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盘上的导演：“让我走一走电影这条路”
《觅渡》剧照 （受访者供图/图）
作者：张锐
来源：文艺是个局
2019年6月，王思的《美森谷地》在北京蓬蒿剧场展映，他的口袋里特地放了几颗石头。年轻的时候，他读过欧洲著名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的电影传记，里面有一个情节——布努埃尔在咖啡馆放映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口袋里会装满石头，因为当时骂声太多了，以至于维护他的观众与那些骂他的观众打了起来。
王思口袋里装石头也有这样的象征意味，想要回应那些愿意支持他的观众，只是当时现场的观众实在是太少了。他曾在剧院做过多年的导演、编剧和演员，2019年正式成为一名独立导演。
2020年3月底，蒋能杰蹲守豆瓣，为每一个标记想看他的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的用户发送百度网盘的链接，免费分享给观众。
在蒋能杰之后，蝉鸣知了（下称“蝉鸣”）是第二位“网盘导演”。他的作品《擦一擦你那满腹经纶的道貌岸然》（下称《擦一擦》）最初在豆瓣上仅有300人标记想看，网盘“上映”一个月后，4298人看过该片，另有3892人标记想看。
蝉鸣并不喜欢网盘导演这个词，在他看来，网盘只是存储介质。“那么多的视频网站，扔自己片源的导演们为何不扔在上面，只能选择网盘，这才是问题。能这么做，是导演拥有片子的全部版权，或者片子就是导演自己出钱拍的。”
“导演将自己的电影扔网盘是无奈之举，人都是有诉求的，我没有放二维码也不接受任何票钱，所以我的目的并不是赚钱。”蝉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受蝉鸣的影响，王思也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到网盘，效果显而易见。“尽管我没有办法组织100人一起在电影院看我的电影，但是网盘放出去后，有那么多观众找到我，说会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2020年4月28日，另一部尘肺病题材影片《郁川浮游》也以网盘的形式公映。“网盘真的是最后一个被别人看见的办法了。”该片导演、“95后”邵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邵然今年25岁，送过快递、当过收银员，2019年刚从浙江科技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
2015年，邵然开始接触尘肺病群体，重庆北部城口县的一位患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最喜欢的就是拿着一根核桃树的树枝，在手里把玩，然后眼睛看天花板，发呆，眼珠子一直在转动。”
蒋能杰看完电影很激动，打电话给邵然，一半聊电影内容，一半聊自己的现状和经验。邵然毫不掩饰对蒋能杰的崇拜：“他一直在坚持，我想象不到十年以后是不是还能够再坚持这个事情，而且他真的可以有进有退，既能把自己保护得很好，又能接着做这个事情。”
5月1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大四学生承嘉斌把自己的第二部独立作品——二十分钟短片《觅渡》上传到了网盘，并放出了分享链接。“在后疫情时代，电影或许可以有新的途径，特别是对于非营利目的的独立电影、短片。如果这股浪潮足够汹涌，那么一定会形成巨大的力量。”
但他很快收到来自学院派的批评声音：制作粗糙、作品存在很多语法错误，可能让独立电影被贴上品质差的标签。
另一种批评来自业内对这种特殊路径的困惑。通常情况下，一部电影的问世主要有两种路径：进入主流电影工业体系，最终进入院线；在电影节、剧场等场合展映。
网盘电影，则在这两种路径之外。
《郁川浮游》剧照 （受访者供图/图）
极小成本电影
《美森谷地》剧组只有王思和妻子两个人。王思和妻子互相担任摄影师，需要同时出镜时，便用脚架拍摄，把收音麦克风吊在河边的树上。在一个有风的下午，两人念起了电影对白。王思感到遗憾，没有第三个人帮他们拍照记录。
王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给我大三元镜头（注：最高档次的恒定光圈镜头），我能不知道好电影怎么样的吗？起码给我个摄影师和收音师，给我个打板，给我个灯光，但是就我们两个人和一个蔡司70mm变焦镜头，什么都没有。”整部电影前后花费了17万，除了一些戏迷的支持，资金主要来自他的信用卡。王思注册的公司叫极小成本电影公司。
