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路有冻死骨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全家人都给轰了出去。
老人的观念比较陈旧，外婆总说女孩子念什么书，将来能识字，能看丈夫的家信就行了。所以我弟弟六岁就能去读书，而我和姐姐直到八岁才进正式的学堂。幸亏我父亲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他觉得女孩们也应该去上学，于是说服了外婆。正是由于父亲，我才有机会进学校读书。
我先后上过三个私立小学。我的第一个学校是愚园路的彼得小学，那是一个教会学校。二年级的时候我从彼得小学转到了当时的求德小学，第二年又转到了海宁路的善导小学。我们家有五个孩子，要供五个孩子读书，父母的负担可想而知。直到后来公私合营，中学都是公立学校，没有私立学校了，这时候我才进了公立学校读书。
每逢新学期开始，我和姐姐们领了新书回家后，父亲总要和我们一起包书皮。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现成的漂亮包书纸。当时就是找些干净的牛皮纸，把课本的封面包上。之后，父亲就会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在书封写上“樊锦诗”三个字。父亲练过书法，字写得非常漂亮，他对孩子们也是言传身教，从小要我们练书法。他还找来颜真卿、欧阳询的字帖让我们临摹。我小时候也喜欢模仿父亲的字，潜移默化地，我的字和他的很像。
受我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喜欢听评弹、看戏，特别喜欢跟随家人去听戏，因为到了戏院就可以吃到许多点心。我现在还喜欢评弹和昆曲，最喜欢听刘天韵的《林冲踏雪》。
我从小目睹过什么是“十里洋场”，也目睹过城市贫民和无家可归的流浪人群。抗战期间，上海沦为“孤岛”，市区绝大部分地方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还有英法等其他国家控制的租界。大家都害怕日本人，有时候小孩子哭闹，只要大人一说：“日本人来了！”小孩子连哭都不敢哭。所以我们小时候对日本人的恐惧
是根深蒂固的。我记得每家每户的玻璃窗上都贴着米字格纸条，怕轰炸声把玻璃震碎了，我的印象中连窗帘都是黑的。
在我的记忆里，大人们会给孩子们讲文天祥、岳飞、戚继光的故事，当时的儿童读物主要是这样一类鼓励爱国的书，连积木上也印了这些个英雄人物。在父母和家人的呵护下，我们兄弟姐妹小时候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的印象中，父亲还时常教我们背诵《古文观止》，带我们去看电影。静安寺愚园路附近有一个百乐门影院，我就在那里看过美国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和《绿野仙踪》，后来还看过苏联电影《第三次打击》。
听家里人说，就在我出生那年的年初，也就是1938年1月，因为寒潮入袭上海，有上万人被冻死、饿死。据说到了1939年，情况更加严峻，大多数市民的生活也变得格外艰难，原因是米价疯涨。上海人主要的粮食是大米，由于通货膨胀、筹备军粮，还有游资的囤积和政府的限价，导致了米荒。1949年前的上海街头，经常有要饭的乞丐，我至今还记得在上学路上亲眼看到过路边饿死的难民。一天早上我看见有个经常在同一地点要饭的人，就倒在了那里。很多乞丐都是从外省逃难来的。淮河地区经常闹水灾，安徽一带的难民就逃难到上海来，但是在上海这样的地方也没有他们的生路。（2）《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 口述顾春芳 撰写 译林出版社 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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