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在10年前谈论中国独立剧情片的未来
疫情弥漫的2020年，中国电影走在未曾有过的艰难道路上，电影院被封锁数月，大量影视公司消失，不计其数的从业者也在逐渐离开，中国电影的出路会在何处？在十年前的2010年1月，现象网曾经发布一篇名为《困境与出路，12位电影人关于中国独立剧情片现状与未来的看法》。十年过去，其中的一些导演还在坚持创作，也有部分人已经淡出了大众视线，而他们各自的观点与过去十年之中的个人创作有产生了怎样的呼应和对照，也十分值得回味。
前言
这几年独立剧情片的数量是有所上升的，但是，很多的看法认为近几年，尤其是近两年来，独立剧情片的创作处在低潮，在中国独立纪录片屡获认可的时候，剧情片却似乎日益无力，面临一种模糊暧昧的困境，在09年重庆民间独立映画展的一场讨论会中，谈到独立剧情片的未来，应亮说：“没有多少前途，未来真的特别暗淡。”，杨瑾则说““我们的未来发展是什么，我确实是不知道。”现象网专访了9位独立剧情片导演和1位专业制片人，并节选了2位导演在CIFVF讨论会上的谈话内容；从他们的个案访谈中，或许我们可以管窥一貌，并展开对中国独立剧情片的现状和未来的思考与探讨。
现象网2010年的一份大陆独立剧情片／纪录片的数量统计表
现象网2010年的一份关于“中国独立剧情片创作困境原因”的现象调查投票
以下为2010年这12位当时的独立电影人的访谈节选（排名按首字母拼音）
01 崔红
困境：“懂这个行业规则的制片人，又会关注独立导演的太少了”“我认为整个独立电影界还不够开放”
出路：“需要我们开放心态，要跟给多人看和接受，不要排斥不同声音，需要提高导演的专业素质和领导者的视野。”
采访原文节选
记者：您作为专业的独立剧情片的制片人你怎么看它现在的状态？
崔红：中国独立剧情片现状是怎样我并不太了解，我只是选择了几个新导演的项目投资和合作。我的操作大概只会影响一到两个导演和他们的创作，对于中国独立剧情片的状态不至于产生什么影响吧。南京和宋庄每年的活动影响好像越做越大，我以为这个状态是令大家满意的。
记者：您在制片方面的所做的是系统、专业和可持续性的，您要是能说说这方面就最好了。
崔红 ：是的，可惜有些人不太懂这个系统和规则，我不愿意我的操作伤害到中国独立剧情片的状态，更不愿意别人误解我的方式。所以......。
记者 ：我们主要是要认清它现在的状态，才能确定种状态的属性，之后才能确定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去让它能朝着更良性的方向去发展。
崔红 ：对，这是一个行业规则，我觉得可惜的是还有很多的人不懂装懂。可惜的是懂这个行业规则的制片人，又会关注独立导演的太少了，我很孤独，我的操作还没有太多人明白和了解。慢慢来吧。现在独立电影的状态不是很清楚吗？
记者：也许还有很多人迷糊着吧。
崔红：太多其他人迷糊的话，我也不想说什么。我的工作不是让他们不迷糊，而是他们需要自己明白过来。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对话。请你理解。
中国的独立剧情片的影响现在还太不够了 ，这个很可惜，独立不是自娱自乐，而是要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独立剧情片。保持独立精神，坚持独立精神，特别是在和主流和市场这个恶劣环境打交道的同时保持独立更显紧要。现在的状况是很多人把独立与自我混为一谈、把独立和自恋混为一谈，这样的观念是很狭隘的。我们只能慢慢来，不急。所以我说我的行为现在不会有太大影响 。虽然每年的片子好像越来越多，但质量却没有成正比上升。
特别是现在，我认为整个独立电影界还不够开放。这需要我们开放心态，要给更多人看和接受，不要排斥不同声音，需要提高导演的专业素质和领导者的视野。最后我想说：愤怒是脆弱的解决不了问题 ，需要休养和技巧把它转化成一种思考。
02 耿军
困境：“独立导演通常第一部、第二部都是用非常省钱的方式，但之后他们有的就想贪大，反而就更难进行。”
出路：“要应用自己能控制的方式，包括钱，做一个适合自己的，这个是最重要的。”
采访原文节选
耿军：剧情片嘛，他需要调动的社会资源大，像我这种独立导演通常第一部、第二部都是用非常省钱的方式，但之后他们有的就想贪大，反而就更难进行。我自己反省下，应该还是不会很大，比如我上一个做个五万的，下一个我可能就做一个两万的。这样会轻松好办一点。
现在无论做商业片还是独立的都是这样一个局面，越做越大，没有人说要越做小的。我说的话，是要应用自己能控制的方式，包括钱，做一个适合自己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不能用两三万块钱把片子拍的特别好？当然可以啦。你上亿都能拍的那么烂，那跟多少钱没什么关系啊。而且现在数码也很便宜，主要还是看个人的创作能力。
记者：除此之外呢？
耿军：有可能他第一个片子做得好，第二个片子做的还可以的时候，有的就会想去做商业片，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事。有的就是喜欢做商业片，完了，把独立剧情片当成了过去时，这种也挺多的。像我的话，第一个做完，第二个做完，就会思考是否应该有个改变。这与个人的创作环境是有关系的，个体有个体的原因。
