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东京一年
□本报记者 江丹
2016年，蒋方舟独自在东京生活了一年，那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个人度过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但那绝对不是“诗和远方”，东京同样有无奈的人性、琐碎的沟通、窘迫的算计和虚伪的寒暄。最近，她的《东京一年》出版，记录过去一年在异域的诸多生活片段。
去了罗马的歌德对自己的母亲说，我将变成一个新人回来。事实上，歌德没有变成一个新人，在东京度过的一年也没有把蒋方舟变成一个新人。
受苦正成为一代人的身体追求
在东京的时候，蒋方舟去买了亚瑟士的跑鞋和运动服，晚上去住所附近的皇居跑步。皇居是东京的跑步圣地，一圈正好5公里，沿路有专门为跑者提供饮用水和休息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这里据说是村上春树爱跑步的地方。
蒋方舟刻意留意四周，期待偶遇村上春树。她没有看到村上春树，而是发现了一堆村上春树的克隆者。他们跟村上春树一样，矮小结实，神情肃穆。
蒋方舟介绍，这些跑步的人正是白天坐地铁的上班族，在地铁门的一开一关中深感疲惫和麻木。到了晚上，他们脱下米色和黑色的商务装，换上专业的运动装，跟上百人一起在窄窄的跑道上起跑迈步，很有仪式感。
这两年来，蒋方舟时常在社交网络上看到别人在晒长跑之后的照片。照片里的他们“面色潮红，全身汗湿，裹在紧身衣里”。她有一个朋友是超级马拉松的跑者，这意味着他需要在野外环境里跑100公里，甚至300公里，他的身体晒伤，双脚起泡，肩膀皮开肉绽。
在蒋方舟看来，这些人之所以爱跑步，是因为跑步是一种苦修，而苦修，是对过剩的回应。对很多经济条件足够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过剩的时代，“食物过剩，糖分过剩，卡路里过剩。而互联网创业的热潮中，很多人的很多努力都是为了让别人更懒一些，人和食物之间的距离被缩短了，食指一动，就等着外卖小哥敲门。”
蒋方舟认为，中国的两代人对待食物恰是相反的两种态度。中国最先胖起来的一代人，经历过饥荒和饥饿，因此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缺，所以什么都吃。而新兴的都市青年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所以什么都不吃。这些人不仅戒糖、戒油，还要通过跑步这种单调的运动把身体上过剩的能量消耗掉。
受苦是一代人的身体经验，也正在成为另一代人的身体追求。潘石屹在跑马拉松，王石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他们已经成为一种被看齐的标杆。越来越多的都市青年人试图用苦修的方式锻炼自己控制身体的能力，或者说，很多人身体的很多功能已经被工具替代，他们需要借助这种苦修找回自己的身体。
“我相信潘石屹和王石并不是为了作秀，或者为了征服的虚荣，而是真的享受这种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说遥远而陌生的身体痛苦。痛苦放大了人对身体的觉知，痛苦让人感觉到自己正在活着。”蒋方舟如是说。
作家是无法表演“作家”角色的
今年6月，日本第153届芥川文学奖的获奖作品《火花》在中国上架。在出版方的宣传文案里，这本书最大的噱头除了芥川奖本身，就是它的作者是一名搞笑艺人。
关于这本书和第153届芥川奖，当时正在日本的蒋方舟显然比我们知道得更多。据蒋方舟在《东京一年》里的介绍，第153届芥川奖，其实是两个作家平分，一个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搞笑艺人又吉直树，另一个是30岁的作家羽田圭介。
又吉直树获得芥川奖，在日本国内十分轰动。他是80年内唯一获得芥川奖的艺人，而且是搞笑艺人。地铁的海报上、饮料瓶上都可以看到又吉直树的广告，热闹的气氛不亚于他的搞笑表演。
