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WHO驻地艺术团体“爆炸理论”：重启公共与私人记忆
新冠疫情仍在国外持续蔓延。疫情当前，笔者采访了一些探讨过疫病的艺术从业者，试图从各种角度来讨论艺术可以如何来回应疫病这一话题。艺术家团体“爆炸理论”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首个驻地艺术家（团体）。日前，笔者对该团体成员之一麦特·亚当斯进行了采访，从他们受WHO委任的项目开始，探讨了他们的作品、驻留经历与研究方法。“科学家关注事实，而艺术家有机会创造新的事实，”亚当斯说道，谈到日前的新冠疫情，他表示，“这是一个社会重构的时刻，也是一个在承担共同责任和怜悯他者的基础上来塑造世界的机遇。”
爆炸理论（Blast Theory）是一个成立于1991年的艺术家团体，目前由麦特·亚当斯（Matt Adams）、茱·罗·法尔（Ju Row Farr）和尼克·坦达凡尼特耶（Nick Tandavanitj）三位艺术家领导，曾获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交互艺术金尼卡奖、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国际媒体奖、白南准艺术中心奖、Transmediale跨媒体艺术奖等诸多奖项。该团体通过制作交互性艺术来探索社会和政治问题，将观众置于其作品的中心。
"爆炸理论" 图：Andrew Testa
爆炸理论于2019年9月28日为费城穆特博物馆（The Mütter Museum of 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策划了一个名为《唾液传播死亡：游行（SPIT SPREADS DEATH: THE PARADE）》的交互作品，邀请各界人士伴随特别制作的音乐《保护你自己免受感染》参与游行，举起在1918至1919年世界流感暴发期间当地最致命的一天死去的人们的名字以示纪念。随后，该团体的三位艺术家成员受卫尔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之邀前往世界卫生组织战略卫生行动中心（SHOC，Strategic Health Operations Centre）驻留，与参与了埃博拉和非典防治工作的专家迈克·瑞安（Mike Ryan）等人交流，并建立了非典暴发中心香港的京华酒店第九层模型，从而完成了作品《一个17位病例的集群（A CLUSTER OF 17 CASES）》。该作品曾在纽约和香港展出，原定将于2020年4月16日至2021年3月14日在荷兰布尔哈夫博物馆（Rijksmuseum Boerhaave）的展览“被感染：在恐惧、怜悯与控制之间”展出，但目前因为疫情展览已延迟。
《唾液传播死亡：游行（SPIT SPREADS DEATH: THE PARADE）》，图：Tivern Turnbull
“17位病例集群”的微观案例：每种疾病防治都是一种冒险
澎湃新闻：请介绍一下作品《一个17位病例的集群》。据我说知，这是一件关于在香港酒店房间的模型。但是你在香港展览的策展人郭瑛告诉我这件作品是一个“可以听的雕塑”。
是的，这件作品带有两个音频。一个是与世界卫生组织执行总监迈克·瑞安博士（笔者注：也是抗击新冠病毒的专家团队成员之一）的采访，他谈论了传染病防治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另一个音频是我们基于研究写的虚构故事，我们想象了在香港京华酒店9层——也就是我们建模的楼层——入住的一位客人。一位科学家在谈论疫病，同时一个虚构的故事在想象这些人传播病毒。
你是如何呈现与世界卫生组织战略卫生行动中心里专家们的谈话的呢？这是一个视频吗？
不是，就是一个用来听的音频。我们有一种手持的扬声器，你把它移到耳边，按下作品前面的按钮，然后听就行了。有一些表示时序的灯会在你聆听过程中的某些地方引起你的注意。
《一个17位病例的集群》 图：Blast Theory
澎湃新闻：我明白了。灯是跟对话的情节同步的？
麦特·亚当斯：是的，就是这样。你会听到一个感染了“非典”的女人坐电梯上楼、去到走廊、进入她的房间的故事。之后在她的叙事里，她描述了病毒是如何在房间之间传播的。在传播的过程中，一个个房间会接连亮起，所以你就看到了疾病是如何在走廊传播的。
澎湃新闻：在卫尔康基金会《疫症都市》的项目网站上呈现的视频里，你提到你们的工作是以一种新鲜的视角来洞察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所以我想知道，除了呈现他们的工作之外，你是否通过对这个系统的模拟、建模挖掘到了新的信息呢？
麦特·亚当斯：是的。我们当时对流行病学家如何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他们是如何在一个由信息的缺乏所定义的环境里工作很感兴趣。他们只有部分的数据，而很多地方根本没有数据、只有很少的数据，或者数据还未到达。因此他们不得不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迅速地行动。所以这时就产生了不确定性和迅速行动之间的拉力。