造成现在这样的状态，除了他们个体的原因之外，当然更多的是来自于大环境的影响。大环境是那么的不可预测，况且人都有盲从的部分。如果是足够坚定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虽然很多东西都和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创作工作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咱也不能把自己拍的电影搞得像小时候写的日记一样，完了就把它锁进小抽屉里，你爸妈要看一眼还得撬锁。然后自己多年以后，当自己不敢再面对时，就把这个像垃圾一样扔了，然后有一个人有窥视的欲望，才会看上一眼。那就没有意义了，电影本身就是要传播要有更多人看嘛。既然你有能力做，那么你也要有能力推广，就像你生孩子似的，这是一致的，很重要的。
至于龙标不龙标其实与电影本身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龙标也有好电影，非龙标也有差的。我觉得就是看你怎么在有限的条件里怎么发挥，不是混。像我这样，下个剧情片还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什么能束缚你，只有你自己去怎么控制。到目前来说，这都是自然而然的。
记者：您有看到中国独立剧情片也像您上面说的那样的动向么？
耿军：倒没觉得有什么样的趋势动向，无非只在制作和技术上会更完善，会更精致。其他倒没什么方向性可言，百花齐放更好，我操。荒诞就荒诞、写实就写实，甚至童话啊、飞啊都可以。
像李红旗的那种个人的感觉上的就模仿不来的就挺好挺独特的，我这样的创作，就和自己的经历会有很大关系，就像应亮有应亮的味道，还有徐若涛的东西也足够够创新。就看你能把个体燃烧到什么样的程度，你要是比较懒散，那你所发的光也许会微弱一点，要是你能把自己燃烧的通透些也许你的片子很更过瘾一些。
记者：国内的独立纪录片好像更过瘾？
耿军：这肯定啦，因为纪录片它直接且有力量，而且国家这个么大，话题这么多，可拍的东西太多了。其实剧情片可拍的东西也一样很多，还是由于个人能力吧。我的第三部肯定就是纪录片，我得歇一下。经历的东西是创作的源泉，就像画画一样，我还处于写实阶段，还不会玩飞的。电影我是从写实开始的。但之后第四个可能就是剧情片了。纪录片已经在拍了，是家乡的一个民间艺人。而且纪录片的经费无非就是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再就是人际交往上的一些成本。况且纪录片我也是特别喜欢的，也很希望自己有时间和精力来做。我是近几年看了些特别好的纪录片之后受了很大的刺激，我觉得我身边也有那么多好的题材，不拍，瞎了。
像上面我说的徐若涛他在当代艺术做了那么多年，他的东西肯定是在一定常规之外，在创新这一块还做的挺有突破性的，是去年比较有突破性的一个片子。我不相信网上那些人写的那些东西，我操，我觉得那个不友善，而且是有敌意的。一个作品出来理解、误解、费解这都没关系，但是敌意来对待，那么这些人就太不地道了。
03 柯枫
困境：“如果独立电影不能在市场上有所为、找不到一个良性的机制来扶着他们的话，那他们能把这样的事情做多久？他们会自己萎缩。”
出路：“我觉得独立电影人整体来说做的还是不够多，像东欧的电影、韩国的电影他们都很团结来改变一些自己整体的环境。这应该成为一个群体发力来改变”
采访原文节选
记者：整个国内独立剧情片的状态还不是这样的？
柯枫：有人在大唱赞歌说这个市场怎么怎么变好了。也许市场的确有好转，但所谓的精品，耐看的片子还是比较少。国内的独立剧情片方面，你说张元的《达达》是不是独立电影？我觉得他应该是独立电影，我就觉得它也是相当好的一部电影。还有刘杰拍的《透析》大半部都是很不错的。他讲的是一个刀下留人的故事，是一部力作，但是我觉得刘杰还有在某些地方有些妥协的。当时我和侯孝贤一块看的，去了威尼斯嘛。
别人也问我今年有哪些好片子，我就说除了《上访》之外还有值得一看的片子。但是要是说一般的小众电影，像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啊他们这些年都做了些不错的电影啊，他们真的能让中国电影人学到不少东西。
根本来说，独立剧情片的剧作能力原创能力都在减弱。有点文化、思想的片子在市场这么好的情况下我觉得是能找到它相应的受众的，但现在没有。你看国外，在这方面就做的不错，圣丹斯那些电影节它一样能在主流当中找到它的观众，其实主流观众特别欣赏那些新锐的东西。需要从我们这边能有一帮人能占据主流的一个位置，来提升它对社会的关注程度和文化品质。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要放弃了，永远就只是自产自销，在小众内部流传。
