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者与一位编辑 全力以赴将前途押在文学事业上

澎湃新闻 2020-06-18 20:57 大字

编者按:《非虚构的艺术》记述了一位作家和一位编辑在近四十年的共事中所汲取的经验教训。它的目标受众是读者和作家,是那些关心写作、关心如何写作和提高写作的人。我们基本的前提,就是你有能力学会如何写得更好。本文为序言。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波士顿《大西洋月刊》(下文简称为《大西洋》)的编辑部。确切是哪一天记不清了,不过肯定离1973年7月我们俩作为作家和编辑首次合作发表文章的日期不会太远。

那时,《大西洋》已经诞生一百十七年。它的总部是一座赤褐色砂石墙的古老宅屋,位于阿灵顿和马尔伯勒两条大街的拐角处,面向波士顿公共花园。一步步朝这座老宅走去,你能感受到传承。它固然是顶级的房产,但位于波士顿,而不是纽约或洛杉矶。这家杂志社的总部仿佛在昭告世人: 我还没染上铜臭气。正如一则老掉牙的笑话里富有的波士顿主妇说:“我们的帽子不是花钱买来的,而是家传的。”锅炉房的喧闹声在楼上的办公室里微弱地鸣响着,办公室显示出“品位高雅的破落相”:墙上褪色的纪念品,华美的装饰嵌线上一层又一层变色的油漆,露出底子织线的地毯。在赛拉斯·拉帕姆的时代,这座建筑一度是一栋独户公馆,当年的楼层布局大都保留了下来——后面有很多小房间,以前肯定是仆人住的;前面是带有壁炉的办公室,当供暖设备不足以抵御波士顿的严冬时,编辑们会时不时使用这些壁炉。

记忆里,这样的时代看来比我们今天更接近《大西洋》的悠远往昔,一个打字机和秘书的时代——秘书们大多是年轻女孩,说话冷嘲幽默,受过第一流的教育,力求在出版界开拓一番事业。也有少数几位年纪大一点的女性,其中有两位是编辑,一位在案头时戴一顶帽子。这两类女性的上班时间都很规律。男人们上午过了一半才来,不久就去吃午餐。“我去买个三明治就回来。”总编鲍勃·曼宁在前往清一色男性组成的酒馆俱乐部享受全套午餐时,会这么跟助理说。他走后不久,职位较低的男士们就会溜出门,最后往往去里兹酒吧,在阿灵顿大街上,走过一个街区就到了。编辑如果带着一位作家,那么可以把午餐的费用记在杂志社的账上。几块火腿蛋松饼,两小瓶白葡萄酒,然后回到工作岗位,一般不会晚于两点半。很多下午都是这么兴高采烈。

《大西洋》当时几近破产,好不容易才能勉强应付各项开销,对于东主而言,是文化赤字开支的一种操演。编辑们薪水微薄,一年挣不到2万美元(那时2万块能买到的东西比现在多,当然,部分是因为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东西可以买)。青年作家按件计酬,一篇花费四个月心血写出来的长文章,最多也不过两三千美元。

《大西洋》的档案室里有一个宝库,收藏了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几乎每一位美国主要作家的报刊文章、小说和诗歌。这份杂志依然是美国赫赫有名的文化权威之一,可是要发挥这种作用变得越来越难。政治上,《大西洋》长期以来一直代表着自由派思想。如今,它的编辑们张大眼睛朝窗外望去,在外面的世界里,自由主义被左右夹击——一边是“气象员”,一边是尼克松的白宫。每个月编辑部都要为杂志的封面争来论去,最后敲定的版本往往色彩鲜艳、夸张,徒劳地希望来点耸人听闻以提高报摊销量。可是这样的封面威胁到这本杂志的文化传承,对于铁杆读者和许多在那儿的工作人员来说,这才是杂志真正的魅力所在。

四十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长到足以让昔日的“我们俩”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他们俩”。我们俩当时很年轻——基德尔二十七,托德三十二——两人全力以赴将前途押在文学事业上。对于托德来说,担任《大西洋》的编辑是个体面活,就像拥有一件精美的古董。要是他能说了算,杂志会恢复全盛时期的单色封面。

至于基德尔,不管发表在哪儿,只要作品能够登出来,他就感恩不尽了,而在《大西洋》上发表文章的想法更让他激动不已。当时打电话很贵,研究补助金又少得可怜。对一位囊中羞涩的青年作家来说,在杂志社的大楼里,去很多空着没人的办公室打打地铺,给提供消息的人打打长途,还是蛮便利的。在大楼里基德尔度过了不少个日夜,耗费很多时间跟托德合作——托德的办公室有一个壁炉,还看得到外面的风景。至于下班后的食品供应,你可以走过大厅,在曼宁办公室的吧台上找到。

我们俩彼此以姓氏相称,在陆军基本训练中我们的中士也是这么叫对方的。在基德尔看来,托德简直就没有童年,肯定一生下来就老成持重,另外,很可能他天生擅长反讽。在托德以及差不多所有其他人看来,基德尔老大不小,却还是一副年少轻狂的做派。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勃勃雄心,可是他的自信往往在卑躬屈膝和自吹自擂间摇摆不定。有一次,在一个拖得太长的圣诞节交际宴会上,他和鲍勃·曼宁正面交锋,宣称“我他妈的是西半球最棒的新闻记者”。第二天早上,他带着宿醉表示后悔,托德安慰他说:“最起码你还没自称是全世界最棒的。”两个人都觉得,是自己在耐着性子容忍对方。

