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出版人巴尼·罗塞特与无休止的自由阅读斗争
众所周知，当下西方世界的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把前所未有的权力赋予了那些拒绝包容、思想狭隘且严于审查的人。对于这种自下而上的挑战，出版商们的反应大都怯懦而令人沮丧。面临争议，大型跨国出版公司往往选择匆忙撤回稿件，向诋毁作者的网民致歉，承诺之后会听取各方意见，尽力做得更好。这类现象愈发常见，愈发令人失望。
鉴于这种可悲境地，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叛逆的美国出版家巴尼·罗塞特（Barney Rosset）的个人生活和事业成就。
巴尼·罗塞特（1922-2012）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巴尼·罗塞特经营之下，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由一家小型出版公司转变为美国最具反叛色彩且最高效的言论自由渠道。他出版过二十世纪最富争议的一部分书籍（《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北回归线》等禁书的无删节版），但从没为任何事情道过歉。1968年，由于在格罗夫出版的《常青评论》（Evergreen Review ）杂志中刊登了切·格瓦拉的日记片段，他的办公室遭到美国空军中一群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预备役军官的火焰炸弹袭击。同年，SCUM（直译就是“灭绝男人协会”）的创始人兼唯一成员瓦莱丽·索拉娜斯，在格罗夫出版社的办公室外埋伏罗塞特，试图在他外出吃饭的时候用碎冰锥行刺，但罗塞特没有出现，她只好放弃，转念决定去枪击安迪·沃霍尔。
刊登切·格瓦拉日记片段的《常青评论》
之后，罗塞特在1969年开始进军电影发行行业。他买下了《我好奇之黄》（I Am Curious [Yellow]）的美国发行权，该片是由瑞典导演维尔戈特·斯耶曼于1967年执导的软色情电影。这后来成为格罗夫出版社史上最成功的一笔投资，但同时也激怒了激进女权主义者，其中二十多人占领了格罗夫的办公室，举着写有“我们愤怒之黄/We Are Furious（Yellow）”的牌子。罗塞特传记《巴尼》的作者迈克尔·罗森塔尔解释说，那些人被格罗夫出版社对妇女的利用激怒了，尤其是他们出版的色情作品。
但罗塞特根本不在乎那些抗议者和他们的口号，他只关心电影和文学，他热衷于写作、出版和展示的自由，这与他对个人阅读、观看自由的追求如出一辙。为了捍卫这些自由权利，他竭尽所能地与任何反对他的人斗争，且通常都能获胜。你我都是这些胜利幸运的受益者，包括所有自由社会中不愿由他人选定自己读物的个体。
一
1922年5月28日，巴尼·罗塞特生于芝加哥。他的母亲是一个爱尔兰裔的美国天主教徒，他的父亲则是一个不信教的犹太人。根据他去世后出版的自传（《巴尼·罗塞特：我的出版人生》），他惹是生非的血统由来已久。自传开篇申明道：
反叛是我家族血统的一部分，我们从来不愿不假思索地接受官方关于对错或者好坏的说教。无论有多困难，我们始终会反抗那些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陈旧习俗。
自传《巴尼·罗塞特：我的出版人生》，东方出版社2019年1月版
在自传中，罗塞特讲述了他曾祖父迈克尔·坦西的故事，后者是一个爱尔兰农夫，因谋杀被判死刑。当年富有的英国地主控制了大部分爱尔兰土地，并禁止本地人在其地盘上钓鱼或打猎。像当时大多数爱尔兰人一样，为了养活家人，坦西被迫去偷猎鱼和其他野味。一次，他被一个地主的地产经理抓住了，坦西杀了对方。陪审团认定他有罪，并判处绞刑，但在一份请求宽大处理的请愿书到达法庭之后，判决结果减轻为无期徒刑。坦西被释放时垂垂老矣，没过几年就撒手人寰。罗塞特如此总结迈克尔·坦西的故事：“他的家族，也就是我的家族，是爱尔兰秘密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最终将他们的英国君主赶出了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这笔遗产让我感到非常自豪。”