我觉得我们这些电影是可以找到观众的，像那些获了奖的，其实观众是支持的。这么多的影迷肯定不会只满足于去看《三枪》这样的电影的，像一部电影要是能够让人长时间的思考，对这个社会、民族有一些反思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的话，是可以找到相当一部分的观众的。只是说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卡位。
但是我觉得独立电影人整体来说做的还是不够多，像东欧的电影、韩国的电影他们都很团结来改变一些自己整体的环境。这应该成为一个群体发力来改变，像过去那些从前几步艰难的走过来的人对行业、体制的改变就没有一个反馈。在这一点上中国大陆还真的做的不如台湾好，他们对扶持自己的人都很用心、很团结。他们都在为他们的年轻导演呼吁、奔走、喝彩。而我们这边呢，像陈张之流什么都没做，相反还设了不少坎。像曾经给他们做过副手的这些人，也没从他们那得到什么借力。在其他行业所存在的传帮带在我们这个行业还比较少，倒是用了你，然后把你的骨头吐出来。
最后说到电影人本身的职责，作为在文化上一个先锋代表，一个电影人对当今社会没有个或反思、或促进、或鞭挞，那这个社会必将是一个很死气沉沉的社会。毕竟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至少对于我来说，我不会去唱赞歌的。
为什么在国外那些针砭时弊的、鞭挞社会能够拿政策、人文、社会现象哪怕是难民现象、贫富不均的现象、战争的道义等来作为主题，而这些题材没人能做，只有独立导演在做一些，但是如果独立电影不能在市场上有所为、找不到一个良性的机制来扶着他们的话，那他们能把这样的事情做多久？他们会自己萎缩。
04 李红旗
困境：“做剧情片的人本身的能力问题，像他们的想象力和现实相比可能只相当于一只鹦鹉的想象力。”
出路：“你作为一个表达者、创作者，你和现实同样浮躁，甚至比现实更浮躁的话，那么你就只可能是等而下之，注定事情不会有多么精彩。”
采访原文节选
记者：好像现在整个独立剧情片类现状和您一般，在走一步看一步？
李红旗：对啊，我觉得就人的想象力和现实比是要逊色很多的。要是拍纪录片，你只要有耐心盯，那么任何一个题材都可以拍出让别人目瞪口呆的片子的。像欧洲那样很平静的国家，他们制度很明确，什么乱七八糟的是少些，但在中国来讲，很多事情都没有规矩，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现实比人的想象力要更让人吃惊得多。
即使他们想去拍一个让人在剧情上吃惊的片子，那么在中国这样的现实下，你想象的剧情很难超出现实本身。再就是做剧情片的人本身的能力问题，像他们的想象力和现实相比可能只相当于一只鹦鹉的想象力。
还有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太浮躁了，在目前这种现状下很难不浮躁。但是你作为一个表达者、创作者你和现实同样浮躁，甚至比现实更浮躁的话，那么你就只可能是等而下之，注定事情不会有多么精彩。也许这些都需要时间吧，或者需要精神上做够强大的哪一个两个人能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坚持自己，能沉下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再就是我们不能做电影就只盯着电影看，我自己平时也很少看电影方面的书。在技术上的问题你在拍的过程中肯定是会碰到的，只要你不是傻子。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心放得更宽一些，不然只是越做越“专业”。
05 万玛才旦
困境：“它的处境确实每况愈下、越来越难。”
出路：“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开拓自己的电影作品本身吧，然后就是在制作上需要精良。”
采访原文节选
记者：您怎么看独立剧情片的现状？
万玛才旦：它的制作水平、内容的深入程度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整体都前进了很大一步的。但是它的处境却是每况愈下、越来越难，这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大环境的不理想吧。国外对独立电影制作的关注程度可能没有上世纪九十年代或者两千年初那么高了。国内的制作趋势也在发生着变化，无论是投资的方向还是关注的热点都在发生变化，所以各个方面都比较艰难。像《寻找智美更登》我们是立项通过的，那么我们在国内会在电影频道等地方会有些发行。但是你要收回别人给的投资在目前的状况下就不是很理想，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市场来说。要是我们这个片子连立项都没通过的话，那么就更不可想象了。
改变这样的处境，这个真的很难说能有多少起色。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开拓自己的电影作品本身吧，然后就是在制作上需要精良，这个无论对国内还是国外的一个发行是起很重要的作用的。制作要是比较粗糙的话，对后面的发行是很有影响的。像我自己在这方面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也是发行吧，片子做出来，去了一些电影节，也有些反响，但是发行还是很艰难。
