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文学能劈开冻结在我们内心的大海
瓣课君 译言
最近，有两项研究作出了结论，认为读些严肃文学能让人的同理心更丰富，这个消息让各地的人文义者欣喜不已。但我难以决定应去为哪一方欢呼胜利。是为人文主义那不可捉摸的内涵和魅力？还是为社会科学的量化成果呢？
来自新学院的一对社会心理学家和另一批荷兰研究学者各自组织了一场心理研究测试，他们都把测试者分为多个小组。两个项目的研究方法是大约一致的。其中，在新学院的实验中，一个小组读的是文学作品选篇（路易丝·厄德里奇、堂·德里罗和其他作家的作品选段），一组读的是通俗小说，还有一组读的是非小说类型的作品，也有什么也不读的。而后，组织者再要求受试者描述他们的心理活动；或者指导受试者去观看以眼睛为主题的摄像作品，让他们从这些照片去猜测镜头前的画中人的想法。
研究结果令人文主义者欢欣鼓舞。尤其是那些读过卡夫卡的人，在成为大学新生的那年，他们曾充满热情地向每个人提起卡夫卡的名言：伟大的文学能“劈开冻结在我们内心的大海”。研究报告显示，受试者读了文学作品之后，情商有所提高。多项测试更显示，相较于那些读了通俗文学或非文学作品的同试者，严肃文学作品读者的同理心要高很多。
近来，新制定的共同核心教育标准在美国各个学区被匆促采纳。反对者认为，新标准无异于宁愿要让学生去读列车公交时刻表，也要少读虚构文学。所以，这些研究结果更让反对者增添信心。看起来，终于啊，这就是对读书这门艺术的教学歧路的拨乱反正。
不过且慢，对于研究的结果，还能用一种视角去解读。读小说能实际产生效果，这是只读非小说作品所没有的优越性。而这些研究确认的看法是，实际效果是评估小说作品的不可或缺的标准。研究表明，阅读小说之所以有益，因为它让你更容易融入社会。但其实，读列车时刻表也有这样的效果。
美国人总是难以接受那些没有实际的结果的文化活动。“谁每日浪费价值四分钱的时间，他等于每天多花一百镑的钱。”虽然本杰明 富兰克林本人并非恋财之徒，但他的这行警句所包含的看法，印鉴了这个国家的性格。以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懒惰即恶行。（金 卡戴珊便是把自己的闲散时间转换为一个吸金产业，她可算是这 个教条的忠实信徒。）而读小说、写小说都是做白日梦的例子，因为它无法带来或启发任何实质的或具体的结果。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的《麦克高菲读者文摘》教材系列，到这个时代的威廉 本内特所编写的《品德书》（柯琳 顾莱尔和赫伯特 科尔在几年之后所出版的《启发品质》便是一份表示支持的响应），美国人为文学辩护的种种理由，都是认为文学有利于融入社会。你可以提起由那个最刻薄的讽刺家塑造的那两个美国小说中的经典角色，哈克 费恩和汤姆 索尔，他们便是任何有利于道德、社交或赚钱的美国式活动比不上闲散的有力佐证。
或许它是正确的：在这个时代，既要不肯歇息地浏览网页，还要读神经生物学摘要，发掘个人数据，或要研究营利和算法的奥妙——那么对于小说，也要为它 找到一个可衡量的、有利于社会的特性，比如说，同理心。《麦克高菲读者文摘》和其后继书籍便拿文学作为工具，来培育孩子的宗教道德和市民意识，这和小说文 学能增强同理心的言论可彻底不是同一回事。
尽管同理心在情商家族中已算是颇受欢迎，大家更认为这样的品格总是与敏感和亲和力伴随相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商人和律师就是大家见过最有同理心的一类人。他们可以马上摸透他人的想法，顺势利用，从而做成交易，或赢下案子。如此结果却是在折磨或挫败他人。相反地，我们见识过，内向的书虫都不善于揣 摩他人，纵使他们能做得到，他们也不懂得如何从他人感知到的想法做出响应。
这是一片全然不同的领域，连施虐狂身上也能见到同理心。施虐狂的乐趣所在，便是品赏他人的不快和痛苦中最细微的一丝一毫。天生的同理心能产生慷慨、仁慈和自我牺牲。它也能让一个人充满精明和诡计去操纵他人。
文学本身算让我认识了同理心的复杂本质。举个例子，小说作品中或舞台上，没有比埃古更有同理心的角色了。他能发现奥塞罗的心理状态的每一次起伏。相反，奥塞罗，这个高尚而有气量的造物——也有些许自负和自夸吧——他便完全没有这份天赋，无法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如果他能有埃古一半的同理心，他就能发 现妒忌心正在蚕食他那阴险的副官。整部戏便是一堂实例教学课，这种情感能力可用来践踏他人，也能在他人算计前保护自己。但没有人——也没有研究——可以明 确指出，这部戏是培养了更多有同情心的人，抑或更多的埃古。
事实上，这两项研究都没有测试记录到所产生的同理心是否会引发同情心理。奥里利乌斯的金驴，迪福的摩尔·弗兰德斯，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因为《李尔王》里的受罪场面让约翰逊博士太难以忍受，他曾想为这部戏剧改成一个快乐的结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柯尼科夫，阿辽沙或梅什金公爵，包法利夫人，更不用提塞利纳、 纪德、卡夫卡、托马斯·曼等等，这些独来独往的现代主义者的作品的主人公——对这些角色的感情有同感的同理心总会让人陷入自我，远离人情。就算真如欢呼人文主义胜利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同理心永远是良善的、有益而促进社会活力的特质，对于把创造同理心视为文学的基本品质之所在的论证，对于文学艺术来说，这并非新一轮令人激动的扩张，而是对它的一次矮化。
因为缺乏实际效用，小说本身才具有它的独特自由性。如奥登所写，“诗歌不生事”，他并非在抱怨，其实他狂喜不已。小说可能会让人更具同理心——虽然我愿打个赌，那些对小说感受最强烈的人，他在阅读之前早就有更强的同理心。但小说做得最好的，是不会提供预定的、特殊的或容易流程化生产的结果。
为何如此多的人们为虚构文学加上如此多的标签，有些标签甚至是对立的，原因是小说的多面性本质：精神净化（亚里士多德）；精神的险恶堕落（柏 拉图）；道德的狂热放纵（卢梭）；人格外的救赎逃亡（艾略特）；在道德边界之外的强化创造（乔伊斯）。小说毁掉了唐·吉诃德，少年维特，还有包法利夫人， 但它拯救了塞万提斯、福楼拜，还有歌德。
这样说是至少不会错的：就如生命本身，小说的内涵无法数得清，更难以统计。如果艺术是ex nihilo——拉丁语“无中生有”的意思——那阅读便是in exhilo，即“有中求无”。小说在你的想像中展开，以内部相联结的多层意义，减轻了现实在你双肩上的重压。小说有它私密的语言，各分玄妙，别有变化。这样说吧，以我们为起点，回到我们自身的浩瀚无穷的篇章里，故事无疑是通俗化的一页。文学是自由的，充满愉悦的——然后，它就要回去面对日常的困难，回去发出每天的牢骚，回去给人们的思想感情赋予一个特别的含义，回到不安分的尝试，回去到对爱或金钱的追求，回去到要让人有利可图。
原标题：《文学应该是有用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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