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中日之间的误解与错位
□本报记者李师胜
作家李长声先生被誉为“文化知日第一人”,他的文字延续了黄遵宪、周作人以来的“知日”传统,不但有知识、有见识,更有态度,为读者“知日”带来新意。
他推崇随笔,认为日本文学传统就在随笔,哪怕是《源氏物语》,本质上仍是随笔性的叙述；他更认为,随笔是日本文化得以建立自身审美的关键。在本周开幕的香港书展上,李长声会以“村上春树如果不进京,可能不会写小说”为题做讲座。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李长声先生,请他结合旅日30年的经验阐述对日本文化以及中日关系的认识。
>>我最佩服日本人的持之以恒
齐鲁晚报:7世纪“白村江”之战后,日本潜心学唐多次派出“遣唐使”。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远远超过中国对日本的研究,但您在著作中指出,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并不少,为什么这样说?
李长声:首先,日本对中国研究较深,甚至很深,这是事实,但事实的背后有原因。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可以分作两部分,一是对历史的研究,二是为侵略的研究。关于日本的文字记录,最早的是我们陈寿的《三国志》,他们自己的记录《古事记》是几百年以后了。起码自秦汉以来,日本持之以恒地拿来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就是研究他们自己。当日本要侵略掠夺中国时,当然要认真、深入、仔细地研究中国,连哪里有个小煤田都知道。除了元朝,出兵过日本,此外中国从来不曾想侵略它；文化上远远落后于中国,也用不着跟它学。后来它打败了中国,中国人很快就向它学习,反倒是它又进犯中国,打断了我们的学习。如果不算台湾,那么我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开始学习日本了。但是它当惯了学生,有学生的小心眼,不会好好教。
最早研究日本的,就是中国人,比他们自己都早。唐人就有诗,说日本人“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现在也可以这么说他们。唐书中也说他们“不以实对”,这始终是他们的民族性,如今叫“暧昧”了。大江健三郎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到斯德哥尔摩讲这一点。美国《菊与刀》对日本人的认识,特别是关于两面性,并没有超越戴季陶、周作人,只是换了西方的角度,多了些文化人类学的说法罢了。
齐鲁晚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日“同文同种”,但事实远非这句话所能概括。以您在日本生活30年的感受来说,中日国民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李长声: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雨,况且隔着海,两国的人不同是正常的,同才不正常。不过,同是人,同样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大同小异,不必把不同看得多么不得了,好像活在小说中一样。
我最佩服的是日本人的持之以恒。报刊上连载小说或漫画,连载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因为有恒,才能有细节。我们说卧薪尝胆,只是个成语,打比方而已,他们却践行。电视上看见小泉、安倍在美国人面前一副孙子样,但我知道那是在卧薪尝胆。
齐鲁晚报:中国人做事也讲究认真,可经常大而化之,“差不多”就行。日本是另一个极端,凡事讲究“精细”,比如茶艺、茶花,有把所有的东西“缩小”的倾向。造成中日之间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
李长声:日本作家开高健曾遗憾日本没拿来中国的“马马虎虎”这个词。这也是自然环境造成的。中国大,民族多,都精细起来,可丁可卯,就无法大团结了。日本起初也要学中国的大,例如仿造长安城,例如奈良的大佛,但会把从中国拿来的文化改造、发展成日本文化,你大而化之,我就缩小,精雕细琢。
齐鲁晚报:目前,到日本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部分游客素质不高,给日本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您认为,日本国民对中国有哪些误解?国人到日本旅游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李长声:日本人也未免过分,既想挣人家的钱,还要一切按他的规矩办。国人要注意“场合”二字,有的场合,例如在酒馆里喝酒,大声说话也无妨,可能日本人的声音更大,但有的场合不可以,例如咖啡馆,大声说话招人烦。中国人以不守规矩为能事,再加上人前显贵,给哪里都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不过,素质会一点点提高的。
>>日本人的矛盾性被特别强调了
齐鲁晚报:说到日本、日本文化,很难绕开《菊与刀》,日本人本身具有矛盾性。其实性格矛盾在每个国家国民身上都不同程度存在,但在日本人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造成日本人性格矛盾的原因是什么?
李长声:也未必日本人表现得特别明显,而是被特别强调了。中国人向来说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中国的谚语都有正反两个,互相打脸,但中国人运用自如。至于原因,读读《矛盾论》吧。
齐鲁晚报:日本小说家石田衣良说,“日本要是没有了,世界上遗憾的也就是失去漫画和电子游戏罢了。”日本漫画兴盛的原因为何?您有没有建设性意见,有关中国能从日本漫画借鉴哪些元素?