06 王笠人
困境：“现在的整个环境很不好”“很少能看到一些让人惊讶的作品。”
出路：“要想突破的话需要在创作方式上、创作团队的技术力量上有更大的进步”
采访原文节选
记者：在您看来整个国内的独立剧情片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王笠人：我一直都不太喜欢拿剧情片和纪录片作比较，他们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中国的纪录片可以说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纪录片，希望大家在关注纪录片的同时更加关注剧情片的创作。现在的整个环境很不好，而且它也需要很多钱的投资，来让导演来做这个东西。不然导演的制作方式会有种局限性，比如第三部片子还和之前的差不多。一个是在创作方面感觉模式化；以及资金方面的限制，都很难去突破。
不过，独立剧情片方面它还是处于一个发展阶段嘛，很少能看到一些让人惊讶的作品。要想突破的话需要在创作方式上、创作团队的技术力量上有更大的进步，需要寻找、尝试一些新的拍摄方法等等。
07 徐若涛
困境：“整体上的现状是迈不出脚”“做剧情片的困难的确很大，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出路：“如果是从有无意义上来讲，我愿意去拍剧情片，就是说我愿意去做无意义的事”
采访原文节选
记者：您怎么看独立剧情片所处的现状呢？
徐若涛：实际上我这个片子没有代表性，对于这个总体它是属于边缘的个案。我犯的一些毛病就是并没有把这种边缘性表现的更彻底，我试图把这个片子往回拽一拽。而那里边肯定有很多出色的导演掌握了那些技巧，做的很好。我经常有些方法论上的想法，怎么拍电影。每个人要找自己的方式，不是说独立点就是钱不够拍出来的电影，条件有限拍出来的电影就叫独立电影，肯定是找到一个自己看待世界、表达看法的一个工具。还是那句话，这个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对于整体的现状，我真是没法说。像上次的南京影展，我考虑很多，本来要写一篇稿子，想想这篇稿没法写。像你经历了一些事以后作为导演你会有些具体的意见，但这种事情不能说，主办方的条件、它所承受的压力，你负面的东西就没必要去说了。这些东西不是我看见，是任何人都看见，为什么有这么多活动上的具体的问题呢？这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事。
主要是不够丰富，像上次北京这边相对雷同的东西比较多。应该是这么多人做这个事，应该是能更丰富的。我说的这个丰富不是一个形式感的，它还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再，技术上我也没有发言权，像我这样的多少带有一点反技术的倾向。而且还不是我主观上有意反的，而是我不懂。
整体上的现状是迈不出脚，当然这不是像我这种插一脚的人能去评说的。就像我行为确实像在玩票，但是我对于此却很不愿承认，呵呵。很多东西主要是在导演，但是做剧情片的困难的确很大，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但你又要表达个人的东西。剧情片好像很难走出一个怪圈，而且它和纪录片的差距大家都能看出来，当然他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如果是从有无意义上来讲，我愿意去拍剧情片。就是说我愿意去做无意义的事，纪录片是有意义的事。要是能真正做到无意义，那可能还真是一条不错的路。
08 杨瑾
杨瑾：我们将来怎么发展，我不知道。
本文节选自09年重庆民间独立映画展关于独立剧情片讨论会的录音整理，整理人：陆梦婷
谈论未来，首先我需要谈一谈过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论山西独立电影的发展，题目就叫做《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发展是什么，我确实是不知道。过去的第六代导演，他们是怎么发展的，现在娄烨、王小帅还是会抨击，不要搞商业啦，要以艺术为准，而现在年轻的导演要是有三部独立的片子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因为现在有很多诱惑，你拍完一俩部片子之后你就会遇到一俩个制片人，比如宁浩遇到了刘德华的同学，他也和我还有应亮谈过，你有没有商业片的计划啊，我们的回答都是：没有。他和徐克的妻子去年成立了一个公司，他的老板叫做江志强，投资过《十面埋伏》《英雄》等等，他基本三个月见一次，问我：你有没有商业片的计划，我来投。
虽然这样，他们的内心还是希望做艺术电影的。刚刚马来西亚的导演叫做何野萍，说我们这个电影可是商业片，我看了看还是艺术电影，还是没有前途。其实到了最后，就像一句话“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谁拍的好，大家看在心里面。
