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翁戏剧里的“另一个”威尼斯
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威尼斯通常以一个既浪漫又有些哀婉的形象出现。托马斯·曼字字珠玑的中篇小说《魂断威尼斯》，描写功成名就的作家在威尼斯偶遇一位绝美少年，激情和灵感在迟暮时被再度激发，却也因此踏上了一条追随美的归路；石黑一雄的短篇小说集《夜曲》中有一篇《抒情歌手》，讲述欲东山再起的过气歌手与妻子重游威尼斯，歌手在贡多拉上为妻子动情献上分手的情歌；华语作家阿城写了一本《威尼斯日记》，内容并不都关于威尼斯，但威尼斯特有的文艺和浪漫气质显然赋予作者不少灵感。
《魂断威尼斯》、《夜曲》、《威尼斯日记》书影?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这些作品是威尼斯作为一座现代文化旅游名城的注脚，加上闻名世界的两大活动——威尼斯电影节和威尼斯双年展——这座城市持续吸引着各国游客前去一睹风采。曼妙风光的背后，有着震撼人心的历史，威尼斯远不只是旅游城市，而是一座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故事的世界性城市。不如沿着文学作品的河流，上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戏剧，去看一看另一个威尼斯。
作为文艺复兴的源头，意大利对莎士比亚的影响极大。尽管关于莎翁是否去过亚平宁半岛，至今依旧是个悬案，但他的戏剧有三分之一的故事发生在那里，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维罗纳）、《终成眷属》（佛罗伦萨）、《驯悍记》（帕多瓦）等等。其中，以威尼斯为背景的戏剧有两部：《威尼斯商人》和《奥瑟罗》，前者讲述不同族裔间的借贷法律纠纷，后者则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攻威尼斯控制的塞浦路斯岛为背景。不只是巧合，这两部戏指向了威尼斯历史上最核心的两件事：海洋贸易与海洋战争。
《威尼斯商人》书影，莎士比亚 著，方平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威尼斯商人》：威尼斯的海洋贸易据相关学者考证，《威尼斯商人》的写作时间在1596年至1598年间。这个故事和莎翁其他许多戏剧一样，取材于多部先前出版的文学作品，其中最早的参考书是13世纪的拉丁文故事集《罗马人的事迹》和1378年的意大利故事集《呆子》。前者只贡献了彩匣择婿的情节，且并不发生在威尼斯，而后者则贡献了主要故事情节。
从最宽泛的角度，可以认为《威尼斯商人》的故事发生时间，上至公元前10世纪末威尼斯取得亚得里亚海制海权后，下至1598年。这段时间，威尼斯凭借海洋贸易，从小渔村发展成西欧第一经济强国。“威尼斯商人”是在世界贸易中举足轻重的一群人，是沟通东西方贸易的纽带。
在巴珊尼向夏洛克借钱的场景中，经由夏洛克的嘴，观者了解到安东尼是一个“有身价的”大贸易商，他有若干条商船，分别开去了黎波里、印度群岛、墨西哥、英格兰等地。这里，威尼斯商人从事贸易的“全球性”可见一斑。但有两个点是莎翁的艺术处理。其一，安东尼拥有若干条商船是不太可能的。威尼斯海洋贸易的一大特征是国家主导，1255年建立起了固定航线制度，虽然最初存在私人船队，但很快就国有化了。剧中属于安东尼的那种航程遥远的大型商船，是禁止私有的。
这种“共同体”意识下的贸易模式，是威尼斯称霸地中海的制度基础，它避免了大商人独占商船，为中小商人参与海外贸易提供了公平的机会，从而防止了国家经济僵化，也是威尼斯长期维持“共和国”政治体制的保障。威尼斯的头号竞争对手热那亚，则拥有完全相反的民风。热那亚人偏好单打独斗，共同体意识较弱，贸易市场被巨贾独占，虽然他们在航海和造船技术上不亚于威尼斯人，但始终没能超越威尼斯的海上贸易地位。国家干预和自由经济的优劣对比在这个案例上似乎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15世纪威尼斯的固定航线，图片来源：《海都物语》，盐野七生 著，徐越 译，中信出版社
