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无处不在
周立民
朱熹写过《童蒙须知》,谈到“读书写字”第四条时说:“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细分明。”我理解老夫子的意思,这是要大家读书专心致志。不过,他的“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的这个理论,也常常“害人不浅”,成为很多人不读书的坚强理由。仿佛读一本书先得“必备”:要安静,没有打扰；要有书房,要有长案；要窗明几净,正襟危坐……这么下去,对于一天到晚东奔西走、忙忙碌碌的现代人而言,只有双手一摊:我不是不读书啊,实在……读书事大,岂可随随便便?似乎理由足够充分。
如果非要分出个适宜的和不适宜的读书条件,除了做学生时外,恐怕大多数都会列入“不宜”一类吧,怎么办,难道就不读书,就不能读书了?
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回忆录里曾记下这样一个故事:
曾有一位姑娘前来找我,她说:“您大概将要描写战争。我在这里度过了整个封锁时期,当时我在工作,还写日记。请您读读,也许对您有用。用毕请还给我——这对我是个纪念……”夜里,我开始阅读这个小本子。记载都很简短:多少克的面包啦,多少摄氏度的严寒啦,瓦西里耶夫死啦,娜佳死啦,姐姐死啦……后来我的注意力被以下的记述吸引住了:“昨天读了一整夜《安娜·卡列宁娜》”“通宵看《包法利夫人》……”姑娘来取自己的日记时,我问道:“您怎么竟能在夜里读书呢?没有灯哪。”“当然,没有灯。我每天夜里回忆我在战前读过的那些书。这曾帮助我同死亡斗争……”(《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下册第199页,冯江南、秦顺新译,海南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这是极端条件下因地制宜的“读书”,人们不会与书隔绝,不论具备还是不具备读书条件。1983年冬天,作家巴金生病住院,他想起了爱伦堡讲的这个故事,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我好久不写日记了。倘使在病房中写日记,我就会写下‘某某日《双城记》’这样的句子。我这里没有书,当然不是阅读,我是在回忆。我的日记里可能还有‘某某日《战争与和平》,某某日《水浒》’等等。”(《巴金全集》第16卷第513、5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不单单是靠回忆,实际的读书也是可能的:在病床上,在等着取药的间歇,在公交车上,在等人的空闲,在午休的片刻,在晒太阳的时候,在旅行的火车上飞机中……有空闲就读上两页,不也开卷有益?我买了很多小开本的书,就是为了坐地铁时读,一天上下班能读五十页到八十页。阅读无处不在,这不是为了赶任务、考试,而是让那些碎片时间也能集聚起美好的享受。当我们懒惰,为不读书找各种理由,强调各种条件时,我们还应当温习一下这样的故事,那是“文革”期间在干校的钱锺书:
在明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幕:那时我们四五十人挤住在一间兵营的房子里。房子很老,很大、很高,上面悬着一只非常昏暗的灯泡。晚饭后,大家下棋的下棋,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突然,大家发现,钱先生站在灯底下,在看一本字非常小的英文书。屋内光线很暗,而老先生已经六十多岁了,眼睛也高度近视。看到这样的情景,大家非常感动,也深感惭愧。我想,钱先生的博闻强记固然来自超乎常人的天分和聪慧颖悟,但也是与他勤奋刻苦的学习分不开的。(刘士杰:《与大师相处的岁月》,《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2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版)
(摘自《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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