我的下一部电影，虽然要“骑墙”，但是它是一个儿童题材的。制片人说，我们要不带上龙标。卖到电影频道，看这样能不能收回一点成本。这是为制片人考虑的，我所要做的还是要以艺术为准，尽量拍摄得好一点。
北京之前举行过一个“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台湾香港的导演都有来参与。大陆的导演一上台就是我们要打败好莱坞，我们要做商业电影，这个就是拍摄《非常完美》的导演，这个片子据说已经一个亿了。
台湾的导演上台发言说我们还是要以艺术为准绳，拍摄一些更接近于生活的电影，做一个这样的表达，不要考虑商业，那是制片人的事情。整个论坛就吵成一片，有一位台湾导演表示这样的话没有办法和大陆进行合拍。香港和台湾的老导演会支持新生的，但是咱们的第六代却没有这样的支持，都是学生从学校出来自己去拍摄的。我们将来怎么发展，我不知道。
09 应亮篇
应亮：没有多少前途，未来真的特别暗淡。
应亮：选择讲故事电影道路的同学要谨慎，没有多少前途，未来真的特别暗淡。
本文节选自09年重庆民间独立映画展关于独立剧情片讨论会的录音整理，整理人：陆梦婷
有几个我认识的导演都说了，未来可能会去“骑骑墙”，可能会去带一带龙标，这一种状况也部分得解释了为什么地下剧情片会越走越低。我的看法是地下剧情片受到最大的困扰是人才的流失，咱们政府越来越好了，广电局越来越宽松，给了很多年轻人机会。
原来宁浩（这一次在重庆放映了一部《香火》）他需要用自己的积蓄去拍摄电影，然后才可以获得拍摄电视电影的机会，这之后还是不可以进入体制，需要去等，需要去找，去碰运气，等到了一个“新兴导演计划”。而这个计划里面十二部影片，也未必每部都可以变《疯狂的石头》，也是因为一些机缘在其中，他碰到了一些可以帮助他的人。（宁浩的成功）似乎看上去他是一个范例，但是在当时来讲，宁浩只是一个个案。现在的状况要比当年好很多，很多年轻人在毕业之后有更多的渠道可以拍到电视电影，低成本的喜剧片。然后一些很有钱的公司，也不知道他们钱从哪来的，很多钱莫名其妙地就投入到电影的拍摄当中。
有志于拍摄剧情片的人一般都有学院背景，这是与纪录片导演不同的：纪录片导演更多的是有诗歌、新闻、绘画背景的，或者是社会研究工作者背景等带有社会学意味的作者。在纪录片导演思维方式中生活的重要性是要远远高于影像的，但剧情片导演对于现实生活的凌驾性和破坏性要高的多，把拍摄当做一种攫取性和功利性的方式，这种心态是非常强烈的。尤其在工业化的生产当中，例如在电视剧拍摄中，每天需要拍摄十几场戏，三班倒，没日没夜地拍摄，这只是一种工作。
而拍独立剧情片尽管可以把人手像刘伽茵那样最大程度地压缩，但是它还是可以改变现实和操控对象，是一个从虚到有的过程。所以有一个相对来说宽松的环境，因为剧情片导演“依赖性”比较强，需要依赖一些机构、特定的人才和资金，这就导致很多年轻导演开始去寻找一些比较合理的方式去拍摄一部比较符合自己意图的剧情片。
我们是如果拿不到电影局的批准，不仅得不到一些相应的文化制作的支持，我们还会受到很大的干扰。还有就是我们的自我的生存压力，因为中国大陆存在一个特别物质化，特别爱学香港的环境当中，认为香港什么都好。搞影展要走红地毯，要放房地产广告牌什么的，搞得很花哨，没有学习到香港好的一面，给做影像的人很不好的影响。做影像的和做当代艺术的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因为当代艺术这一块已经完全市场化了，这是与做电影的人的环境和渠道是不同的。独立电影人如果本身没有一个稳定工作的话，他们的生存状况和那些没有出唱片的地下乐队特别像，就是没有明天，团队成员不断流动。
所以选择独立电影道路，尤其是选择讲故事电影道路的同学要谨慎，没有多少前途，未来真的特别暗淡。因为它已经过了一种很纷繁复杂，江湖草莽，像九五-两千年，感觉是出现了一大批人在铺路，再往前走这样一个相互竞争，获得新的机会点和新的资源这样一个阶段。其实那个阶段也没有多美好，因为那些人的初衷也不是会继续做（独立电影）这件事。提到过去本身就是黯淡，现状和未来也是一样。
10 赵晔
困境：“你要是持续做而持续没有回报的话，那这个还能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有点半死不活的状态。”
出路：“我觉得不论是创作者、影评人、还是制片人都得尝试更多元的去做这件事，就是说一定要把心胸打开，更加包容。”
采访原文节选
记者：做院线？
赵晔：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第一部电影没有走院线，而现在又去做？其实也没什么一个很强的目的，因为如果不通过审查的话，现在并不像刚开始投资个二三十万就拍......；而且现在版权都在投资人手里，递不递审查是制片方的事情。我只管列提纲，写剧本。在创作上基本上我还是很自由的。
