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江姐”于蓝:他们教会了我怎样演戏

澎湃新闻 2020-06-28 11:01 大字

本文首发于《纵横杂志》2016年06期

采访并文 | 于洋

从一个懵懂的少女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演员,我走了很多年。在这期间,有很多人曾是我表演上的良师益友,为我指点迷津,授业解惑。现撷取往事一二,以为怀念。

苏联专家帮我打造了扎实的基本功

我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侵占东北,我家有亲戚在北平,我就跟着家人逃到了北平。1931—1937 年这七年时光,我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我的东北土话都没有了,改为讲那种普通的北京话,又不是特别地道的北京味儿。后来我演戏,在这上面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年轻时的于蓝 
1954 年,中央戏剧学院请苏联专家库里涅夫开设了表演干部训练班,我去参加了考试。笔试考政治,对于当时的青年,重要的事件多多少少都能知道一些 ;面试就是拿着一段文字朗诵,同时还有音乐和即兴小品。记得我当时朗诵的是长诗《卓娅》。经过努力的准备,我很顺利地考上了,在那儿学习了两年。

库里涅夫用斯坦尼的方法训练我们。这个方法是比较科学的,不像从前我们演戏那么生硬。比方说,从前想表达出悲哀的情绪,都是愣挤出来的眼泪 ;而斯坦尼方法要求我们顺着人物动作的目的、动作的愿望出发,然后才产生一系列的行为,这是带着感情的。

在这些练习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无实物练习。有一次,我要演拿着放大镜。没有实在的东西,但是还要做表演,好像确实是那么回事,这个练习是最困难的,但做好了就很容易进戏。库里涅夫的夫人、优秀的表演教师伊万诺夫娜告诉我们,应该做得很简单,但各部分应该很准确。你自己相信了,观众也就相信了。所以要让观众相信我拿的是放大镜,那么首先我自己得想清楚放大镜是什么样。

为了实践斯坦尼方法,库里涅夫让我们在《暴风骤雨》中选择几个片段排演。大家对这本小说很熟悉,也都很喜欢。田华和鲁非排了一个小品片段,讲的是一个叫郭全海的男人(鲁非  饰)劳动归来,在小河边洗脸,忽然发现一件短衫顺着水流漂了下来,他捞了起来,大声问 :“这是谁的?”原来那是地主家的童养媳刘桂兰(田华  饰)的,她跑上来,穿着布背心喊“我的衣服,我的衣服”,当看见这个年轻汉子,她不由得抱着双臂后退几步……如此,他俩就相识了。就像这样,把农村里的这些人物一个个地都介绍出来了。大家看得十分有趣。我想,若不是有库里涅夫指点,我们自己是无法想到这么生动的表演的。

从前我们在鲁艺实验剧团演戏时,都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虽然也能演,但不会演得这么松弛、这么自然。经过这样的训练,感觉确实不一样。大家都很努力,戏排得非常好,对外售票演出,全国各地都有人来看。

于蓝和外国影星在一起

老红军和群众告诉我什么叫真实的生活

除去系统性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表演还必须扎根生活。我们曾排了一部歌剧叫《周子山》,是根据土地革命时期一个真人真事创作出来的。剧本写得不错,但排了很多遍就是排不出来,干巴巴的,怎么都感觉不对头。水华、张庚没办法,决定请了解土地革命、了解地下工作的人来帮忙看看,就把一位叫申红友的老红军请来了。当时我还很年轻,不是很懂得他们的苦心。心想,他一个当兵的能懂什么?不相信他能帮上什么忙。后来在排戏的时候,我才终于领会到申红友的智慧,他是有生活的。比如,表演时,饰演红军小队长的刘炽穿着红军军装上场时,申红友问 :“你这上哪儿去?”刘炽答:“去马家沟。”申说:“那是白区,你咋穿着这身衣服?这不是暴露了吗?”他叫刘炽换上老羊皮袄,反穿着,说 :“如果遇到敌人,往羊群中这么一趴,就不会被发现了。”随后,饰演共产党员马洪志妻子的我一听见敲门的声音,就出来开门了。申红友立刻叫停 :“你咋出来开门?你知道敲门的是敌人还是自家人?有暗号吗?”我答不出来,说 :“我不知道。”“那你再好好听一听。”我就懂了,听到敲门声不着急开门,再仔细听听,哦,是自家人,然后再开门,这就真实了。再比如,王大化演马洪志,随后他端着一盏油灯就出来了。申红友立刻止住了他,问 :“你咋就出来了?咱农村夜里有点灯的吗?”“没有。你说咋办呢?” 申红友让他找一个装米的斗来,左手拿着这个斗,然后把小油灯搁里头,外面根本看不到亮,这样地下工作的气氛就都出来了。这是多么的深入生活!

