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里的女人 读王安忆作品《长恨歌》
□谢清如
我去过上海五六次。这颗曾经蒙尘的明珠，如今已经繁华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当你走进南京路，那民国时代留下的百货大楼还保留着一应俱全的西洋外观，洛可可、巴洛克、浪漫主义的建筑风格杂糅在一起，从南京路一直延伸到金碧辉煌、游人如织的外滩。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细细想来似乎也只有弄堂了。“站一个制高点看弄堂，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这就是弄堂，是《长恨歌》里的弄堂，撑起了上海骨架的弄堂，王安忆笔下的女主角王琦瑶生活了一辈子的弄堂。
弄堂养育了成千上万个王琦瑶，她们是小家碧玉一样的清秀，着阴丹士林蓝的旗袍，皮肤白得透明以至于虚弱，盈盈黑发下掩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踩着猫一样的步伐显得身姿娉婷。王琦瑶在弄堂里出生、成长、读书、社交、吃饭、打牌、休憩，她的一生即使短暂地挣出弄堂，最终还是免不了它的束缚，与它缠在一起，就像一只试图离网的麻雀最终哀鸣着坠地。王安忆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视角，用她细腻绵长的文笔，描绘一个上海女子随波逐流的一生。她写王琦瑶，写女人，也在写上海这座城市。女人是城市的代表，城市的化身，写城市必要写女人，她们从农村自然的、被体力劳动束缚的生活中挣脱出来，以为城市里能有她们的一席之地。
弄堂里是什么呢？闺阁和流言。弄堂是私密的、隐晦的，从乱七八糟的晾衣杆到屋顶上空着的鸽笼，从亭子间的小姐到楼梯角的老妈子，都是没有秘密的。脂粉气的阴沉的流言无处不在，尤其是闺阁里头，到处都是窃窃私语的流言。闺阁里面年轻的小家碧玉们读书，读男女大防又读女性解放，看好莱坞电影也看《西厢记》，她们的姆妈让她们嫁好人家，男先生策反她们闹革命，洋牧师煽动她们皈依主。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弄堂里的女孩子，她们的根太细，身子太轻，她们满脑子都是旗袍的好料子，海报上的女明星，流行小说的女主角。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女性可选择的机会太少，读书或是习得一门技能，在弄堂女儿的父母眼中，永远胜不过与一户有钱的人家结亲。时代给了这些女孩儿太多的委屈，却没有给予她们同样多的时间，等待在一个更公平的舞台上从容绽放。
王安忆写了一个无奈的时代。在无奈的时代里长大的王琦瑶，自然也是无奈的。她好看，而王安忆写她的好看只用了一个词，乖。她的面容模糊地藏在文字后面，作者只是强调了她那“比着心长的乖”，她还比同龄人多了一点儿小聪明。但这点小聪明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王安忆笔下的，是整整一个逝去的时代，是老上海人魂牵梦绕的老城，充斥着吴侬软语，咖啡厅和面包坊的香气，满树的栀子花下叮当作响的电车开过，打着阳伞的年轻姑娘抬头招手。但也有那爆炒的锅子，里面下了羊肉和面条，弄堂里的女人穿着褪色毛衣，在墙角纸箱里摆弄着栽种的小葱。上海的文明是精细雅致的，却也能雅俗共赏，是高不可攀的，但也可以低调温和。这座城市是不断前进的列车，她吝啬于停下脚步，以至于行进的过程中甩下了不少旅客。这就是王琦瑶、严师母、程先生那一类旧时代的人了。
我曾经看过另一个故事。一个父亲牵着一个儿子的手，经过一处红卫兵的坟墓，戴着军帽的儿子问他的父亲：“他们是英雄吗?”
“不是。”
“他们是敌人吗？”
“不是。”
“那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是历史。”
我想，《长恨歌》的故事也是这样的，无数的小人物簇拥起来那段历史，见证了新时代与文明的诞生，一个城市在经历过分娩的阵痛后诞生的全新光景。这就是王安忆写作的高明之处，写弄堂就是写城市，写人物就是写时代，写的还都是些小人物。她所勾勒的绝不仅是一个女人绵延的爱恨，而是更多的、更广的那一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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