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书记：“他拥有哈姆雷特所说的……自由灵魂”

《莎士比亚的自由》，[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著，唐建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5月版，192页，49.00元

2020年的日历即将被撕去最后一页。如果要选择一两个词作为世界性的年度关键词，可以肯定太多的人都会选择“疫情”和“生命”。这当然有充足的理由，但细想之后我宁愿选择的是“生命”与“自由”，因为疫情让我们重新思考生命与自由的关系。无论如何，以对“自由”问题的阅读和思考目送2020年的远去，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莎士比亚的自由》（原书名：Shakespeare”s Freedom,2010；唐建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5月） 全书的第一句话、第一个段落就几乎说出了我们应该“不忘莎心”、应该认真阅读莎士比亚作品的全部理由：“作为作家的莎士比亚是人类自由的体现。……虽然他生活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君主制社会中，是被束缚的对象，且在这个社会里，言论和印刷都受到监管，但他拥有哈姆雷特所说的自由灵魂。自由——这个词及其变体他用了数百次。在他的作品中，“自由”意味着“被限制的、被囚禁的、被约束的、不敢明说的”的反义词。”（第1页）格林布拉特接着说，人们并非到了现在才认识到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自由”品质，他的朋友及竞争对手本·琼生（Ben Jonson）就说过莎士比亚是一个非常“开放和自由”的人。

问题是对于我们而言，虽然莎士比亚早已成为挂在口头的伟大文学的象征，虽然我们的学术检索网络中已经积累了无数莎学研究成果，但我们是否能在真实的生存境况中时刻想起和思考莎士比亚的自由的灵魂，作为我们认识时代和人生的重要启迪？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这本只有十来万字的小书让我感到分量很重，这位《诺顿版莎士比亚全集》的主编作为莎学权威的学术水平固然不用怀疑，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文学批评以敏锐和犀利的思想性把莎翁的自由灵魂与我们的时代紧密相连。

有人评论说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善于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出被他人忽略的细节，并将这些细节用作重新审视作品本身的棱镜。（《新政治家》）我想更应该说，格林布拉特并非只是书斋里的莎评家，他的莎评与现实政治并不脱节，他用来重新审视莎翁作品的那面棱镜时常会投向现实生活。例如，当他从莎剧论述到基督教的两个主要历史宿敌（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时候，他的头脑马上会闪过咖啡馆和火车站的爆炸、被炸成碎片的公交车、人群中的那些背双肩包或穿厚外套的人这样的当代恐怖主义图像。作为读者的我们当然也会深受感染，当格林布拉特说“莎士比亚生活在一个绝对主义的世界中”（第1页）的时候，我们会跟随他穿越到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那时英国王室的律师和理论家精心打造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王权概念，以各种混合着宗教教义与政治动机的学说堂而皇之地强调对王室的绝对忠诚。虽然他认为王室绝对主义（Royal absolutism）是一种虚构的概念，但是他指出“这样的绝对主义主张一再被提出，而且它们尽管明显经历了失败，但看起来并不荒谬，因为它们与宇宙由一个绝对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统治的主流观点相呼应。确实，在莎士比亚的时代，那种认为神明拥有强大但有限的力量——如希腊和罗马诸神——的观念似乎不再令人信服，人们认为，这是将恶魔置于真正的上帝之位的结果”。（第2页）莎士比亚面对的就是“将恶魔置于真正的上帝之位”的时代，因而才会炼成他的哈姆雷特和他的自由灵魂。

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布鲁姆一直惮心竭虑地提醒我们，应该从莎士比亚作品中认识和理解人类的政治现象及其永恒的难题，从而理解人性与政治的联系。在莎学研究中，这是关于文学叙事与政治叙事的内在关联的重要议题；对于更多的读者而言，莎士比亚作品所唤醒是对政治权力、公共事务、个人性格以及国族命运之间关系的联想和思考。但是还应该指出的是，文学史家和文学理论家对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政治性的解读更多只是局限在文学的、理论的场域之中，但是现实政治场域中的统治者有时会比莎学专家对莎士比亚作品更为敏感，更能发现文学叙事与政治现实的联系和危险性。举个例子。在2012年泰国当局曾明令禁止播映改编自莎士比亚名著《麦克白》的电影《莎士比亚必须死》（Shakespeare Must Die），当局认为该电影“含有会导致人民分裂的内容”，可能会煽动政治狂热。影片导演因格当然认为禁演决定是“荒谬”的，而且谈到这一禁演决定给人们带来的真实感受：“我觉得我们好像正在走向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那里充满恐惧，每个人说话的时候都必须小心翼翼。”问题是她为这部电影辩护的说法不仅没有打消统治者的顾虑，反而似乎说明禁演是有理由的，因为她说那个类似他信的主角代表了所有被指控犯有贪污和滥权罪的领导人，比如利比亚人观看时会认为这就是卡扎菲。其实，“××人观看时会认为这就是谁谁谁”的网络流行句式就是禁演的最大理由。说实话，野心勃勃、弑王篡位的麦克白将军，在神世与人间的暴政、恐惧与奴役的主题，就凭这两点，被禁演一点也不奇怪。应该承认，沙士比亚作品中的政治性与现实政治中的戏剧性互为激荡，成为了激活想象、挖掘真相和思考政治与人性的永恒思想文本。