排戏得请懂的人过来作指导,同时也得真正到基层去。有一次,我在双谷峪参加老乡们为一位烈士开的追悼大会。山头上都是人,因为大会没有开始,会场仍然有人低声说话。突然会场安静了下来,大家都回头去看,我也抬头看,发现一位老人牵着一头小毛驴缓缓走来,毛驴上坐着一个女人,头上戴了孝。有人告诉我,她是烈士的妻子。按当时一贯的看法,我们就认为农村妇女的丈夫死了,会“哎呀,我的天啊”这样叫唤,可人家根本没有,就是坐在那里,非常沉静。这时候我懂了,她经历过地下斗争的磨炼,所以她知道,不能那样呼天喊地,因此克制住了。但是,从她凝重的表情,我能看出她是非常悲痛的。她既是农村妇女,又不是一般的农村妇女。我从她身上学到了这点,后来成功地运用在了《周子山》的表演上。

坦率地讲,一个演员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我成功塑造了很多角色,但也有实在演不了的。比如,我曾排过《万尼亚舅舅》,要演一个非常有风情的俄罗斯妇女叶琳娜。那时候女人如果有风情就属于有点儿“罪恶”性质的,一般人不敢流露出那样的气质,所以我没有见过。我跟演对手戏的男演员对于角色的理解不够透彻,只会一味地塑造悲剧人物,结果越演越严肃,越演越严肃,根本没办法完成这个戏。后来导演孙维世不得已把我们撤了下去,换成金山和另外一个女演员,那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且我跟被撤下来的那位男演员都是中等个儿,穿上服装不好看,没有什么样子 ;金山他们长得都很高挑,穿上服装很漂亮的。这部戏排出来一下子就轰动了起来。

导演教给我演电影的技巧

后来,我从话剧转为演电影,也经过了一个调整的阶段。演话剧要比较用力,我的声音必须得传到最后一排 ;而拍电影则不同,有全景、近景、中景,还有特写,四个尺寸都不一样,所以用力根据景别的大小跟事情的发展各有不同,比话剧复杂得多。以前我都不敢看《白衣战士》,觉得自己在里面演得不是特别成功。那是我拍的第一部电影,当时自己对景别没《翠岗红旗》时,就不时对我进行点拨。比如,拍站着的一个镜头时,我问导演 :“我这时应该想什么?”导演回答 :“什么也不用想,就站那儿。”我心想,这导演怎么也不要求演员表演啊?张骏祥似乎发觉了我的心态,耐心地跟我解释说 :“不要不相信导演。在镜头的画面里,导演会看出哪样好,哪样不好,不需要你多加工。否则就把戏破坏了。”其实我后来才明白,那是个中景,拍的是腿肚子以上、我的侧背,根本看不到前面,所以,脸上也用不着有什么表情,还真的就是只需要站在那儿,自然环境跟我站着本身就形成了戏剧。我当时根本就不懂啊。

导演水华对我表演的帮助也很大,他要求比较严格。比如我演《林家铺子》,原本是要请舒绣文饰演因儿子被踩死而变疯的张寡妇,但她心脏病犯了不能来,水华就让我演了。这么凑巧,我曾经在大连亲眼看见一个幼儿被电车轧死,我知道那个角色心理上得受多大的创伤。所以,在拍张寡妇在见到儿子的帽子的场景时,我不顾一切地喊出 :“阿毛!阿毛……”这个镜头我一次就成功了。尽管如此,水华还是要求我再拍一遍,我也依照他的要求,在表演中依然迸发出了真实的感情,他这才满意了。然而,我觉得单凭一个镜头不足以表现张寡妇的心态,提出再加拍一场寻找儿子的戏,水华导演听后也认为有道理,便又加了几个镜头。我全心投入拍摄,一切顺着人物的内心感觉去走,去寻找,表现出张寡妇痛切的情绪,看得现场的拍摄人员都纷纷落了泪。所以我觉得这场戏是很成功的。谁知,后来看完成片,我发现加拍的这场戏全被剪掉了。我心里很不舒服,可又提不出什么意见,心里琢磨 :“为什么这样好的一场戏不要?水华这样处理是否正确?”

电影《林家铺子》剧照

后来,我读了夏衍的文学本,感觉到剧本十分洗练简洁,从全局看,张寡妇寻子的细节,情绪虽然上去了,可却使得整个戏都拖沓了下来。所以水华剪掉它是对的。这给我这个在艺术上很不成熟的演员又上了一课。

回首过去,有太多人给予我指导、给予我鼓励,为我攀登艺术高峰鼓足了勇气。他们的身影、他们的教诲,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记忆至今,不敢忘记。?

本文首发于《纵横杂志》2016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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