蝉鸣的电影资金为30万，全部来自信用卡和网贷App，至今背负着债务，每个月最低要还八九千元，还要利滚利。最煎熬的时候，蝉鸣晚上睡不着觉，想着怎么说服家里人把房子抵押出去，支持自己拍电影。
“大部分人的话题就是房子多大、在哪里，多少平，房贷怎么还，他们谈电影肯定是谈吴京和哪吒，但我百分之八十时间都在看电影、谈电影，电影远比房子重要。既然不重要的东西，我要来干嘛？我自己租房子都可以。”
后期剪辑时，蝉鸣偶尔会想到胡波。“一个人做后期剪辑，孤独得犹如在太空漫游，就会想到胡波，与他并不认识，当时也写了蛮多文字给他，希望有一天可以拿出来。”
与王思和蝉鸣不同，邵然在拍《郁川浮游》之前几乎不懂任何电影技巧，曝光、景深、收音等都是现学，甚至一边在网上搜索一边拍，后期剪辑还是跟着B站视频学的。为了拍摄，邵然曾在水下泡过一天，还翻进被泥石流压塌了一半的危房里，甚至抱着相机爬进墓穴中……
邵然曾在十天的素材上发现过黑点，后来才知道是镜头脏了。这个由一半同学一半亲戚临时组成的团队在17天里拍完了三分之二的内容，之后半年，邵然独自补拍了剩下的三分之一。
邵然的摄影师总想要拍出好莱坞大爆炸的场面。“哪有钱啊？他最后被我摁住了，那时候吵很多架，我总是想到拍一些镜头，人和水、人和树……但又说不出来为什么，只是想拍。后来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他们觉得随便拍拍就得了，有些东西没必要。”邵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拍到最后，邵然遭到几乎所有人的质疑。他连续失眠，陷入自我怀疑中：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异类？2019年夏天，邵然回到重庆做志愿者，在联系重庆大学的老师时，意外认识了两名重大的研究生，得知他们在贵州拍片，他马上跑到了贵州。
这两名研究生也在拍摄自己的影像作品，两年内，三人各自的电影作品相继完成，总成本加起来不到十万元。他们带给了邵然一种天然的归属感——“其他地方一定存在着像我一样的人。”
《搁浅之人》的拍摄地在山东青岛，那是导演张兴超的家乡。他在片中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男主角告诉朋友自己想做一件事，朋友对他说，你才学了半年，就想去做,这是不对的。
2014年，张兴超通过海选意外成为《呼吸正常》的男主角，第一次接触电影；两年后，他将全部的存款6万元投入到《搁浅之人》中——彼时，他已厌倦每天千篇一律的广告工作。他透过电影反问自己：“一个人想要摆脱自己的困境，需要付出什么？”
一次拍摄结束后，张兴超和朋友拿着器材跑到公交车站，赶上最后一班公交，很快大家都躺在公交车上睡着了，张兴超看到夕阳就照在大家的脸上，他觉得这个场景很有电影感：“这个场景，最后即使是什么也没结果，挣不到什么钱，也值了。”
“既没有资方的压力，也没有关注的压力，我可以完全拍出我自己想拍的东西。”张兴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擦一擦你那满腹经纶的道貌岸然》剧照 （受访者供图/图）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
《常州北》和《觅渡》的故事设定在承嘉斌的老家江苏常州，两部片子都是对自己某段家庭生活记忆的改编、重现，并与他的梦境结合在一起。“我很怕这种记忆会忘掉，所以当时我就想把它记录下来。”
《郁川浮游》中的“郁川”是邵然的家乡——浙江千岛湖的一条支流，“浮游”是指人和水的关系，也有“蜉蝣”之意。除了尘肺病人的故事，电影里所有的人物都来自邵然在千岛湖的一些见闻：喝农药自尽只为在禁止土葬前入土为安的石匠、严控污水排放下的石料厂、从湖底迁上岸后仍沉沦在过去的人……
承嘉斌向南方周末记者坦承，国内独立导演正陷入一个不良的闭环：由于缺乏资金难以拍出高品质的作品，又因为不愿意妥协而习惯性选择拍摄偏向自我表达的作品，最后往往效果不佳。“独立导演大部分拍的都是作者电影（注：泛指具有明显个人风格特征的影片），他们拍自己的生活，沉浸在某种比较兴奋的状态中，但这会导致他们没法考虑观众的感受。”
“这次扔网盘的几部剧情片都不是类型片，都算作者电影，上海的还挺上海的，杭州的特别杭州，北方的特别北方，你能看到很多奇奇怪怪很特别的片子。用一句俗套的话总结，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蝉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片长两小时的《美森谷地》的拍摄地在王思的家乡湖北襄阳，黑白色调为主，开头三十分钟节奏缓慢，讲述了一个诡异的返乡场景，几乎没有任何情节的起伏。按照王思的舞台经验，坚持到30分钟之后的观众才是那些真正看完电影的观众。