其二，印度群岛、墨西哥并不是威尼斯的贸易目的地。黎波里位于地中海沿岸，是传统的贸易目的地，而英格兰及附近地区则在14世纪才纳入威尼斯的贸易航线，其需要驶出直布罗陀海峡，沿大西洋东岸北上，是威尼斯国家船队最远的航线，也是唯一的大西洋航线。莎翁的生活年代是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初，这个时代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是“地理大发现”（15至17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支持的航海家率先进入了大西洋未经探索过的海域，法国、荷兰、英国紧跟其后，也加入了新航线的探索。在这种背景下，莎翁将新的贸易目的地写到剧本里面不足为奇。尽管在莎士比亚时代，西印度群岛（位于美洲）已经为欧洲人所知晓，但东印度群岛在当时已是非常重要的香料供应地，而且在达伽马发现通往印度的新航线后，可以直接经海路到达，所以剧中的印度群岛应该是指东印度群岛。墨西哥当时则处于被西班牙人殖民的过程中，从而也进入了全球贸易体系。威尼斯人从未将自己的航线开辟到东印度群岛和墨西哥，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未能适应国际贸易新体系的挑战，正是其渐渐衰落的原因之一。
《威尼斯商人》中，还提及了与发达的海洋贸易相配套的两个重要的制度和行业：法制和金融业。剧情主线是安东尼和夏洛克的一场借贷纠纷，安东尼无力偿债后所说的一段话可以代表威尼斯的法治精神：“大公不能拒绝受理他的诉讼；外邦人在咱们威尼斯，明文规定，自有应享的法权，一旦给否认了，那就动摇了国家立法的根本——影响了人家对这个城邦的信心。”大商人安东尼心里很清楚，威尼斯商业繁荣的基础在于对不同人群公平地执行法律，而这正是剧中这场诉讼得以展开的立足点——正义必须在法律之下实现。威尼斯的法律有一条就足以证明其当时领先于欧洲各国：神职者在共和国领土上的犯罪，由威尼斯法庭审判而不是教会法庭。最后安东尼“胜诉”的依据不是道德，也不是正义，而依然是法律。
2004年电影版《威尼斯商人》中，阿尔·帕西诺饰演的夏洛克
威尼斯的金融业在剧中的代表人物是犹太人夏洛克。相对郁郁寡欢的安东尼（一说是因为对巴珊尼的同性之爱所导致），夏洛克是一个精气神儿十足的主角，莎翁也曾写下本剧的另一个剧名：威尼斯的犹太人。所以，这部剧的第一男主角应该是夏洛克，而不是除了对朋友的无私奉献却无其他“看点”的安东尼。夏洛克作为一个犹太人，在威尼斯从事的是高利贷行业——金融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的起源就是有息放贷，要是都像安东尼那样无偿借款，这个行业就不会存在。在剧中，犹太人是饱受歧视的种族，连前来借钱的安东尼都没什么好态度（所以他很不招人喜欢），对夏洛克百般侮辱。这背后不仅仅是对犹太人放高利贷的敌视，而是不同宗教信仰下对有息放贷的不同理解。从古老的犹太教中衍生出来的基督教，其教义就是耶稣和门徒们对《旧约全书》内容的解释，其中对《申命记》借贷教规的解读为：只要不是敌人，就是兄弟，所以，几乎不可以对任何人做有息放贷，有息放贷等同于偷盗。从公元332年开始，教会正式禁止有息放贷，违者死后将被打入炼狱底层。而犹太教学者却在公元1世纪到5世纪（罗马统治时期），致力于对圣经进行生活化的解释，对《申命记》相同的这一条，区分了“兄弟”和“外方人”，只有犹太人是“兄弟”，其他人都是“外方人”——这样的解释，使得犹太人可以向“外方人”进行有息放贷。故而，安东尼作为一个基督徒借钱给别人是不可以收利息的，但犹太人夏洛克却可以问基督徒收利息。在商言商，安东尼对可以从事金融业牟利的犹太人的鄙视，就不知是真的鄙视还是出于嫉妒了。
也是因为上述教义，犹太人被欧洲各国排斥和驱逐，一部分人逃难到威尼斯。宗教色彩不那么浓厚的威尼斯共和国，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欢迎但限制，他们被准许成为威尼斯市民，进行商业和金融业活动，但必须聚居在特定区域内。作为金融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犹太人的有息借贷在贸易之都威尼斯，定是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正如他们后来在世界金融中起到的独一无二的作用一样。而金融业和威尼斯的法治，一起构成了贸易强国的重要基础，千年海都威尼斯在地中海贸易时代保持着持续繁荣。
