我讲个故事好吗？
——半夜三更的，讲什么故事，明天还要上班呢！
——妈妈，我又做噩梦了。
——妈妈，我要是死了你会哭吗？
最后一个是我最想问的问题，可是从不敢问。多年以后，我才悟出，比死亡更可怕的是绝望，而比绝望更可怕的是恐惧本身。恐惧侵蚀了我成长中的每一个人生决定，也在我的生活中如影随形。即使现在，只要我一节食，夜晚就会梦见食物。有时我奔波在学校的各个食堂之间，打饭阿姨却不肯卖给我橱窗里剩下的残羹冷炙。有时我排在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长队里， 为一份饭菜望眼欲穿，可是队伍一轮到我，食物就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4
有一天在晚归的地铁上我发觉一道目光一直注视着我，就这样遇见了伊森。他不是流浪歌手，而是一边为百老汇音乐剧伴奏吉他一边创作自己的靡靡之音——“靡靡之音”是我教给他的第一句中文，当然这是后话。最初他告诉我：“我爸爸不在了，我是孤儿了”。我只好强言欢笑：“没关系，我也是孤儿”。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一起去“电影论坛”看电影，去“编织工厂”听音乐会，去中央公园排队看免费的夏日莎士比亚戏剧演出。更多的时候，我们手牵手在街头巷尾游荡。曾经的朋克音乐胜地，如今已不复存在的CBGB（乡村、蓝草、布鲁斯）酒吧——他15岁第一次登台演出的地方；金融区的自由广场公园——如火如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大本营；专营犹太传统食品的百年老店“罗斯父女”——这家的创始人突破传统把家业传给三个千金，结果不但生意兴隆，每个女儿还都从顾客当中找到了如意郎君；他爷爷奶奶曾经住过的二十世纪初期建成的旧式公寓楼。我们面前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在伊森的讲述中都鲜活起来，他的眼睛里闪着孩子似的光。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在高楼林立和车水马龙之外，我身边的一切都是有历史、有故事的，而我正在和这些故事建立丝丝缕缕的联系。
异乡的街道渐渐显露出眉目和性情，我不再那么害怕迷路了，而迷路曾经是我恐惧的源泉之一，至今还经常入侵我的噩梦。
小学四年级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我参加的数学特长班提前放学，我站在门口久久等不来妈妈的身影，就第一次试着自己回家。特长班所在的实验小学到我家要转两路车，路盲的我毫无悬念地迷了路。眼看着面前越来越陌生的街道，想起大人们说的坏人抓小孩去要饭的传闻，我越走越怕，在马路上一边哭一边飞跑，发疯似地逢人便问，“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您看见我妈妈了吗？我妈妈穿着格子衬衫”！
我的路盲是妈妈遗传的，她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不会骑自行车的大人。那天我在找妈妈的时候，放学没有接到我的妈妈也在大街上奋不顾身地找我。几经周折我终于回到家，迎接我的是妈妈歇斯底里的哭喊和手中挥舞的扫帚。
从那天起，妈妈就再也不许我去上特长班了——尽管这次我苦苦哀求了。她已经远离父母，失去爱人，半生举目无亲，她决不能再失去唯一的女儿。她要把我紧紧攥在手里，宁可让我窒息枯萎。
我不再幻想童话世界，而是学着珍妮和阿甘对天祈祷：“亲爱的上帝，请把我变成一只小鸟，助我远走高飞”。
5
有一天，伊森兴冲冲地告诉我：“我正在看一本精彩的中国历史书——耶鲁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的《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里边提到一本很酷的鬼故事集”。“是《聊斋志异》”。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每次见面我都会给他讲一个《聊斋》故事。我终究没有山鲁佐德的智慧，无法超然物外地编织引人入胜的故事迷宫，却在故事情节里越陷越深。一个人游荡在纽约街头，我发觉自己仿佛《聊斋》里渴望温情，等待救赎的孤魂野鬼。都市华灯初上，我竭力想象橙黄色的灯火后面的脉脉温情。从每一个引亢高歌的地铁歌手，每一对卿卿我我的街头情侣，每一期《纽约客》杂志的封面彩图上，我都能看见伊森的影子，可惜他身边的人从来都不是我，《纽约客》的封面上也找不到我。