有必要指出，罗塞特的处境和迈克尔·坦西截然不同。他的父亲老巴尼通过银行业积累了财富，小巴尼因此出身富贵。虽然他们在大萧条时期蒙受损失，但并未遭遇真正的危机。老巴尼是一个共和党资本家，他支持赫伯特·胡佛，但他的儿子却上了理念激进的小学和中学，这大概源于他母亲的影响。她是一个自由派民主党人，或许因此，罗塞特很早就对反叛者、离群者和法外之徒有好感，儿时偶像之一是美国黑帮分子、连环银行抢劫犯约翰·迪林杰。他刚上学的时候组织了一场请愿活动，要求不仅赦免迪林杰，还应让他取代赫伯特·胡佛担任总统。他在请愿书中声称：“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在盖特韦学校因资金短缺而关闭之后，罗塞特被弗朗西斯·W·帕克学校录取，他称这是一所由一名自由派贵族女子重金资助的私立学校。在回忆录中，他挖苦道：
可以说，正是在帕克中学，我开始了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漫长纠葛。七年级时，我读了乔治·H·塞尔德斯关于墨索里尼的书《锯末凯撒》（Sawdust Caesar），这本书注定要在关于我的政府文件中扮演重要角色……我讨厌墨索里尼。塞尔德斯说得很清楚，独裁是强大且非常危险的。后来，联邦调查局报告称我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的仰慕者，导致这个荒谬论断的原因始终不得而知。得益于信息自由法，多年来我从档案中获取了大量文件，可以确定我只在上小学的时候被称为“法西斯主义者”。从高中开始，他们把我标记为“激进分子”，大概“激进分子”这个称号更符合他们的口味。
对于最后一点，联邦调查局没有完全说错，罗塞特确实是一个激进分子。八年级时，他和一个朋友开始出版自己编辑的校报，名为《社会共产主义者》（Sommunist），他们把“社会主义者”（Socialist）和“共产主义者”（Communist）结合起来创造了这个标题。后来他们又把报纸名字改成了《反对一切》（Anti-Everything）。
高中毕业后，罗塞特读过几所大学，但都没能获得学位。1940年是他在斯沃斯莫尔学院的第一年也是唯一一年，在那儿，他接触到了亨利·米勒的作品。听了一个朋友的建议，罗塞特到纽约的哥谭书市买了一本米勒的《北回归线》，该书当时在美国是禁书。读完后，他写了一篇相关的课程论文。“我从来没觉得米勒的小说有多么色情，”他在自传中坦言，“但它令人振奋，也令人沮丧，因为它很真实，并且以优雅的姿态反抗传统。我的课程论文题为《亨利·米勒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文中探讨美国式的生活习惯是否值得捍卫，最后勉强得出结论：值得。”
珍珠港事件后，罗塞特在步兵团里待了一小段时间。在俄勒冈的训练营里，他发现自己和一群贫穷的工人阶级士兵混在一起，而他们迟早会在欧洲或者太平洋的地面战争中牺牲或受伤。忧心忡忡的老巴尼说服了儿子，动用一些关系把罗塞特安排到中国，余下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中国拍摄抗日战争的影像。这段经历培养了他对电影和制片的终生热爱，而这也深刻影响了后来他掌舵格罗夫出版社的发展理念。
战后，罗塞特同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琼·米切尔结了婚，他们定居于纽约格林威治村，成为二战后纽约艺术与文学繁荣图景的一部分，常常与杰克逊·波洛克和威廉·德·库宁之辈来往。身处艺术家和作家群体之间，罗塞特挣扎了一段时间才找到值得做的事情。在回归校园之前他尝试在联合国找一份工作，但并未成功，而后他在新社会研究学院取得了学士学位。与此同时，他的婚姻逐渐走向了尽头，他和琼在1952年离婚，但他们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在婚姻破裂之时，作为一个相当优雅的结尾，琼带着艺术家朋友弗朗辛·费尔森塔尔去见巴尼，鼓励他开始从事出版行业。
费尔森塔尔的朋友约翰·巴尔科姆筹办了一个叫格罗夫出版社的小公司，名字来源于他在西村居住的街道名。他只出版了三本书就把钱花光了，而且都是二十世纪以前作品的重印本。于是1951年12月，罗塞特在父亲的资助下买入1500美元股份，成为巴尔科姆的合伙人。不久之后，他又买下巴尔科姆的所有股份，开始着手把格罗夫出版社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再版商重塑成在全美前卫文学界最受欢迎的出版商。
