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王珉
韩国电影成为宅家避疫看电影的不二之选，它总是激发观众思考人生，诚如第92届奥斯卡颁奖礼摘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四项大奖的电影《寄生虫》，该片也让人学会对生命的敬畏。
最近欣赏的病毒感染电影中，韩国电影总是在人性上站稳脚跟，使得观众能与之共情。特别是丧尸片《釜山行》中的父女情深让人动容，证券基金经理石宇（孔刘饰演）精于算计忙于工作，妻女都离他而去。但他的利己主义，却成为故事后续的情感铺垫。在丧尸疯狂袭击他和女儿同行的列车乘客时，石宇对女儿始终不离不弃，父爱成为他英雄行为的原动力。他为了不让自己变异后咬伤女儿选择跳下列车自杀，回忆起初为人父时的幸福，满眼都是女儿出生的场景，这是人性中美好的希望。
而《寄生虫》却与之相反，代表人性微光的破灭。金家一家四口代表韩国底层人士，原本租住半地下室且无业的他们，因长子基宇到富人朴社长家当英语家教，而全部鸡犬升天。一家人接连设局，构陷富人家的司机和旧佣人，让全家人取而代之。一家四口假装在富人家中互不相识，却鸠占鹊巢，在富人不在家时觥筹交错，成为富人家名正言顺的“寄生虫”。虽然一家四口都为每个家庭成员着想，但底层人性的哀歌，却让人不寒而栗。
旧佣人心有不甘，最后其丈夫在富豪聚会上怒砸基宇的头，砍死基宇的姐姐——基婷。基宇的母亲也怒而杀了旧佣人的丈夫，但此时剧情却出现反转。当朴社长捏鼻露出嫌弃神情、从旧佣人的丈夫身下拿出车钥匙时，基宇的父亲长期以来对富人的仇视，像火山喷发般到了极点，基宇的父亲持刀捅向了朴社长。这种韩流中的写实文化，赤裸裸地揭示了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问题，最终将观众积压的情绪用暴力的方式宣泄出来。
《寄生虫》把人的劣根性，穷人和富人的丑陋嘴脸，全部血淋淋地撕开示众。正如片末惨剧，社会底层在上层社会面前如跳梁小丑般自相残杀，穷人间长期积压的怨气爆发，你死我活地争斗，那种凶狠复仇的本真模样让人慨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穷富两家人也都有问题，基宇一家代表社会底层，但这种不劳而获，和不管其他穷人死活、自私钻营的阴险手段让人不齿。富人虽有钱过得体面，但内心依旧歧视穷人。正如朴社长和妻子谈论的话：“金司机弥漫在车里的味道，像放久了的萝卜干味，煮抹布的味道，偶尔坐地铁的人的味道……”，穷人身上的味道成为一种标志，朴社长口中“绝对不越线”的标志。这种“穷味”既是生理性厌恶，也代表无法逾越的贫富鸿沟。
《寄生虫》早前荣获戛纳大奖，又在刚刚落下帷幕的奥斯卡，摘得最佳影片奖，成为有史以来获此殊荣的第一部非英语电影，其他奖项也使该片成为四冠王。奥斯卡金像奖全称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是覆盖全球电影的世界级奖项，有别于戛纳等艺术性强的电影奖，奥斯卡一直代表着美国的主旋律。因而，此次《寄生虫》大获全胜非比寻常，属于韩国乃至整个亚洲电影史的首个荣誉。最韩国化的故事，却能打动世界，导演奉俊昊等一众演员打造的剧本，无疑向世界证明着韩国电影人的能力。当得知《寄生虫》闪耀奥斯卡后，韩国总统文在寅第一时间发文祝贺，这标志着韩国电影百年的开端。文在寅希望韩国电影人能尽情发挥想象力，他不会干预电影创作。一位总统宴请电影主创人员，并把电影反映的贫富差距作为施政课题。不得不说，韩国写实电影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取材于现实生活热点话题，又直指社会痛点和行业的敏感地带，让人肃然起敬。
韩国电影的写实文化，代表按照生活本真的模样、揭示现实中的假恶丑，表达底层群体和普通百姓的诉求。电影《寄生虫》如社会新闻般真实，看似现实主义，其实更像社会寓言，导演奉俊昊站在阶层对立和贫富差距的角度，揭露出如日本电影《小偷家族》和中国电影《我不是药神》的社会问题。富人坐在高档写字楼和拥有落地窗客厅的豪宅家中，似乎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下人的各种服务；穷人靠给披萨店折盒赚钱，蹭网都要跑到厕所角落，两者形成鲜明的反差。
电影始终对贫富差距无解，基宇的父亲怀着救赎的心情，在富人的“坟墓”地下室度过余生。明灭的灯代表摩斯密码，也代表父亲的爱，日复一日摧残基宇的心。而基宇的解决方案，却只能是许下赚钱买下这栋豪宅的心愿。基宇恰如中国历代皇朝中的奴婢，生而为奴似乎一世为奴，虽在皇宫生活得到改善，但奴婢却忽视了自己的命运被绑在富人身上。阶级固化加速了必将走向破灭的雇佣关系，底层无法向上层流动，一旦挤压了底层的尊严和生存空间，最终会导致其在绝望中用暴力摧毁上层建筑。和《寄生虫》一样，《那家伙的声音》《熔炉》《素媛》《韩公主》《回家的路》等韩国写实电影，不仅构架出商业电影的人文反思和社会批判性，而且具有“社会减震器”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值得中国电影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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