此外，我们还对每种疾病防治都是一种冒险这一事实感兴趣。当要宣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时候——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在一月末对2019冠状病毒病所做的那样——它可能会严重影响出行和贸易，带来经济压力，并且会对人和生计产生带来负面后果。这些就是为了抵御疾病而不得不考虑的风险。在这一过程中各个设置并不是连续的，一连串的疾病干预措施，事实上是一个权衡风险、社会与政治关切的持续过程。甚至对于流行病、全球大流行的定义也是由社会的建构争论出来的。所以这里并没有清晰的科学，它只是一些人的判断。而这些是关于我们是否有了流行病或者全球大流行病的终极争论。我们对科学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模棱两可、激烈角力的社会与政治进程这一事实感兴趣。
《一个17位病例的集群》 图：Blast Theory
澎湃新闻：战略卫生行动中心在世界卫生组织是什么地位？它是一个信息和决策中心吗，还是只是信息中心呢？
麦特·亚当斯：信息搜集也在其他地方进行。世界卫生组织每个月会评估从全球各地收到的五十万个信号。在战略卫生行动中心，每天早上九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深团队都会会面并评估全球疾病暴发的状态并决定他们的行动。国家专家、疾病专家、通信专家和科学家都运用他们的知识来决定下一个24小时的行动计划。
澎湃新闻：这些专家是由世界卫生组织雇佣的吗？还是来自其全球合作网络呢？
麦特·亚当斯：他们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员工，但是很多人都会在组织内外循环。所以他们会驻在日内瓦的总部，但也会在实地工作。很多人都有在一线工作的第一手经验。比如说，一位资深团队的成员曾参与建造抵御埃博拉的医院。所以他们都受雇于世界卫生组织，但是也有来自疾病防治一线的丰富经验。
澎湃新闻：因为你采访了参与抵御埃博拉和非典的专家，但最终的作品只是跟非典有关，而且是香港地区，那么你是如何决定制作这件作品的呢？
麦特·亚当斯：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图书馆待了很长时间来探索那里的材料。我们发现了在非典爆发后完成的工作，有的发生在数月后，有的在数年后。人们在观察在一位中国香港医生从大陆去香港探亲的这一关键时刻发生了什么。他当时可能正在治疗感染非典的病人，同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也被感染了。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微观角度，有非常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在一个晚上，一个酒店你能观察到疾病的传播过程，但是你也能在这背后看到流行病学家是如何工作的。所以这是另一件让我们对那个晚上如此痴迷的事，当时当然没有人知道那个酒店里发生了什么事，但时过境迁人们越来越留意那个夜晚，以此来获取信息，理解那里发生了什么。所以这就像是一个侦探的推理过程：你回顾过去，试图理解并推断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微观例子。同时其具备的元素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例如当我们在对旁边房间里的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入住无名酒店房间的时候。你可能一个人都不会看见，你移步到走廊、走进房间、睡觉、出门然后离开。这种非常直接的情形让我们很容易就能感同身受。我们所有人都有过入住相对无名的酒店的时候，而它们也是你可能感染上疾病的地方。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人们很容易理解的情形。
《一个17位病例的集群》 图：Blast Theory
澎湃新闻：是的。你亲自去这个酒店做建模的研究了吗？
麦特·亚当斯：没有。酒店当然对此讳莫若深。他们给酒店改名了，并且潜心隐藏这段历史。他们不想这段历史被讲述。
澎湃新闻：我还想知道你们的方法论。除了表现科学是如何运作之外，你使用艺术语言、工具编织了其他叙事吗？
麦特·亚当斯：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给这个故事添加一些虚构的元素。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自己对这段历史的不确定。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没有直接再现这段历史，因为它在某些方面也是不为人知的。对事件的主观化叙事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虚构的故事一直在强调，它是一种对事件更诗性的回应。它是另一种叙事。
澎湃新闻：但这是建立在准确报告之上的合理虚构吗？还是你把虚实搅在一起让它们“爆炸”呢？
麦特·亚当斯：这个虚构在已知的事实中是合理的。我们知道有17个人。我们知道他们去哪，在哪感染了疾病。有的人离开香港之后去了新加坡、越南和美国。所以我们知道非典是如何传播的。事实上，有一个非典的研究聚焦在这些人搭乘的航空座位布局上，以便了解他们是否感染了飞机上邻座的人。所以我们的故事是可能的，但它无疑是虚构的。