《奥瑟罗》书影，莎士比亚 著，方平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奥瑟罗》：威尼斯的海洋战争硬币不可能只有一个面，代表威尼斯的这枚硬币，正面是海洋贸易，反面是海洋战争。晚于《威尼斯商人》的剧作《奥瑟罗》，将背景从威尼斯本土拉到了临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塞浦路斯岛，主角亦从商人变成了海军将领。《奥瑟罗》的背景相对《威尼斯商人》要明确得多，一般认为主要故事情节取材于意大利作家钦蒂奥于1565年出版的《故事百篇》中一篇名为《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短篇。莎翁的再创作将故事的背景细化，剧中第一幕说到，威尼斯得到土耳其人大举进犯塞浦路斯的情报。真实历史上，这个事件发生在1570年。
威尼斯乃一隅之地，处于当时东西方势力的夹缝地带，因抓住了贸易机会而发展成地中海强大的商业城邦。海洋贸易是国家的立国之本和发展之源，为保障和促进海洋贸易，在公元10世纪末皮耶罗·奥赛罗任元首时期，威尼斯就开始在地中海沿岸建设“海上高速公路”——布置军事性的城塞，控制制海权，保护商船的安全通行。军事行动也好，和平谈判也好，威尼斯的目的是争取和保障贸易的权利，而从来不是为了扩张领土或争霸世界，对于其控制的地区通常都让其自治。
克里特、塞浦路斯位置图，底图来源：Google地图
地中海东部有两座最大的岛屿：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这两座岛屿对地中海贸易来说是战略要地，也是威尼斯维持其贸易地位必须控制的地点。威尼斯首先得到的是克里特岛，那是在13世纪初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胜利后，威尼斯人获得了新建的拉丁帝国八分之三的领土，其中有包括克里特岛在内的地中海众多岛屿。共和国将这些岛屿分配给了名门望族，让其依照国家的基本方针管理。克里特岛作为东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在拉丁帝国分割领土时归属于孟菲拉特侯爵（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统帅），威尼斯用特撒利和1万马克的代价将克里特换到手中，一直到1669年被土耳其人夺走。塞浦路斯岛未被威尼斯直接占有，在13世纪后半叶，亦属于威尼斯国家固定航线中的重要目的地和中转地，奴隶被商人们从黑海沿岸贩卖到该岛充当农奴；经由塞浦路斯，商人们将欧洲的纺织品、金属制品、玻璃制品等销售到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又从这些地区进口香料、丝绸、染料和农产品。
同克里特岛不同，塞浦路斯岛属于法国殖民地，为香槟公爵家族所控制，所以威尼斯在该岛的经济利益不是独占的，而与其海上第一大对手热那亚共享并竞争。14世纪后半叶，热那亚舰队占领了塞浦路斯第一大港马古斯塔，胁迫塞浦路斯王改变亲威尼斯政策，威尼斯当时在处理匈牙利进犯达尔马提亚地区的事，无力顾及塞浦路斯，于是将该岛的经济权益拱手让给了热那亚。而在赢得对热亚那决定性胜利的基奥贾战役后，威尼斯却在1381年签署的“都灵和议”中认可了热那亚在塞浦路斯的政治特权。再度控制塞浦路斯，是到了1489年，嫁给塞浦路斯王的威尼斯贵族之女卡特丽娜·科尔纳罗在丈夫死后所掌握的政权（其幼子登基）被那不勒斯人支持下的尼科西亚大主教篡夺，威尼斯人助其夺回政权后，由于其幼子的死亡引发了更多动乱，威尼斯人遂让卡特丽娜退位并实际控制了塞浦路斯。