不知道之前一直老老实实写作的羽田圭介是否介意与又吉直树平分芥川奖，但他的风头几乎被又吉直树盖过。在日本的书店里，羽田圭介的书旁边有个牌子，上面写着：“我也得了芥川奖哟”。
蒋方舟说，羽田圭介从高中时写作出道，几乎每部作品都获得过芥川奖的提名，是这几年日本风头最劲的年轻作家。可他的身上实在找不到可以大肆宣传的“卖点”，他娃娃脸，下巴很短，跟“美男作家”是有些距离的。为了知名度，他也开始参加综艺节目，在节目上很卖命，但有些呆子气，总是扮演被欺负的角色。当他站在舞台上时，远没有搞笑艺人又吉直树来得自如。结束白天的写作之后，晚上再到电视台录节目，羽田圭介疲惫得躺在狭小的化妆间里起不来。
由羽田圭介，蒋方舟想起了自己参加一档真人秀综艺节目的经历。蒋方舟回忆，这个所谓的真人秀节目伪装成24小时不间断拍摄，“所有起床的镜头都是化妆师化好了妆再躲进被窝，假装惊恐和愤怒地被摄影师叫醒。”
参加这档节目的嘉宾，除了蒋方舟以外，其他人都是艺人。在蒋方舟看来，他们都非常善于展示自己讨喜的那一面，而自己却窘到了极点，几乎所有镜头她都是叉着腰一脸尴尬，“像是作弊被抓”。当她被淘汰后，摄影师扛着摄像机跟了她很长时间，大概是想拍到她哭泣的镜头。对电视镜头来说，嘉宾的这种负面情绪其实是宝贵的。结果蒋方舟只给了镜头一个迅速收敛的干笑。这或许让摄影师感到失望，蒋方舟看到，摄影师在放下摄像机的时候骂了一句街。
“我无法表演‘作家\’的角色，因为作家表演不出来。在世界上所有的职业里，恐怕只有作家是越清醒才能越优秀的。其他职业的成功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催眠，鼓励自己克服缺点、战胜脆弱。只有作家不需要，作家住在自身缺点搭建成的监狱里。”蒋方舟写道。
川端康成的小说里没有写过自己妻子
蒋方舟在东京看了很多展览。其中一次是东京站美术馆的川端康成的展览，包括川端康成收藏的现代艺术、川端康成的通信，以及他的著作封面等。这次展览还展出了跟川端康成的初恋有关的一些内容。
川端康成在20岁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叫伊藤初代的姑娘，他们确定了婚约，后来却被伊藤初代单方面毁约。伊藤初代长相清秀，瘦弱伶仃。后来，川端康成娶了松林秀子——一个看起来很强壮的女人，体型有他两个大。川端康成的小说里，没有以自己妻子为原型的女性角色。
展览的结束部分用的是晚年的川端康成与年轻的日本影星吉永小百合的合照，“两人并肩坐在片场，吉永小百合低头笑着，头微微偏离他的方向，他目视着前方，害羞地压抑着自己的笑容。”那时候，吉永小百合正在演根据川端康成的作品所改编的《伊豆的舞女》。照片旁边的解说写道，川端康成是不太笑的，但那段时间经常笑。
在神乐坂120周年的展览上，蒋方舟再次看到了川端康成的照片，以及更多其他作家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拍的是当时49岁的女作家向田邦子，眉眼俊朗，精明能干，“她坐在拉面店的柜台前愉悦地回头，仿佛听到友人的召唤”。
蒋方舟说，向田邦子被誉为“昭和民族的张爱玲”，她们都爱写家庭与恋爱，都爱写人内心的猥琐见光时那一霎的窘。蒋方舟认为，她们也有很大的不同，张爱玲写的是“幻灭”，而向田邦子则一点希望都不写。
向田邦子的父亲暴戾，作为长女的她是家中的唯一依靠，通宵写作，赚钱养家。被父亲赶出家门，她就在外面租个小房子继续创作。她的一生创作了一千多个剧本，一万多个广播剧。
51岁那年，向田邦子获得了直木文学奖项，但是招来很多质疑和非议，人们说她太年轻，配不上这样厚重知名的文学奖项。向田邦子为自己抱不平：“我20年来专注文学，牺牲了妻子的身份和孩子，一切都牺牲了。身边也有走投无路而自杀的文学好友。在外界略有了点浮名，审查员给个普通的奖，就有人让我辞退，实在怒不可遏。”
第二年，向田邦子死于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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