二
1954年，罗塞特着力于出版未删减版的D·H·劳伦斯的情爱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此他开始了与美国审查机构的第一次关键斗争。他没有绕过政府偷偷把书弄进书店，而是选择刊印这本小说，然后让他在巴黎的同事寄回给他。进口封禁书籍违反当时美国海关规定，于是罗塞特给纽约有关当局写了几封信，告诉他们他正等着一批书到货，那些书应被海关认定为色情违禁品。罗塞特希望那批书能被拦截并没收，从而为诉讼提供依据，然而没人在意他的警告。
格罗夫出版社出版的未删减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于是他安排了第二次邮寄，并在书到达之后亲自去海关自首。对此纽约海关官员一头雾水，仍然不愿采取行动，并把书交给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臭名昭著的限制级商品政府收管处。负责审查的部门认定这本书确实是违禁品，并将其扣押。罗塞特终于等来机会，立刻起诉美国邮政总局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的权利。
这个做法虽有预谋，仍冒了不少风险。在那两年前，纽约编辑、出版人塞缪尔·罗斯因为通过美国邮政邮寄《美国阿芙罗狄蒂》而被定罪，他编写的这份季刊被认定为淫秽刊物。罗斯被判入狱五年，附加五千美元罚款，后来他在监狱里待了四年。罗塞特料到自己一审会败诉，但他赌联邦上诉法院会推翻下级法院的判决。1959年7月21日，弗雷德里克·范·皮特·布赖恩法官驳回原判，裁定《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属于淫秽书籍，因此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布莱恩法官解释说：
对维护自由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对那些阻止思想传播的限制措施加以最严格的限制。重点不在于表达思想的途径，可以是政治宣传册、政治作品或者经济学、社会理论和批评作品，亦能以艺术为载体，但关键在于所有这些表达都必须能被自由获取。
这是一场令人欣慰的伟大胜利，罗塞特为这场官司花费了近十万美元，这笔钱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一百万美元。当初他如果输了官司，格罗夫出版社几乎肯定会倒闭，罗塞特也很可能被判入狱。这些成本完全由罗塞特自己和格罗夫出版社承担，而他从未得到补偿。
有趣的是，罗塞特根本不在乎D·H·劳伦斯的小说，那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一招，他的最终目的是率先在美国出版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北回归线》的尺度远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米勒对性爱场面有更多的生动描述，而劳伦斯从未敢尝试把这么多色情内容写进一本小说里。如果把《北回归线》选作反抗审查的第一步，罗塞特担心自己会在法庭上惨败。作为一个美国当世作家，亨利·米勒完全被主流摒弃，劳伦斯则已经去世了快三十年。因此他得以借用英语文学经典的名义，相对容易地找到为他辩护的学者和作家。然而在美国法庭上，米勒这个名字远非善茬。
格罗夫出版社的《北回归线》
尽管如此，在前一本书的胜利鼓舞下，罗塞特开始准备出版《北回归线》，过程注定困难重重。米勒自己都不愿意为此挑战法律，他反而有点喜欢文化隐士的感觉，做一个无法在自己祖国出书的文学异端。虽然他自己肯定会极力否认这点，但米勒没有罗塞特那么勇敢，并不想冒着入狱或破产的风险去参与反抗审查的高尚斗争。但罗塞特一心想着再战一回合，这次为了捍卫美国人阅读米勒作品的权利，他花掉了接近二十五万美元，相当于如今的两百万美元。迈克尔·罗森塔尔如此写道：