费尔南多·贝尔特利关于勒班陀战役的画作，收藏于梵蒂冈地图廊，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回到《奥瑟罗》的威尼斯。这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1570年出兵塞浦路斯，距离其第一次和威尼斯交战已经有100年了。而土耳其人此次出兵的原因竟是嗜酒成性的苏丹塞利姆，想要将当时最好的葡萄酒产地塞浦路斯据为己有。塞浦路斯虽然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地中海东岸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但这座岛屿是十字军被伊斯兰人赶出东方世界后，依然属于基督教势力范围的唯一残存。苏丹一意孤行占领了全岛，并包围孤城法马古斯塔，震动了基督教世界。在教宗庇护五世的支持下，欧洲天主教国家组成了包括威尼斯、西班牙、热那亚、圣约翰骑士团、托斯卡、萨伏依、乌尔比诺、帕尔马等天主教国家神圣同盟，前来救援。双方在帕特拉斯湾（距离塞浦路斯还很遥远）进行了一场西方自古典时代以来规模最大的海战——勒班陀战役。虽然这场战役以奥斯曼帝国战败告终，但威尼斯再也没有夺回塞浦路斯岛。剧中，土耳其人进犯塞浦路斯，舰队未到达目的地，就在巨浪中全军覆没，这恐怕是莎士比亚时代西欧对东方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普遍的仇视和恐惧之心理表现。
自古以来，贸易和战争就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冤家。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生意是做不起来的。贵为“地中海女王”的威尼斯，先是和同为意大利城邦国家的贸易劲敌热那亚交战，断断续续打了一百多年，后又遭遇异军突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又打了两百多年，《奥瑟罗》中塞浦路斯岛之争是其中一个缩影。
结语
莎翁戏剧的故事情节通常曲折离奇，人性描写亦是复杂而激烈，《威尼斯商人》和《奥瑟罗》也不例外。除开这些“戏剧性”的要素，在这两部关于威尼斯的剧作中，对故事背景稍加探究，就会发现莎翁对民族性格的把握也非常之精准。
在《威尼斯商人》中，通过一桩离奇的诉讼案件，莎翁笔下展示了威尼斯从个体到整个国家的一种“商业精神”。剧中人物都在商业逻辑和法律规范下行事，除了安东尼和夏洛克，巴珊尼也拥有一颗典型的商业头脑，他借钱的目的是装点门面，娶到富有的波希霞，其实是一种投资思路。这种“商业精神”或曰“商人思路”，是威尼斯人最本质的特点。这种特点根源于威尼斯的地理和资源环境，身处亚德里亚海深处的浅滩，威尼斯仅有的自然资源是盐和鱼。要生存，除了开展对外贸易，别无他法。谁知，这不得不从事的事业竟然在几百年时间里，将威尼斯塑造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在地中海贸易时代，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商人能和威尼斯商人相提并论。
不知莎翁在看到钦蒂奥《威尼斯的摩尔人》的故事时会不会这样想：我已经写过一个关于威尼斯商人的故事，这次应该写一个关于威尼斯海军军人的故事。《奥瑟罗》其实隐约也呈现了威尼斯海洋战争中的一种“被动”特征，一直以防御为主要策略。要知道，威尼斯曾经不仅是西欧第一大经济强国，也是第一大海军强国。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尽管一路都在为制海权和贸易自由而战斗，威尼斯人似乎从未想要大举侵略其他民族，或别国的土地。执念于做生意，而不像许多其他国家和民族那样权力欲膨胀，这可能还是商人本性使然。这样看来，商人就显得有点可爱了。
莎翁的时代也是威尼斯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东有奥斯曼土耳其的称霸野心，西有打开新航路欧洲新势力的崛起，《威尼斯商人》和《奥瑟罗》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代海洋贸易强国、“地中海女王”威尼斯的挽歌。
（作者系半层书店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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