王思的电影获得过南亚两个电影节的奖项，也入围过英国和意大利的几个小电影节。他在参加某电影节时，看了很多国家的片子，感觉“世界电影正在往小里发展”——有人拍大海上的一块石头；还有人就拍一个人走路，走了整整三个小时……
王思曾在B站上用自己的视频做过测试，一天剪几个视频，放在几个不同的频道，发现网友喜欢的还是娱乐内容。他感到失望，“那些火的视频都是通过贬低自我价值实现的”。
他也不喜欢时下最热的短视频平台。“很多人台词也说不清楚，演一些很尴尬的段子，这些东西我看了真的会哭，我不希望我的小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希望他认真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看一些好的东西。”
蝉鸣认为，直播和短视频就是当下潮流，“就像互联网巨头说要取代传统电影，一会追IP、一会追VR、一会追直播、一会追科幻，都是一样的一阵风。”
蝉鸣的下一部电影叫做《马斯托纳的旅行》。他畅想，这应该是一部迷影电影。
但他的《擦一擦》在豆瓣仍评分不佳，有网友批评：“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典型文青，嘴上头头是道，热衷于用电影给人上课，整段影像都是作者，作者，作者，何不直接把自己塞进摄像机里呢？”
“他们批评的对或不对，我都能接受，因为我接受了这么一个扔网盘的方式，而不是传统的在一个发行规则里，有风控、有保护、有提前映、有口碑，有一批人帮你保驾护航，有权威的人帮你圆回来。赤裸而袒露的人应该做好被扔石子的准备。”蝉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搁浅之人》剧照 （受访者供图/图）
“你以为是“穷”，其实不是”
2019年7月，《擦一擦》入围由西宁市政府与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主办的FIRST青年影展。蝉鸣几次在影院观看自己的影片，尽管早已熟悉内容，但是在影院灯光亮起的时候，影院的仪式感还是令他无限着迷。
“对独立导演来说，你站门外往里望，你以为是“穷”，其实不是。你身在其中亲身经历，还是愿意坚守，不愿意接受“游戏规则”。”蝉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目前，国内大部分独立电影只能参加线下展映或电影节。承嘉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内大的影展很少，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年能入围的只有那么几个。不入围不代表一定就不好，可能就跟今年评委的口味有关系。但你投过之后，你下一年就不能投了。”
“我去了影展才发现，所有公司方、投资方寻找的都是下一个文牧野。”蝉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邵然通过一家电影节投递中介公司分别向荷兰、马德里、洛迦诺、柏林等地几个国际电影节影展投递作品，每一个电影节的报名加中介费都在两千元左右。邵然拿到了一个入围、三个提名、一个奖项。那时他正在重庆拍纪录片，没能去马德里领奖。
邵然对自己的作品仍然信心不足。在北京参加电影沙龙时，他拨开人群拿着电脑把作品放给《三峡好人》的主演韩三明看；在广州参加剧本集训的课间，他又拿给梅峰看；在北京碰到自称拍电影或者混演艺圈的，他都尝试把电影链接发给对方，之后都石沉大海，反而是那些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人更愿意提供指导和帮助。
那段时间，邵然常常在网上搜索一个问题：独立电影的出路是什么？答案往往是找投资、得到圈内有话语权的人赏识、引入专业团队、重新做后期……
《美森谷地》拍完后，经人推荐，王思去见了某发行公司，两位主管看了他的片子，其中一位还没有看完，就劈头盖脸说了一句：“太不好看了，太长了。”
“如果一部电影最后需要在道德上来照顾，基本上都说明技术不够好。”导演郑琼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8年4月，郑琼拿到了自己拍摄的纪录片《出·路》的公映许可，随后该片在118座城市做了419场放映，郑琼感慨：“当片子开始被观看的时候，这才是生命真正的开始。”
《出·路》自2008年开始筹备，在六年拍摄、三年搁置硬盘无人问津之后，最终进入了院线。上映后，郑琼偿还了10万元欠款，还有15万元将通过该片在视频平台的付费观看所得偿还。
5月，该片资源在网上遭遇盗版传播，郑琼撰文：“我更期待，喜欢电影和纪录片的朋友，能用合法的方式去看你们喜爱的片子；我也希望，喜欢《出·路》的人，可以用付费点播而不是传播盗版资源的方式去支持它。”