多年前我曾读过阿鲁里斯、苏利文主编的《莎士比亚的政治盛典—— 文学与政治论文集》（赵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收入的十二篇论文均以对情节结构、冲突细节和人物语言的精心分析和同情理解作为引导，力图以不同的关注方式揭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政治哲学思想。该书“前言”认为，“莎士比亚最有效地为我们展示了万花筒般的政治景观。他丰富的经典著作展现了君主制与共和制、暴君与国王、思想家与战士、基督徒与异教徒。通过对如此壮观的政治盛典极富诗意的表现，莎士比亚促使我们去思考维持不同政体的必要条件和推翻不完美政体的可行性。”所谓“万花筒般的政治景观”与“政治盛典”在现实中其实只是对于有资格在场或有观察能力的人而言才是真实存在的，在普通人的政治视野中那些实际上决定他们命运的“政治盛典”往往是隐匿的或者只是一幕表面的仪式。莎翁作品的作用就在于唤醒观众，把他们从自以为日子平常或岁月静好的现实幻觉中驱赶出来，让他们看到在盛典与仪式幕后的亨利五世们泛滥无边的野心与权力的傲慢与专横。

格林布拉特的《莎士比亚的自由》通过让读者看到莎士比亚如何生活在一个绝对主义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圣经》、王权、上帝、贵族等拥有绝对权威，从而认识到必须严肃思考服从与反对的选择及其理由，思考个人选择的权利和可能性。毫无疑问莎士比亚是强烈反对绝对权威主义的，并不断探索摆脱这种绝对主义的可能性。在该书中，“格林布拉特向我们展示了莎士比亚如何揭露国王、将军和教会的阴谋诡计和自命不凡；如何探索情人间的溢美之词和看似无限的激情；更重要的是，莎士比亚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文主义者，如何与观众和读者进行有关美、仇恨、权威、自主性的讨论”。（见该书介绍）该书的五章分别讨论了几个问题，涉及探讨绝对主义主张的界限、对崇拜“无特征的完美”的质疑、对否定性的限度和凶杀仇恨的探索、对权力的权威与行使的质疑和接受，以及对自主性问题和艺术自由的思考。应该注意的是，他对这些议题的内涵和讨论方法及意义并没有给出明晰的论述，而是紧密结合对莎翁作品文本的深层次解读而不断触及问题的核心，在叙事结构上是不断在莎翁的视角与莎剧中人的视角之间来回移动，在作者、莎翁、作品中人物以及观众的认知理解之间建构起一种多声部的对话结构。这样的论述方式当然适合于从微观的、更深入的层面揭示莎士比亚对复杂的人类境况的理解，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则需要有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基本了解和阅读的耐心。

作者力图以深刻的思想性分析取得莎学研究的突破，他讲述自己的主要关注点“都是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一直在写作中进行理论反思的对象。……阿多诺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遇到的许多棘手的美学问题都是紧随着被他称为莎士比亚对“人类无限丰富的个性的突破”而出现的。这种突破在我看来源于莎士比亚作品中出人意料的艺术转向，它惊人地背离支配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品位的审美标准。……人们认为，偏离这一准则会带来出现缺陷或变得怪异的风险，而且实际上，莎士比亚最感兴趣的美的形式，与他所在时代的文化所认为的丑陋十分接近。但这种危险的距离正是个性化的代价”。（第5页）这意味着他所论述的“莎士比亚的自由”不仅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而且也与美学、艺术学和文化研究紧密相关的，用他对莎士比亚在人生旅程中的思考与探索的描述来说就是：“在这段旅程的不同阶段，在引人入胜的对个性的构想的驱使下，莎士比亚发现了独特的美，直面了他者性引起的仇恨，探索了权力的伦理困惑，并接受了他自己的自由受到的限制。”（第6页）格林布拉特的任务就是在莎士比亚的艺术转向和他的关于流行准则与个性、绝对主义专制与自由的矛盾冲突的思想中揭示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最终理解为什么说莎士比亚既是自由的缩影也是限制的象征，理解为什么说“这些限制是他获得特殊的自由的有利条件”。（第1页）