巴尼对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有着不顾一切的决心，这驱使他做了任何其他美国出版商都没有勇气，或者说缺乏那种神圣的疯狂去做的事情：支持那些因为试图售卖禁书而面临刑事指控的书商，并承担全部法律及其他费用。接下来的几年中，在21个州发生了60起针对书店、报摊老板和员工的案件，指控他们违反当地关于淫秽出版物的条例。罗塞特悉数为每起案件组织了辩护团队，负担了所有费用。他乐于把钱花在符合自己宪法原则的事情上，这使他成了美国出版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1964年7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裁定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不属于淫秽作品。两年后，罗塞特又成功让马萨诸塞州一家上诉法院裁定威廉·伯劳斯的经典地下作品《裸体午餐》也并非淫秽书籍。任何怀疑这两个判决对重塑美国文化环境的重要性的人，可以去读迈克尔·科达在2001年出版的《畅销书的故事》（ Making the List: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estseller, 1900-1999）。巴尼·罗塞特的名字没有出现在科达的书中，但他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畅销书的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二十世纪上半叶，年度畅销书榜单被健康的宗教寓言所占据，诸如《无酵面包》、《康姆王国的小牧羊人》、《在主教的马车里》、《王国的钥匙》等等，一些真正的经典作品也曾出现在榜单里，比如《欢乐之家》、《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以及《弗吉尼亚人》，但1900年到1910年间的任何一本书都不足以吓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老练读者，厄普顿·辛克莱的《丛林》或许是个例外。查尔斯·伦巴是罗塞特在众多对抗审查的案件中的律师，他的表弟诺曼·梅勒指出，罗塞特1966年对《裸体午餐》所做的辩护改变了美国文学史，它打开了各种可能性的大门，在那之后美国出版商几乎愿意印刷任何东西。
杰奎琳·苏珊的《纯真告别》（Valley of the Dolls）是1966年最畅销的小说，书里满是对（婚前、婚外、同性）性爱、吸毒的生动描写，以及其他在罗塞特挑战权威之前主流畅销作品不可能直白书写的内容。那年畅销榜第二位是哈罗德·罗宾斯的《冒险家》（The Adventurers），故事里随处可见对性爱、强奸、谋杀的坦诚描写。若非罗塞塔的胜诉为更多尺度自由、风格放肆的小说铺平了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到七十年代许多著名的畅销小说都不可能现世：《罗斯玛丽的婴儿》、《教父》、约翰·厄普代克的《夫妇们》、戈尔·维达尔的《永恒的媚拉》（Myra Breckinridge）、菲利普·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怨诉》、《驱魔人》、《寻找顾巴先生》（Looking for Mr. Goodbar）、《顾虑》（Scruples），余不一一。
罗塞特改变的不仅仅是畅销小说榜单。1949年的畅销非虚构作品排行榜里有三本关于卡纳斯塔（一种纸牌游戏）的书，以及两本由两个叫富尔顿的人写的宗教巨著：富尔顿·奥斯勒的《最伟大的故事》和富尔顿·J·希恩的《宁静灵魂》。然而1970年代的榜单上既没有关于卡纳斯塔的书也没有名叫富尔顿的人写的书，大量关于性爱的书籍取而代之，例如《你想知道而不敢问的性知识》、《感性的女人》、《感性的男人》、《所有女人都可以》、《性的欢愉》、《我的秘密花园：女性性幻想》，以及其他很多类似的作品。
巴尼·罗塞特帮助改变了美国的文学格局，让主流出版商们可以放心印售那些直白描写性爱、暴力、吸毒以及另类生活方式等的书籍。迈克尔·罗森塔尔如此总结1964年最高法院判决产生的影响：
尽管花了长达数月的时间，巴尼最终成功阻止了那些妨碍《北回归线》销售的合法手段，改变了美国有关审查制度的规则，而这也得益于威廉·布伦南的鼎力相助，后者是撰写相关意见书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米勒不经意间使巴尼取得了最伟大的胜利，虽然他自己也并非有意为之。尽管或许被认为是个淫秽商品贩子，巴尼仍应被看作二十世纪最勇敢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斗士。
三