“假设你的片子真的是好片子，那么你无论用什么方式来传播，一定就像一颗石头扔到水里，泛起涟漪；如果没有人在谈论他们电影的内容，而在谈传播的形式，本身就值得商榷。”
《美森谷地》的整个拍摄团队只有导演王思和妻子两人，图为王思正在湖北襄阳的麦地里拍摄剧中两位母亲和解的镜头。（受访者供图/图）
“所有独立导演都想成为毕赣”
看过一些网盘导演的作品后，科班出身的承嘉斌发现了他们完全迥异于学院派的地方——画面和风格更加“原始”“野蛮”，甚至常常不那么合乎既定的创作规则。
“我不可能在中戏或北影看到这样的东西，我们一直在继承以往的一种审美，他们觉得这样的东西才叫艺术。”承嘉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大多数受过学院教育的学生，会特别理性地把它当成工艺品在创作，做比较精细的打磨，但是他们可能像泼墨山水画。”
蝉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独立导演的共性问题是资金不足导致的技术低于水平线，尽管表达很好，但技术粗糙就很容易被错过、被误解。
承嘉斌分析，艺术院校的学生也拍短片，但他们太清楚拍电影是怎么回事，反而对这个行业没有执念，甚至近乎麻木。但学院之外的导演身上有一种激情，“那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太新鲜了，与他们生活的对比太明显和强烈”。
承嘉斌的老师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十年之约”——如果你想当职业电影导演，那么从毕业那一年算起，起码需要十年的时间。这已经算是杰出的创作者了，几乎很少学生毕业后会选择成为独立导演。
毕业季找工作时，别人问承嘉斌以前做过什么。他回答：拍艺术片的。这时，聊天的气氛往往就会变得微妙起来，双方的共同话题也止于此。“（他们）还会问你，你喜欢商业电影吗？”承嘉斌调侃，“难道我们的宿命是开一家婚庆公司吗？”
2016年，当时读大一的承嘉斌看了毕赣的《路边野餐》，开始对独立电影、艺术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路边野餐》上映时，王思正在旅游，听说国内有一个人拍了四十几分钟的长镜头，他很兴奋——国内终于也有这样的作品。
第二年，承嘉斌拍了自己的处女作《常州北》。他形容在片场就是他最自信的时刻，“那是我活过来的状态。”之后几年，他陆续参加了多个国内影展，每次都会和其他独立导演，甚至一些已经拿过奖的导演聊起毕赣，这似乎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他们羡慕毕赣的经历——如此年轻和天才，幸运地得到评委和业界的赏识。这一切都让只能自己投资和埋单寻找出路的独立导演们感到遥不可及。
“毕赣可能唯一执著的就是要拍什么。他想表达的刚好和一部分观众想看的契合，即使他拍的不是一部特别主流的艺术电影。那个时候观众想看离自己现实生活很远的梦幻场景。这是不可复制的，现在，很多人都弄跟他一样的东西，但那个时间点没有了。”承嘉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承嘉斌接触过很多独立导演，大多数人的年纪在27岁以上，有在电视台、广告公司的主业，赚到钱后再去拍电影，成本在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这么多作品当中肯定会有遗珠，但绝大多数在大家眼里就是不行。”
在王思看来，独立导演、网盘导演都不如导演两个字有诱惑力，他甚至愿意去拍网络电影。“（网络电影）资金和演员都有，为什么还拍那么烂？同样一个烂俗的故事，我可以拍得更精彩。”
“毕赣离我太远了，我还能怎么看呢？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他，但是我的电影都已经放在网盘了。”王思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对我来说，今年能进一些有国际反馈的大电影节，入围或者拿奖，可以有资格拍第一部成熟的作品，这就已经算成了。”
“我和我父母发过誓，让我走一走电影这条路，如果30岁还是没有一点希望，我一定会回千岛湖给他们养老。”邵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原标题：《网盘上的导演：“让我走一走电影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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