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回到女性写作的发生现场
张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姐妹镜像》《持微火者》等。2019年3月向127位当代中国作家发起“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引起广泛社会影响。主编《2019/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2019/2020年短篇小说二十家》《2019/2020年中国散文二十家》《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等。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女性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茅盾文学奖评委。
张莉。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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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学者访谈系列中，我们邀请了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女性学者。她们代表了不同代际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怀有热情，也曾经历困惑与挫折。她们的故事讲述了大部分现代女性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是否存在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又是谁？
这是“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的第四篇。受访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
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
新京报：我们可以从你的治学起点开始聊起。《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是你的第一部学术作品，也是你的博士论文。你在书中梳理了现代女作家的创作发生史。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些现代女性作家的创作发生？
张莉：我先来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冰心是最早一批女大学生，1919年，她19岁，亲历了五四运动，她当时也很想为走上街头的大学生做些什么。要怎么做？她就去问她的远房表哥刘放园，后者是《晨报》的编辑。表哥提议她在报上写一些报道，写一些问题小说。冰心回家就开始写，文章第一次发表的时候，用的名字是“女学生谢婉莹”。
这个新的有着社会关怀的女学生作家一进入公共空间，便满足了大众的全新期待，你看，在当时，新媒体和新的知识阶层多么渴望新女性发声。即使我们看到了现代女性写作的艰难，但也要说，现代女作家的出现在当时是众望所归，新的市民日报、新的文学期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现代女性写作与新媒体的助推有重要的关系。
我的论文里有个重要的观点是，在最早的现代女性文学发生期，女性文学某种意义上是“女学生文学”，因为当时的作家都是女大学生，而且她们所写的大部分也是女学生生活，同时她们在课堂上也受到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启蒙。
我想说的是，回到历史现场会发现，女性解放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并不是靠女性自身完成的。回到历史现场看女性写作的发生，会了解具体的历史语境，会看到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如何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对女性解放起到微妙而意义重大的作用。
新京报：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现代女性作家。在你的研究生涯与生命经验中，哪位女性学者/写作者/女性形象对你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与启发？
张莉：中国女性学者方面，乔以钢教授、戴锦华教授都对我有重要影响，中国女性作家主要是张洁、铁凝，对我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当然我也很喜欢伍尔夫、波伏瓦、桑塔格。
至于印象最深的女性形象，我现在想到的是一位无名女性。我小的时候，夏天会住在奶奶家，是在农村。在奶奶家睡觉，早晨一睁眼总能看到墙上的一幅画。是那个时代常见的一幅画，一位女性坐在拖拉机上，握着方向盘，梳着两个长辫子，既柔美又阳光，笑容灿烂，那是当时典型的劳动女性形象，我喜欢那张画，在我眼里，那个女拖拉机手整个人都很美。
就是这样一幅画给了少年的我对未来的想象空间。它代表着我心目中美好的女性形象——她是健康的，是乐观的，是对未来抱有期许的，是有力量的，是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
性别观不是衡量文学的唯一尺度
新京报：2018年，你开展了“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能分享一些你在这次调查中的重要发现吗？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中，又有哪些表现？
张莉：有许多有意思的发现。比如谈到如何理解自己的性别意识时，女作家们往往会说，要克服自己的性别意识；而男作家则会反问，为什么规避性别意识，本来就是男人，从男人的角度写女人有何不可？这回答让人意识到，男作家是自信的，会觉得自己的男性视角是自然的，而女性则处于不安全感之中，担心强化自己的性别意识会得不到好的评价，所以有意回避自己的性别意识。
大部分女作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写作，她们一边喜欢简·奥斯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爱丽丝·门罗的作品，渴望成为这样的作家，一边也会说希望自己的写作里少一些女性的痕迹。但是，铁凝、迟子建、林白等上一代作家则说，她们受益于自己的性别视角。我想，这是两代女作家之间的差异，这让人想到，我们这个社会里，女作家承担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而只有到了一定程度、一定年纪，她们才承认女性视角对于自我创作的重要意义。
在这个调查里，也可以看到作家们对男性气质或者女性气质的坦率看法。比如，很多人都认同好作家是“雌雄同体”的说法，但也有作家会反对，会举海明威为例。苏童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一位优秀作家在写作时要有“易形”或“易性”的能力，说得非常好。我想，他的意思是，一位优秀作家要有他的社会性别意识，要有能力跨越他的生理性别。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福楼拜在写《包法利夫人》的时候就曾坦承，“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调查里还问到如何看待《水浒传》中的“厌女”。女作家们几乎都表示自己很反感，但男作家会提到历史语境的局限，或者不能以今天的性别观去审视当年的作品等等。不能从这些回答里判定谁对谁错，但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理解角度和立场的不同。
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观察
新京报：对于青年一代的作家群体，有一种观点认为他们更注重私人性的“我”，而失去了对更为宏大的精神力量与信念的追寻。还有种观点认为，今天青年一代的文学书写太过强调现实的议题性，而丧失了所谓的“文学性”。你对此有何看法？
张莉：我觉得关注“我”没有问题，关注“我”的存在与世界的关系是写作应有之义。现在我每天晚上会看一两个短篇小说，现在很多作品里的“我”实际上是被捆绑在鸡飞狗跳、鸡零狗碎的“我”。不是说不能写“我”，或者不能写个人化的生活。但很多作者只是关注一个物质的“我”，那是没有精神能量和深度的“我”。所以，我常常觉得，今天的创作者是把“我”给降维了。
写“我”也可以写出尖锐、深刻、强大的主题，因为“我”是“我”和历史、“我”和时间、“我”和命运之间重要的连接。但很多的作者对“我”的理解是肤浅的。我的意思是，创作者并不是更注重私人性的“我”，而是对“我”失去了精神力量与精神思考。如果对于“我”要成为何种意义上的“我”、何以成为“我”能有思考、有反思、有质询，那么，“我”也会盛载更大的精神潜能。
陈春成是新近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他的《竹峰寺》我很喜欢，在《2020年中国小说二十家》我收录了这篇。因为在他的作品里面，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我”，其中有历史的沉淀。小说家的语言里有一种隐秘的传统元素在流动。这让人期待，他也是在写我们时代的“我”，但这个“我”并没有被降维，同时又如此让人难忘。
另外你提到文学书写的现实议题，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新文学传统里一直都有这样的脉络，就是“问题小说”。今天我们去看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大概也就是鲁迅的作品留了下来，因为它是艺术性和社会问题的完美结合，而且它的社会问题不是一时的社会问题，是长久以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我个人也欣赏有问题意识的写作，尤其在今天。前几天我和本科生们在课堂上讨论《组织部来的年轻人》，他们的讨论非常热烈，我想，这篇小说今天之所以还拥有这么多青年读者，恰恰在于小说的问题意识。
□青青子
怎么回到历史现场去理解女性解放和女性写作，是很大的挑战。找资料还原历史过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需要想象力和理解力，要调动生命经验和情感经验。以前我只愿意看到那些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和她们的生命经验，而在写作过程中我慢慢注意到，那些后来消失的女性写作者，其实她们也构成了现代女性文学史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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