对于制片人这一块，虽然只是一个工作方式。但是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合作首先要趣味相投，不是说这个制片人只要能顾钱就好。因为以前也有很多比崔红更有钱的人来找我，但是我都没选择和他们合作。因为他们要不就是在创作方向上有蛮多的限制，亦或是在某些概念上不能相互明白。所以说你要是有崔红这样的制片人，会省了导演不少功夫，你只用去专心的创作，因为有很多事情是导演没那么多精力去考虑的。比如说我刚刚回来的日本，那边的独立电影导演只用管自己想怎么拍就好，其他的事情只是要报给制片人，交给他们来做。像我自己也在想，要是我没有这样一个制片人的话，那么我将怎么往下走？其他很多导演都面临着像这样的问题，那么你就必须获那些国际知名的奖项，以致有相关的发行来支持你。
假设一个导演拍了一个片子，那么你要没有审查通过的话，你就无法在国内发行了是吧。那么就只能在国外，要是国外电影节也不认可，没获奖，没奖金，不能发行的话。第一部你投资也许不是很高，也就算了。但是接下来第二三部你要是还不能，那也就很难再往下走了。其实这样说一点都不功利，毕竟电影无论多少你都是要投入些资金的，你要是持续做而持续没有回报的话，那这个还能怎么说呢。像我也认识很多其他的独立导演，其实说到这些也不是要迎合谁，这只是一个正常的投入产出而已。
记者：对，那您认为其的现状是怎样？
赵晔：我感觉就国内来说也就刚刚开始，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还离完善和成熟相当远。独立电影发展到现在也有二十年了吧，但一直还是处于起步阶段，也许这和我们国家体制有关系吧。怎么说呢？反正就是半死不活的感觉。
记者：具体的原因是？
赵晔：具体的原因就非常多，首先肯定是体制的原因啦，比如在美国做独立和在中国做独立概念就不一样。在那边你要做得好你可在院线发行，在国内你是完全不可能的。独立影片基本都丧失本土这个最大的市场，在海外你不管怎么获奖也好，你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你在国内的这些观众要是没办法培养其他们的习惯，不去电影院去看的话，这反过来会对创作者有很大的影响。除此之外每个创作者自身也有原因，我们的多元化还不能和美国比，他们种类更多更丰富。这当然也不是某个人的事情，而是这一代人的状态上的问题。
记者：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突破这种半死不活的处境呢？
赵晔：我觉得不论是创作者、影评人、还是制片人都得尝试更多元的去做这件事，就是说一定要把心胸打开，更加包容。更需要可以尝试更多种的创作方式，而不是越来越趋于雷同。
11 郑威
困境：“没有看到在影像和表达上特别有特色，特别有想象力的影片。”
出路：“最重要的就是搞创作，潜心搞创作的作者太少了，多做，少讲，更务实一些吧。我觉得你的自由也好，你的独立也罢，都是在你的作品里面体现的。”
采访原文节选
记者 ：就您在国外的影展上看到的国内的剧情片，您整体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郑威：首先就是我所看到的独立制作大多数是偏向于现实主义题材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针砭时弊，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关于集体和个人这样一种语境里面的创作方式要多一些。其他没有看到在影像和表达上特别有特色，特别有想象力的影片。这可能还是受制于一个是题材，现实的东西受制于现实。能够在叙事上特别平衡的电影非常少，但是好像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声誉大部分来自于他们对于本土深层的一种关注，关注那种内心的声音。
记者：那么总结一下，您认为在中国独立电影里出现最多的俩个现象：一是题材比较单一，多是现实题材，第二个是在制作上没有特别有新意的作品出现。
郑威：对，不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内容上都没有新的东西出现，就像是一波潮流来了，另一波潮流还没有到来。我们需要去思考，到底现在的独立制作，需要往哪个方向走。现实是有很多层面的，就像洋葱拨开了一层一层的都会不一样，还需要更多元化，更有意思的东西出现。
记者：我想独立电影之所以出现题材单一的问题，还有一点是受制于资金，因为如果需要做大的话，需要更多的投入，而现实题材更适合于没有钱的新导演制作。
郑威：我认为这种想象力不是单指场面上的幻想力，而是叙事上的想象力，就像是金基德那样的。金基德在人物设计，在空间上是很有想象力的。他的电影花钱也很少。关键是要一种平衡的感觉，就像是希区柯克的电影，其实也并不是说需要很多的钱，最主要你是要设置怎样的一种机制，让观众可以继续下去。
创作者还是应该静下心来搞创作，中国还是声音太多，大家都想发出声音来，然后一获奖就是一大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搞创作，潜心搞创作的作者太少了，多做，少讲，更务实一些吧。我觉得你的自由也好，你的独立也罢，都是在你的作品里面体现的。其实现在每一天我都面临着自己跟自己的对话，我该怎么办。其实内心是很矛盾。
记者：那么这个矛盾是什么？是自我和观众，自我和体制，还是…..?