基德尔发表在《大西洋》上的第一篇文章,写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起连环杀人案。他写完第一稿后,又改写了好几遍。他把这篇作品视为《冷血》的续篇。有一次,鲍勃·曼宁把基德尔的手稿退还给托德,在上面草草批注道:“我们得承认事实,这小子不会写东西。”托德对这句评语守口如瓶,只是告诉基德尔稿子仍需要修改,于是改写继续进行。

自此开启了一段漫长的交往。托德唯一拿得准的,就是手上有一位精力无穷的作家。对于基德尔来说,获许改写稿子而且没完没了地改写稿子是一种特殊待遇,不管怎么说都比退稿强多了。至于托德,能预见到一位乐意改写的作家可能终究会出人头地。托德曾经对一群学生说过一句话,没想到事后被传了出去:“基德尔有一大优点,就是不怕写得烂。”实际上,基德尔很怕在公众面前写得烂,可是在托德面前,他不怕。基德尔会把多篇还没写完的手稿交给托德,甚至会在电话里自说自话地向托德朗读未完手稿的段落。很快托德就明白,基德尔需要从自己身上获得的并不是批评意见,而是抚慰,以帮助他树立信心,于是他会说:“不错。接着写下去。”当一篇稿件完成后,托德会指出“一些问题”,由此开启另一轮改写。

这套流程在初期就被确立下来,贯穿了基德尔的多篇文章和头两本书。终于有一天,在基德尔创作《学童中》(Among Schoolchildren)的中途(这本书写一位小学五年级的教师),托德还没来得及审阅稿子,基德尔就开始自行修改了。这是一种不断拖延批评意见的手段。即使心里不承认,基德尔的目的无疑是,只要不停地改写稿子,就可以快活地欺骗自己。这种局面持续了一段时间,终于托德用最严肃的口气说:“基德尔,你老在我没来得及看书稿前就改稿子,你要再这么干,我再也不看了。”基德尔收敛了,之前的工作惯例被重新确立。

《大西洋》最终易手。图书出版部门被廉价出让,总部被迁移,古老的大楼被翻建成一栋商务办公楼。我们俩流连了一段时间,在新任总编威廉·惠特沃思手下工作。对于我们俩威廉就是典范,他曾经告诉基德尔:“每一位作家都需要另外一组眼光来检视自己的作品。”当托德转行创作和编书之后,基德尔跟随了他。

本书的一部分记述了经验教训,是一位作家和一位编辑在近四十年的共事中所汲取的经验教训。《非虚构的艺术》的目标受众是读者和作家,是那些关心写作、关心如何写作和提高写作的人。我们基本的前提之一,就是你有能力学会如何写得更好。只要是聪明人,就不会否认天资的神秘莫测,或是灵感的神秘莫测。可是,如果说否认这些神秘力量是虚荣心作祟,那么一味依赖它们却只会一事无成。没有任何其他的艺术形式具备如此无穷的可变性。写作就是修改。写文章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我们应该承认一些其他的禀性。在坚持事实方面,我们毫不含糊。非虚构远不止于事实确凿,可是它的出发点,就是不要凭空捏造。如果事件发生在星期二,那么星期二就是它发生的时间,哪怕星期四会构成一个更有条理的故事,也不能因此改动时间(至少根据我们的经验,到头来,星期二通常会构成一个更有趣的故事)。当然,这并不等于把事实和真相混为一谈,下文会探讨这个议题。

我们同样相信故事和人物的力量。我们认为,小说的各种技巧从来都不是虚构作品的专利;除了企图以虚构冒充事实之外,对于非虚构作家而言,没有哪种讲故事的技巧是禁区。我们认为,对严肃的非虚构作家来说,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或是环境可以成为合适的写作对象。我们还认为,无论是故事、论证还是沉思,图书、随笔还是家书,每一样都要做到新颖而准确,能够表达出一种独特的人的存在。

过去三十年里,美国文化变得更加喧嚣、快速、碎片化。就直接效果而言,作家赶不上流行音乐或是动作电影、有线电视网新闻或是即时通信。我们认为,作家不应该也没必要试图赶上这些。我们知道,写作仍然是通往明晰思想和情感的最佳路线。

《非虚构的艺术》是一本源于实践的书,是多年来尝试写作三类散文的产物: 写世界、写观念、写自己。换句话说,本书是我们俩尝试写作和编辑各种叙事文、随笔和回忆录的产物。我们给出建议,甚至偶尔会设定规则,同时谨记自己的表态不过是经验之谈,我们俩并非无所不知,只是通过尝试解决散文中的各种问题,学到了这些心得体会。对于我们而言,学到的心得体会本身,就是一段合作和友谊的故事。

作者: (美) 特雷西·基德尔 (Tracy Kidder) / (美) 理查德·托德 (Richard Todd)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者: 黄红宇

出版年: 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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