第一章“绝对的限度”主要以《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为主要论述对象。这部以爱情、法律、道德伦理和政治管治为主题的喜剧虽然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是在全剧中笼罩着无奈、忧郁、恐惧的氛围，欲望与伦理、权力与法律的冲突折射着人性的复杂。格林布拉特看来对两个问题特别敏感，一个是貌似合法地运用暴力的权力在骨子里的荒唐与不道德，另外就是那个被文森修公爵安排提前处决以便用他的头颅实施掉包计的死刑犯巴那丁的精神世界。当第二幕第二场依莎贝拉恳求安哲鲁摄政赦免她弟弟的性命的时候，“她呼吁人们注意那些对自己的同胞行使权力的人的荒唐和专横。一个小官员“掌握了暂时的权力”，就要卖弄威风，仿佛是个神灵”；安哲鲁问她为什么说这些话，依莎贝拉回答说这是权力的问题：“因为当权者虽然像别人一样有错，却可以凭借他的权力，把自己的过失轻轻忽略。”（第7页）但是安哲鲁却认为即使陪审员中有人犯的罪可能比他们所判决的人所犯的罪更严重，但这并不能说明对犯人的判决是无效的，法律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执法人员是否正直。安哲鲁的虚伪和两面性更加说明政治伦理的堕落与统治者的危机，这是文森修公爵出走的根本原因——他看到了这种危机但是无力解决它。他将权力移交给安哲鲁，是希望他“可以凭借我的名义重整颓风”。格林布拉特认为这明显是一个失败的设计，公爵要解决这种充满虚伪行径、诬告、诽谤和滥用权力的行为的混乱局面，只能通过在公众面前表演他自己的戏码，并接受公众的欢呼声，但这正是他鄙视的。（18-19页）只要认真想一下，我们就知道深陷于虚伪、专横的权力体制之中的文森修公爵虽然对统治危机有清醒的认识和不安，但是以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改变局面，而他所寄予希望的代理人只能使权力体制更为腐败和可耻。在第四章的开头，格林布拉特谈到1998年他在白宫与克林顿总统的一段对话：他说《麦克白》是一部伟大的戏剧，它讲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被迫去做一些他知道在政治和道德上是灾难性的事；克林顿回答说“我认为《麦克白》是一部关于一个野心勃勃却没有道德目标的人的伟大戏剧。”（84页）“一个野心勃勃却没有道德目标的人” 攫取了权力，这必然导致王室绝对主义的全面统治，导致王室大律师的忠诚话语满天飞，因而引起莎士比亚对权力的伦理道德合法性的困惑与质疑。

至于那位只是客串一个片段、一直不畏死的死刑犯巴那丁，面对提前执行的死刑突然一反常态，断然拒绝被立即斩首，这个不起眼的、在研究者眼中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角色突然闪耀出亮光。“巴那丁可有可无，但又如此戏剧性地引人注目，他正是艺术家重塑世界的自由的象征。”（15页）所谓“自由的象征”，在格林布拉特看来就是拒绝被当作替代品，坚持以个人的独特性在剧中（也就是在他的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不是理想化或只具有抽象意义的所谓个性，而是面对权力的专横和社会流行规则的拒绝和反抗。这个既丑陋又怪诞的死刑犯对这个世界只有诅咒，对一切充满毁灭的欲望，而莎士比亚却在这个人物中发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相矛盾的美，发现在顽固不化的仇恨之中竟然包含有对绝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绝对个性化的渴望融合一体。

格林布拉特由此引申到他所关注的问题：“其一，莎士比亚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的作品拥有独立的法则；其二，莎士比亚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背离其文化所珍视的规范来塑造个性的。……莎士比亚认识到他的艺术取决于一种社会认同，但他并没有简单地服从他那个时代的常规。”（16页）巴那丁最后获得了宽恕，格林布拉特说“这种宽恕象征着君主对臣民生死予夺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象征着剧作家中止或改变一切普通的社会规则的权力。但不同于统治权，剧作家的权力无法延伸到剧场之外。”（同上）艺术家的自由和权力不但无法在现实中延伸，而且更有时刻被迫害之虞。格林布拉特马上列举了几位被迫害的剧作家名单，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受各自作品牵连而进过监狱。即使莎士比亚在其一生中设法避免了这种命运，但他很清楚，他也很容易发现自己被囚禁在了牢房里，像可怜的巴那丁一样在稻草堆里瑟瑟发抖”。（15页）这是对“他拥有哈姆雷特所说的自由灵魂”的残酷注解——像他那样的拿笔杆子的人都知道自己会很容易被囚禁在牢房里。