澎湃新闻：对你来说，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最特别的部分是什么？
麦特·亚当斯：我对他们轮廓分明、事无巨细的工作感到很惊讶。直到亲自看到我才明白，为了探明疫病的传播，个体的案例或小型的情况能被倾注多么仔细的注意力。所以我认为对于像2019冠状病毒病这种庞大的事件，人们会在区域和国家层面进行研究，却不曾想人们也在看一条条街道上个体的房屋。事实上，这就是一直在开展的工作的一部分。这真的是很有力的经验。并且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我们决定关注这个特定的案例也是因为它反映了这一点。
澎湃新闻：对于个体的案例而言，其中会有隐私的隐忧吗？
麦特·亚当斯：是的。有一个案例，她是离开香港的其中一个人，飞回了家。她感染了几位家庭成员，最终只有她一个人活了下来。当时围绕这个案例有很多新闻报道。我们想过把这个案例合并，但后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涉及隐私的案例。这也是我们选择虚构叙事的另一个原因。当时的报道很多，但我们觉得如果不直接取得当事人的许可，在十几年后再次涉及这个故事可能不太公平。
从1918年大流感至今：纪念与社会重构
《唾液传播死亡：游行（SPIT SPREADS DEATH: THE PARADE）》，图：Tivern Turnbull
澎湃新闻：现在，让我们谈谈《唾液传播死亡》吧。在网站上，我只看到了游行和影片的信息，你能深入谈谈吗？
麦特·亚当斯：这件作品事实上早于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那件作品。我们是因为在费城做了这件作品之后被邀请到了世界卫生组织。这件作品是和穆特博物馆，一个医学史博物馆做的。他们有一个关于1918至1919年西班牙流感大暴发的半永久的展览，将会一直持续到2024年。它讲述了1918年费城的大流感故事，费城当时是美国遭受袭击最惨烈的一个城市之一。
1918年9月28日有一场游行，20万人来到了城市的大街上。在之后的几天，死亡人数飙升。所以普遍认为游行促进了流感的传播。我们的作品在去年9月28日，也就是纪念日这天重新追溯了这场游行的路线，以此纪念1918年逝世的人们。其中很多人都被埋葬到大型的无记号的坟墓，因为人们死得太快以至于棺材和掩埋者都不够了。这件作品也是为了纪念公共卫生工作人员的奉献。游行的形式是我们邀请和我们一起行进的人选择一个在1918年流感致死数最多的那天的死者以示纪念，并拿着他们的名字和一个有关他们命运的副本。此外我们还有一系列的灯光雕塑，大盒子从里面亮起来。每次会有一个人停下并举起他们纪念的人的名字，剩下的人经过他们。他们被置于雕塑组成的光的走廊，他们在其他人继续行进的时候独自站立，而这就是纪念死者的一个时刻。
《唾液传播死亡：游行（SPIT SPREADS DEATH: THE PARADE）》，图：Tivern Turnbull
澎湃新闻：展厅的装置是什么样的呢？
麦特·亚当斯：展览的装置是一部短片，一部关于游行的11分钟的电影，包括了美国作曲家戴维·朗（David Lang）和费城的十字路口合唱团（The Crossing）。他们唱着死去的人的名字，也唱防治流感的政府手册中的词语。展厅有这部电影，旁边是解释这段历史、我们为什么在去年举办游行及其重要性的文本。
澎湃新闻：你们如何筛选游行的参与者？他们是志愿者吗？
麦特·亚当斯：是的。我们在费城工作了几个月，拜访了学校、出殡的家庭、医院、大学和文化团体并邀请人们参加我们的游行。所以他们都是前来的公众成员。
澎湃新闻：我在电影片段中看到，里面有一对可能是夫妻，其中男人在安抚女人。
是的。一些人是在纪念自己的亲属，并且有些人非常的沮丧。如果你查阅我们网站上的项目页面，你会看到一张图片，其中一个女人举着名字正在哭泣。对一些人来说那是一次非常情绪化的经历。
《唾液传播死亡：游行（SPIT SPREADS DEATH: THE PARADE）》，图：Tivern Turnbull
澎湃新闻：那这些人的名字是如何选择的呢，从官方的数据库和报告吗？
麦特·亚当斯：我们和流行病学家工作，他们做了原创性的研究来检视那个时期的每份死亡证明，并建立了一个大概22000人的数据库。这就能让我们知道这次流行病最致命的那天是什么时候，以及在那天死去的每个人。之后我们制作了一个手机应用，可以让你选择你要代表的死者，你可以通过他们的姓名、住址、年龄或者职业来选择。所以有时候人们会选择跟他们在同一地区或街道的人，或者跟他们有相同职业的人，还有的人选择他们自己的亲属。
澎湃新闻：你对新冠疫情有什么个人感受呢？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其为全球大流行了。
麦特·亚当斯：我希望在我们的这场灾难之中，一种崭新的双边责任感和社会联结可以生发出来。这是一个社会重构的时刻，也是一个在承担共同责任和怜悯他者的基础上来塑造世界的机遇。
澎湃新闻：基于你的经验，你认为艺术与科学的边界与联结点在何处？
麦特·亚当斯：科学家关注事实，而艺术家有机会创造新的事实。(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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