只有一点可以确定，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远走高飞了。小学时我曾有一个同桌叫雯雯，她妈妈是我小时候幼儿园的营养师，做得一手好菜还擅长裁剪衣服。幼儿园离我们学校只有五分钟路程，遇到学校春游或运动会需要早早集合，我们两对母女就一起挤在幼儿园的午休室里过夜。蜷身睡在儿时熟悉的小床上，我仿佛回到母亲的子宫，被平静和安宁拥抱。一个念头在我心底闪过：等到我初中毕业，我就要离家出走，逃到幼儿园当老师，白天和小朋友们同吃同乐，晚上就睡在小朋友的小床上，不怕无家可归。幼儿园老师是要教小朋友们唱歌跳舞弹琴的，也许我就终于有机会学乐器和舞蹈了，也许我会和鞠萍姐姐一样当上电视节目主持人，也许我的秘密花园可以重见天日······
斗转星移， 雯雯女承母业，顺理成章地做了幼师。我儿时的绝大部分朋友都在家乡安居乐业，去外地上大学的同学也大多像收线的风筝一般返回故土，我却和寥寥无几的亲朋好友渐行渐远。我最终没能成为芭蕾舞者，也没有勇气挑战电影明星节目主持人外交官心理学家。远行是我独立作出的第一个人生决定。我第一次战胜了恐惧，却也终于追随妈妈当年的脚步，自我放逐到“举目无亲”的境地。我自由了，却愈加深陷命运的怪圈，也许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6
2012年10月29日“桑迪”飓风袭击纽约，我的减肥计划彻底失控了。 听闻风暴来袭，我胸有成竹地避开了席卷超市的抢购大军，满心憧憬着和两年前的暴风雪一样应对—— 闭关节食。但这次我严重低估了形势。来势汹汹的飓风带来暴雨和洪水，海水倒灌进地铁隧道造成全城公共交通瘫痪。百老汇演出取消，第五大道商场关门，华尔街交易暂停，时代广场华灯熄灭。风暴所到之处，满目疮痍。
当时我住在曼哈顿的下东城，毗邻东河，正是飓风的重灾区。此后的十几天里，我家停了电、燃气和热水，还丧失了手机信号。 结果，我仿佛被困在一个暗黑沉寂、与世隔绝的原始岩洞里，与西兰花、羽衣甘蓝和脱脂牛奶为伴。
我整夜整夜地失眠。 从三个街区以外，我能看见的十字路口上代替路灯指引交通的探照灯在眼前闪耀，听见过往车辆在耳边咆哮。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我的身体形象危机演化成生存意义危机，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一事无成。 从我最初搬到纽约，第一次看《黑天鹅》至今，已经过去两年了。在这两年里，我记不清自己搬了多少次家，只知道每次可搬的东西越来越少；我离芭蕾身材还有万里之遥。 最关键的是，我依然没有找到大放异彩的人生角色——使我成为天鹅女王的角色——或许我这一辈子也不会了。遥不可及的完美成为隔绝我和世界的一堵高墙，也许童年未竟的梦想无法给出人生的答案。
我闭上眼睛，试着像从前读童话书那样想象自己身处《聊斋》世界，却无论如何也无法重建儿时的秘密花园。儿童天真无邪的想象力消失了，我也不知如何踏进成年人绚丽多彩的情欲迷宫。婴宁和聂小倩可以自如地化身为衣袂飘飘的美女，在尘世的温柔中寻求爱和救赎，小美人鱼却只能用自己美妙的声音换取人类的双腿。她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锋上一般痛苦，她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爱，只能用滴血的双脚翩翩起舞。“世上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她不属于人类世界，也不配得到爱，可是她依然渴望永生的灵魂。她无怨无悔地追求了，她比我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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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终于退去，我伴着黎明的第一缕阳光走出家门。地铁尚未恢复，我就沿着空旷的街道步行一路向北。走到14街的联合广场公园，路上开始有人兴奋地举着手机寻找信号。继续向前，曼哈顿中城的很多商店已经开门迎客，公立图书馆也在当天中午12点恢复开放。我终于给手机充了电，又在公用电脑上查了电子邮件。到了下午，图书馆里座无虚席，工作人员和访客们像他乡遇故知一样嘘寒问暖，人人满面春风地互相鼓励祝福。
伊森打来电话，我说：“我想写一篇关于纽约地铁夜归人的现代聊斋故事”。
他说：“好啊！故事的背景音乐一定是靡靡之音”。
（为了保护人物隐私，“朝霞里”、“堕落电影”、瑞秋、伊森和雯雯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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