李长声:日本文化本来具有漫画性。中国年轻人喜欢日本漫画,好像也喜欢美国电影,可能是因为人家的东西具有先进性。那就要从自己身上找出落后的原因。中国也在拼命搞这些,有一种别人有的我也要有的心理。各国有各国的文化,各有长处。中国在世界中,不可能把世界搬进中国来。日本漫画之所以被喜欢,因为它是日本的。喜欢日本漫画就看原装的日本漫画,喜欢中餐就吃地地道道的中餐。进日本书店看看,漫画铺天盖地,我们看到的都是被选出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真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样才能把漫画发展起来。
齐鲁晚报:同样是酒局,在日本和中国大有不同,在您主编的《中日之间:误解与错位》中对日本的“酒会”进行了解释,这与中国请客吃饭有何不同?
李长声:中国叫饭局,目的是吃,吃菜。出门之前老婆嘱咐多吃少喝。日本叫饮会,目的是喝,即使不能喝酒,也会要一杯饮料凑趣。饭局也好,饮会也好,是一种交际,这一点哪里都一样。最大的不同好像是对于醉酒,日本比较宽容,虽然也大不如前了。中国人爱劝酒,把人家灌醉,却又说贪杯,最典型的矛盾性。
齐鲁晚报:日本人很懂礼貌,鞠躬时腰弯成90度,见面很客气。日本人在内心里果真如此吗?会不会腹黑?
李长声:我们见面也客气,只不过不鞠躬。鞠躬比握手好,过去曾搞过预防肝炎互不握手。抱拳或作揖也很好,省得挨个握手。握手是无聊的西方文明之一。礼貌本来是外表,是形式,用不着内心,所以外交场合要加上“诚挚”之类的说辞。
齐鲁晚报:佛教入日几经兴废,如今佛寺众多,信徒占人口八成；日本明治维新后也极力推崇神道教。目前佛寺和神堂杂糅,您认为佛教和神道教哪个对日本人的生活影响大?
李长声:对生活的影响以佛教为大。明治维新推崇神道,立为国教,主要在精神方面,如忠君,这很容易变。日本的佛教不但是宗教,而且是文化,是生活。例如,茶就是和尚从中国带回日本的,从寺庙传到民间,又发展出茶道。茶道的精神支柱是禅思想。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是从寺庙传到民间的,包括饮食及其规矩。神道本来是原始宗教,自然崇拜,弄得有模有样的历史并不长。明治以来,佛寺和神社分得很清楚,据统计,神社比佛寺多。很多日本人说不上信什么,有神敬神,有佛拜佛。过年时哪个离家近,就去求哪个。
>>日本最成功之处是重视教育
齐鲁晚报:您的文章多写日本,但是写自己的方面比较少。与旅游者不同,您在日本是“讨生活”的,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吧?
李长声:在哪里讨生活都难。没有钱是最大的窘境,打工,挣来钱就化解了。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不挑食,不大有什么不适应。
齐鲁晚报:提到日本,总也绕不过日本制造和工匠精神,尤其是在汽车和高科技产品方面,前些年日产的马桶盖被国人追捧,这些都是“日本第一”信条的主要支撑。您认为,在哪些方面中国可以向日本制造借鉴?
李长声:敬业,凭良心,对得起工资,干好本职工作。中国人早就知道这些。日本制造走向世界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买马桶盖,可能因为中国没有,也可能日本质量好,或者便宜,无可厚非。歌手麦当娜也买过。但买的人多,就壮观了,引人注目。
齐鲁晚报:近期日本队在世界杯表现得可圈可点,给亚洲足球挣回了不少脸面。还有日本球迷在球场捡垃圾的照片,有人认为这得益于日本的教育体制,是这样吗?
李长声:日本足球是日本的事,跟亚洲没关系,不要与有荣焉。日本教育上最成功之处是重视教育。对教育的重视,中国现在也不如日本明治维新那时候。
齐鲁晚报:周作人写到,“中国人原有一种自大心,不很适宜于研究外国的文化,少数的人能够把它抑制住,略为平心静气地观察。”当然,也有一部分中国人有“哈日”的倾向,您又是如何理解这两种极端观点的?
李长声:自大心是“中国人原有的”,即使能够把它抑制住,平心静气也只是“略为”,周作人这话说到家了。大概崇洋媚外才没有自大心吧。电视剧里演的那些汉奸也不会有。哈日也没什么不对,只是不要走极端。
齐鲁晚报:在《两千年友好的神话》一文中,您以“渡尽劫波兄弟在,中日豆腐很好吃”作结尾。作为一个侨居日本30年的“知日派”,您理想中的中日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李长声:中日两国理想的关系是相安无事。双方要努力少管对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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