尽管如今巴尼·罗塞特主要因其出版工作而被人铭记，但他的另一伟大成就在于电影发行行业。二战期间的摄影经历让他萌生了在电影界留下痕迹的毕生愿望。“随着好莱坞在战后的衰落，”他在自传中写道，“越来越多的观众想看智识涵养更高的电影，希望它们向格罗夫出版的文学作品看齐。”于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罗塞特创立了常青影院，作为他书刊出版业务的影视衍生品。
在兰登书屋的杰森·爱泼斯坦的帮助下，格罗夫出版社和四星电视台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摄制由格罗夫出版社和《常青评论》的作者们编写的原创剧本。1963年，常青影院弄到了文学巨擘塞缪尔·贝克特、哈罗德·品特、尤金·尤涅斯库、玛格丽特·杜拉斯和阿兰·罗伯-格里耶等人写的剧本。他们原本打算将五个人写的故事揉杂在同一部电影里，但就像罗塞特其他很多宏伟野心一样，这个计划从未落地，只有贝克特写的剧本《电影》最后由常青影院改编成了电影。罗塞特并未气馁，在六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他从别的发行商那里买来一系列电影，大部分都是由阿涅斯·瓦尔达、肯尼思·安格和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等艺术家拍的晦涩的实验性短片。这些影片大多只在纽约一些前卫影院放映过，而罗塞特希望通过在全国各地展映来赚钱。
根据贝克特剧本改编的短片《电影》（1965）剧照
在1968年的法兰克福电影节上，罗塞特第一次听说了颇受争议的瑞典新电影《我好奇之黄》，他随即声称直觉告诉他这部电影非常适合常青影院，并联系了瑞典制片方，以十万美元的价格买下该片在美国的版权。“尽管在今天的标准看来这个片子里并没有什么露骨的性爱，”罗塞特后来写道，“有关这部电影的消息刚传到美国就成了一桩丑闻。美国海关官员在机场以淫秽罪将其没收。”
“这与我为出版审查进行的斗争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我当时宣称《我好奇之黄》会为电影产业争得自由，就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个案件一样。但我的预期并未成真，那个案子在地方法院和联邦法院之间周旋了超过一年。就像之前处理书籍相关案件一样，我们找来了一些显要人物作证辩护，其中包括诺曼·梅勒以及影评人斯坦利·考夫曼、约翰·西蒙和霍利斯·阿尔珀特。陪审团认定该片是淫秽电影，但之后美国上诉法院几乎史无前例地推翻了这个裁定，并宣布依据最高法院的解释《我好奇之黄》不在淫秽之列。”
《我好奇之黄》最后在1969年3月上映，它在纽约的首映式引起了巨大反响。为了在美国其他相对保守的城市放映该片，有时罗塞特必须采取极端策略。一些影院拒绝提供标准的排片份额，担心社区里没人会来看，而影院老板会白忙活。罗塞特只好自己租下影院放映电影，自行整理所有票房收据。“在明尼阿波利斯，”他写道，“我们甚至买下了一个影院，电影放完之后又把它卖掉了！”
《我好奇之黄》美国版海报
《我好奇之黄》给罗塞特和他的公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收益，但可悲的是，这部电影也标志着这家新贵公司之终结的开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格罗夫出版社被种种问题困扰，罗塞特将其主要归咎于联邦调查局。据他所称，联邦调查局反对《常青评论》的反越南战争立场，以及他和公德“警察”之间的诸多斗争。因为《我好奇之黄》这部电影，罗塞特的公司遭到女权主义者的围攻，而公司出离于愤怒的员工们也发起了一场极具破坏性的工会罢工抗议。
罗塞特怀疑这一场运动是由联邦调查局或者中央情报局暗中煽动起来的，甚至可能是两者合力而为，“工会是在帮助政府弄垮格罗夫出版社”。毕竟，其他出版公司都没有面临成立工会的压力。罗塞特后来写道，这场运动把他和忠实的员工们拖进了“人间地狱”，“楼里每天都被炸弹威胁和火灾警报弄得空无一人”。闹剧结束的时候，格罗夫出版社已然破产。
四
人们很容易把巴尼·罗塞特对联邦调查局的指责看成一种偏执的狂怒，仿佛一个痴心妄想的商人抗拒他智慧结晶的消亡。但他的自传里对其厚实详细的联邦调查局档案有充分的展示，这足以支持他对政府参与对格罗夫出版社的围剿的猜疑。然而，罗塞特对公司的失败也负有责任。在《我好奇之黄》票房大捷之后（该片是1969年全美票房收入第12高的电影），罗塞特重金投入进口欧洲电影，花了大笔的钱购得许多高雅欧洲电影，以期复制《我好奇之黄》的成功。