《一报还一报》这个来自《圣经》的题目反映了莎士比亚对于统治权力的一种真实看法，作者在第四章“莎士比亚与权威伦理”中继续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莎士比亚对国家治理的核心看法就是“我们往往逃不过现世的裁判”，“莎士比亚认为一个人的善行不一定会得到回报，甚至认为通常不会得到回报，但他似乎相信，一个人的恶行必然会有报应，会让其加倍偿还”。（97页）在我看来，这种报应论的来源之一就是来自莎剧中那些受难的、贫穷的底层之人的哀告中隐含的愤怒：“安享荣华的人们啊，睁开你们的眼睛来，/ 到外面来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苦，/ 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 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吧。(《李尔王》第三幕第四场） “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吧”！还有什么对现世无良权力的控诉比这更哀怨的呢？但是格林布拉特提醒我们，剧中没有什么表明这是完全可能实现的。“相反，李尔倾向于认为法官和小偷在道德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你没看见那法官怎样痛骂那个卑贱的偷儿吗？”他对葛罗斯特说，“侧过你的耳朵来，听我告诉你，让他们两人换了地位，谁还认得出哪个是法官，哪个是偷儿？”(第四幕第六场）。他们唯一的区别就是对暴力的垄断。……当权者可能会大声宣称他们同情穷人的苦难，但不可避免的是，这些声明纯粹是虚伪的。”（105页）《李尔王》最后的结局发人深省，在政治危机与统治灾难之后竟然没有一个幸存者想获得权力，好像对权力的任何渴望都是邪恶的，连莎士比亚也显然不知道要怎样才能结束这部悲剧。最后他的解决方案是在一场模糊的、极不情愿的权力更替中结束这部悲剧，然后把结束语从对权威的假设，转向在巨大的压力下诚实地表达自己情感的必要性：“不幸的重担不能不肩负；感情是我们唯一的语言。”（第五幕第三场）格林布拉特说：“这是莎士比亚最非凡的天赋之一，他告诉我们要说出我们自己的感受。”（107页）在时代的重压下坚持说出我们自己的感受，这也是那个哈姆雷特的自由灵魂发出的声音。

格林布拉特虽然没有系统地深入分析莎士比亚在剧作中表现出来的具体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但是他也指出了莎士比亚思想的复杂性表现在没有明确认为篡权行为必然是邪恶的，用暴力推翻既定秩序必然是不道德的，“他深知，暴力是政权更迭的主要机制之一”。（87页）这是他对现实政治的复杂性的思考的结果。同样复杂的是关于艺术创作与自由的关系，令莎士比亚着迷的是关于“自主性”的概念，但他怀疑而且明白即使是最坚定的人或者握有权力的国王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主性。虽然“莎士比亚可能仍然认为，对于一个虚构的作品来说，如一首诗或一出戏，充分自由是有可能实现的”。（128页）但是莎士比亚知道审美自主性不会不受到限制，也知道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菲利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 的《为诗辩护》（Apology for Poetry）一书表述的关于诗歌的自主性的观点，格林布拉特正是在这些观点中看出莎士比亚与锡德尼的区别。他说“演员和剧作家都知道他们的艺术其实是脆弱的。他们理解莎士比亚在第66首十四行诗中抱怨的“艺术被官府统治得结舌箝口”。艺术家的自由取决于一种社会共识，一种精英阶层(“绅士们”）允许艺术存在，而且是在不受压制、不受干涉的情况下存在的意愿。当然，这种社会共识很容易带来与审美自主相反的状态，即艺术家可能会被迫正式承认他们直接依赖于社会权贵。艺术家的自由，就其本身而言，完全在于一种主动地服从，因为只有服从，无论是服从艺术惯例还是社会规范，艺术家才能发出他们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因此含蓄而又明确地宣布，它决心永远不愿冒犯别人。”（137页）

在专制王权与社会权贵之间，也就是后世的政治权力与资本市场之间，艺术家的真正独立自主、艺术创作的真正自由谈何容易，这不难理解。但是格林布拉特还看到了一种更令人感到惊心的真实：莎士比亚一直声称或暗示自己的作品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以此免受干预、保护自己。他在最后的剧作《暴风雨》的收场诗中让普洛斯彼罗说出这样的话：“你们有罪过希望别人不再追究，/ 愿你们也格外宽大，给我以自由！”（139页）观众和读者都知道收场诗是用来打破表演与现实的界限的，这句话提醒人们思考剧中的坏蛋与对艺术进行审批、审判的坏蛋就是一路人，因此这话也是讲给统治者听的。作者最后说，“我们所看到的从“梦”到“罪”的转换，反映了他对自己的才艺的本质及其所带来的风险的认识，而且这一认识在日益加深。”（140页）我觉得其中有些更复杂的意思作者没有讲述清楚，我想到的是所谓的“风险”不仅仅是指作者因作品中的问题被投入监狱，可能也指因为对专制统治的屈服而辱没了自己追求自由的灵魂。(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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