郑威：这其实都有。如果只是个人的问题，那很好解决，我就去表达自己的理念，我就是自由的。那个时侯，你难道就会满足于此么？你所理解到的独立和自由，难道就一直是这样的么？但可怕的就是，你在改变，就像导演自己一样，你也永远不知道自己下一部想要的是什么。就像科恩兄弟一样，他们剧中人物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样的。我的老师讲得很好，不断地去挑战自己，不断地去改变自己的状态。在他看来，在韩国的一些作者导演，像洪尚秀，张律的作品就一直在重复自己，这就不太好。我想这种矛盾，在独立电影这样的制作环境下面来说，更加的尖锐。很多导演的内心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艺术上，都会很矛盾。
记者：有的导演认为从事独立剧情片的作者只要不想着发大财，不想着出大名，只要穷风流，才可以坚持做下去。有一些导演提出了个人电影这样的一种概念，就是独立电影越来越私人化，因为拍摄器材越来越便宜，拍摄的门槛也降低了很多。
郑威：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就像博客一样，人人都可以写，也是很私人的。但是电影是更加具有社会性的功能
记者：是不是电影更有一种大众传媒的属性？
郑威：对，有人会说美国有电影，日本有电影，但是不会说中国有电影，或者是瑞典有电影，因为我们没有电影文化。电影是需要承载着文化的，就像在松竹新浪潮时期，日本在同一个制片厂里，出现可很多新的，风格迥异的电影。电影承载了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它应该是超越了个人表达需要。我还是比较喜欢小津，一种把技巧消融于无的一种状态，就像在他的墓边所写的字一样，“无”，这种无，肯定不是一种很私人，很个人化的东西。应该慢慢到最后，就是一种你和生存环境的融合，而不是只单纯强调你个人的存在。就像是一棵树，你就想要变成黄色的，让大家一眼可以看到，在你身上留念。但其实不如所有的树在一起，构成树林这样的一种气场的存在，其实我们更应该强调一代创作人共同拥有的东西。就像一代日本导演，或者说一代美国导演共同的精神，就像是科恩兄弟，昆汀都会存在，都会有各自的反类型，各自的反体制，但是他们都表现出了对好莱坞的一种共通的精神气质，就是怎样去抚慰人的心灵。他们的制作精良是体现在你通过一代人不断地努力，他们是有根的，这个根是类型电影，也可能是类型电影之间的融合。但是我们没有根，有的话，那就是在现实主义电影。
就像贾樟柯的电影，你可以感受到他的人物都很边缘，都很辛苦，但是你想想一下他们做到电影院里去看这些电影，会是怎样的一个感受，他们能得到解脱么，还是能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么？所以我现在还是越来越喜欢好莱坞，因为它其中好的电影传达出来一种理念。其实好的电影就像进教堂是一样的，它是为了给你一种抚慰。
记者：就您在国外电影节上看到的中国独立剧情片来看，您觉得它的大致走向会是什么样的？
郑威：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其实之前是一只会思考这样大的问题，但现在比较少。我可以肯定的话，以后肯定会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局面。那么像独立电影它的形式和操作模式，一定会一直存在下去的，因为民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因为除了工业表达的需要以外，他们也是需要发声的。因为大部分的导演还是代表体制再说话的，体制内的自己在说话。民间还是有民间自己的声音，这就给了独立电影继续存在和继续发展的可能性。独立电影之中一定也会分流派，会慢慢变得和美国一样，会和制作公司合作，那相应就会有这样的制片公司出现的。以后运作和传媒的方式会更加多样化的，比如说通过网络。比如说现在美国观众对某部中国独立制作感兴趣了，只要通过手机就可以看到这部电影。
记者：这也是和观看方式的改变息息相关的。