可惜这回他没能跟上时代，投资打了水漂。《我好奇之黄》的胜诉使放映更露骨的电影成为可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成了色情时尚的黄金时代，代表作例如杰拉德·达米亚诺的《深喉》（1972）、《琼斯小姐的魔鬼》（1973），以及米切尔兄弟的《无边春色绿门后》（1972）。事实证明，美国人并非出于对欧洲艺术电影的渴望而蜂拥去看《我好奇之黄》。格罗夫出版社自此陷入财务困境，一蹶不振。色情作品、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工会煽动者以及联邦调查局达成了此前二十年间所有美国反淫秽团体都没能完成的壮举：把格罗夫出版社逼到了灭亡的边缘。
这家出版商熬到了1979年夏天，在绝望边缘等来了昙花一现的救世主。在《现代启示录》上映前不久，罗塞特在旧金山见到了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后者预期自己的新电影会像他的《教父》系列一样卖座，因而提议收购格罗夫出版社，并让罗塞特继续负责日常运作。两人达成了口头协议：科波拉会为出版社在旧金山买下办公区域，罗塞特则在关闭位于纽约的办公室后把业务转移到旧金山。他们原本计划在八月份敲定最后的收购计划，那时科波拉会在纽约出席《现代启示录》的首映式，罗塞特为此激动不已。不幸的是——虽然现在看来很奇怪，《现代启示录》上映后没能带来预期的票房收入。当罗塞特在纽约再次见到科波拉的时候，沮丧的电影人告诉他：“你知道，我破产了。巴尼，我现在一无所有。”罗塞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科波拉花了几年时间才从财务危机中抽身而退，而我始终陷在里面。”
尽管遭遇了致命打击，格罗夫出版社之后仍取得了一项惊人的文学壮举。1980年，罗塞特买下了一本名不见经传的精装小说的平装本版权，这本小说原本由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是一位在1969年自杀的无名作家。这部名为《笨蛋联盟》（ A Confederacy of Dunces）的小说轰动一时，而富于悲剧色彩的作者约翰·肯尼迪·图尔死后获得了1981年普利策小说奖。这本畅销书并不足以挽救它的出版商，1985年英国出版人乔治·韦登菲尔德勋爵和石油产业女继承人安·盖蒂出价两百万美元收购格罗夫出版社，并让罗塞特继续经营，他别无选择。次年4月一次会议期间，作为美国最无畏的反传统出版人，巴尼·罗塞特长达35年的生涯竟草草结束：
当我被告知自己被赶走的时候，我转向会议中坐在我旁边的马克·利兰德，他当时为盖蒂家族工作，我对他说：“我不明白，我没听错吧？我不再管理格罗夫出版社了吗？”我记得他大概是这么说的：“噢，你早就知道的，当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会尽快把你赶走。”
后来，新东家把格罗夫出版社和亚特兰大月刊出版社（Atlantic Monthly Press）合并了，如今这个公司名叫“格罗夫-亚特兰大”，失去了颠覆、反传统的属性，不过是又一家稀松平常的出版公司，泯然众人。
《笨蛋联盟》
五
巴尼·罗塞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对美国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但他远非圣人。他顽固、笨拙且难以相处，个人生活尤其是一团糟。结束第一场恋情时他和女友都才18岁，他们打了一架，罗塞特一拳打在了女友下巴上。43岁那年，他和第二任妻子离婚，又娶了他10岁儿子的18岁保姆，而他不计其数的婚外情毁了他五次婚姻中的四段。在他自传的笔记中，他如此描述自己：“追求女孩子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有多种形式，同时也非常具有沙文主义色彩，因为对我来说女孩子基本上是一样通过追求得到的奖品，而非一个重要的人。”
尽管如此，罗塞特仍是一个有着罕见勇气与原则的人，他以自己深切在乎的自由的名义冒了极大风险：60年前他面对审查机构挑起战斗，为喜欢各种作品的美国读者争取更广阔的选择范围。2008年，即他去世前四年，他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颁发的文学人奖，表彰他对美国文学界所作的贡献。给罗塞特的献词写道：