郑威：很多时候都是人类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影响着电影的发展走向，有的时候脱离了这些改变来谈论电影的前途还是太空泛了。艺术毕竟是为生活服务的。
记者：那么在韩国对于独立电影有什么样的一些态度和经验可以值得借鉴呢？
郑威：韩国主要在政府层面上比我们要更加活跃一些，主要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韩国把电影就当作是一种工业，那么工业就需要新鲜的血液的进入，所以扶植的力度会更大。其他的诸如民家和个人的和中国是差不多的。韩国电影的独立制作其实和工业保持了一个比较良性的互动，互相提醒着彼此缺少些什么。其实还是应该保持一种活力，这种活力是来自于彼此之间的刺激，不管你是独立的还是工业的，都需要听到来自不同领域的声音。
12 周耀武
困境：“我感觉大家都在说拍不了片，都没钱拍片。”
出路：“反正我现在十来万资金没法动，要有几十万的投资的话，也就是得戴龙标咯。好的电影不一定是通不过审查的，通过审查的也不代表坏的电影，看导演选择吧”
采访原文节选
记者：您怎么看现在独立剧情片的现状？
周耀武：冯小刚、张艺谋我还知道点，我现在和独立电影界这边联系很少。我感觉大家都在说拍不了片，都没钱拍片。每一次大家聚在一起，见面就是问在拍么？我就觉得特别尴尬，因为很多人都没拍片。你说你要采访我干嘛！我又没东西。07年拍的片，两年过去都没有拍新片。就等于是在现象网挂着的“失踪”了的导演。
记者：您这两年没拍新片最大的原因是？
周耀武：没钱啊。
记者:您要多少钱才会拍下一个片子？
周耀武：少说也得二三十万吧，要不然没法去动那个东西。就像之前，拉几万块钱就拍的片子，很多地方都没法让人满意，声音不满意、画面不满意、各个方面都不满意。要拍的话，至少这几个方面都要有些把握才能拍吧。挺有意思的是，我感觉拍独立电影的设备条件越来越好了，而好的独立电影却越来越少了。
记者：没有钱的原因是什么？
周耀武：没有忽悠的能力，没有忽悠钱的能力呗。你的上一个作品有没有拿大奖，也就没有奖金用来拍下一部片子咯。
记者：您不是已经拿了一些大奖了么？
周耀武：没没没。我觉得像国内的独立纪录片就比独立故事片好多了。至于原因嘛，就是导演本身的综合能力不够嘛。这是一个普遍的状况，70年代的导演整体上都没有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而思想、文化、意识、美学的都不够，没有进步。
题材很类似、手法很雷同、资金很不够。而且独立导演的生存环境太恶劣，所以就不能持续的拍片了嘛。不能持续的拍片，也就不会有充足的资金的介入，很多导演的思考和眼界也就没法打开，就在题材、场面、演员等等方面的发挥也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不仅包括走院线时政府方面的，还有你导演自己的自我局限。于是你又会陷入资金的困境。之后你就只能往省钱的、人少的、局部的方向去思考。
对于独立电影也好，对于一个民族也好，优秀的电影人最终能够存活下来本来就会很少，大浪淘沙嘛。现在好像纷纷扰扰，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也就剩下那几个人而已。这几个人不光要有理想的坚持还有自己的积累，要坚持而且自己本身要有实力，很多一部分就必然成为过往云烟，呵呵，我现在也是其中的一个咯。
记者：这样的话，您现在的状态是？
周耀武：反正我现在十来万资金没法动，要有几十万的投资的话，也就是得戴龙标咯。好的电影不一定是通不过审查的，通过审查的也不代表坏的电影，看导演选择吧。包括我在内很多独立导演已经形成了个思维惯性、思维定势，想转到那条道路上的话比较费劲。
原标题为：《困境与出路，12位电影人关于中国独立剧情片现状与未来的看法》
编辑：现象网 泥巴原标题：《他们曾在10年前谈论中国独立剧情片的未来》
阅读原文
新闻推荐
原创凹凸镜DOC凹凸镜DOC来自专辑深度访谈《被遗忘的春天》如同春日暖阳，人物细腻的情感、家庭绵密的关系以及由此延伸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