通过他的格罗夫出版社和《常青评论》杂志，巴尼·罗塞特给美国读者介绍了许多文学巨匠，例如塞缪尔·贝克特、哈罗德·品特、让·热内（Jean Genet）和尤金·尤涅斯库，以及众多的垮掉一代作家。为了出版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的未删减版，他打赢了两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修正案之战。对那些竭力想在美国出版作品的作家，罗塞特是一个执着的拥护者。这个奖项旨在表彰他的远见卓识和对美国出版界的杰出贡献。
由于他混乱的个人生活，以及他职业生涯中大部分时间被贬低为色情作品出版人的名号，要是今天他还活着的话，不太可能有任何声誉良好的全国性组织会把最高荣誉授予他，而这其实是一种耻辱。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其后二十年间的流行小说的熏陶中长大，罗塞特对这些潮流有着深刻影响。我为他所做的工作和所冒的风险抱以万分感激，是他解放了我年少时期的美国文学，带来更多有趣的作品。正如大法官塞缪尔·爱泼斯坦在其支持罗塞特出版《北回归线》的决定中写道：
让家长去控制孩子们的阅读内容，让读者依据自己的品味做出选择，而不要让政府或者法院来操控自由人民的阅读。
法院应当尽力维护宪法赋予的言论及新闻自由权利，这也同时意味着人们有自由阅读的权利。当阅读自由被妨碍的时候，言论自由的权利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特权。
在这个裁决之后，罗塞特的律师查尔斯·伦巴写了一本介绍他们斗争历程的书：《淫秽的终结》（The End of Obscenity）。据罗塞特的传记作者迈克尔·罗森塔尔说，他讨厌这个书名，因为“他觉得社会对创作自由的妨碍压迫永远不会完全终结”。可悲的是，他说得似乎没错，但即使如此，他也无疑会对二十一世纪初的状况感到震惊：对我们阅读内容影响最大的审查势力并非政府或者法院。
那些巴尼·罗塞特为之斗争而付出卓绝努力的自由权利，如今正被一些人不加思索地挥霍着，他们把这些自由看作理所当然的权利，或者并不理解这种自由背后的脆弱与重要性。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新兴的审查势力中很多人自己本就是写作者。在一场由与其有所龃龉的亲生儿子领导的运动后，阿切特图书集团取消了伍迪·艾伦的回忆录《没啥关系》（Apropos of Nothing）的出版工作，公司内部员工也参与了罢工。那些针对众多少年小说作者的抗议活动，都是由他们的同龄人领导并参与的，其中一些人后来发现自己也成了类似抗议的对象。许多专栏作家不辞辛劳地发表短评谴责一些小说作家，例如写《美国丑闻》（American Dirt）的珍妮·康明斯（Jeanine Cummins），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愤怒烘焙》（Rage Baking）之类的女权主义者食谱。
伍迪·艾伦的回忆录《没啥关系》
巴尼·罗塞特是一位致力于拓宽美国文化疆界的解放者，并与那些试图削减这一版图的人对抗不休。他精准地认识到即使是在如美国这般自由的国家，争取阅读与写作自由的斗争也永远不会结束，而他出于对自由的真挚信仰则献身于此：
有些人觉得我出名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出版了第一本坦诚地印着“fuck”字样的书，上架了全国各地的书店……但我在出版生涯里做的事情远不止于此。我相信，公平来说，在文学、电影和戏剧界，我应当被看作推倒了大众与言论自由之间矗立着的文化柏林墙的出版人。我在1954年出版未删减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决心源于我对自由的信念，我始终坚信一个作者理应享有自由创作的权利，而一个出版商也有出版任何东西的自由，没有任何限制。
本文2020年5月6日发表于网络杂志Quillette。(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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