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她是我的百合花（上）
1930年，夏衍与蔡淑馨在上海的结婚照。
□沈芸文/图
/编者按/
夏衍（1900～1995），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参加五四运动，编辑进步刊物《浙江新潮》。从浙江省立甲重工业学校毕业后公费留学日本。入明治专门学校学电工技术。留学期间接触日本共产党，参加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1927年夏衍被日本驱逐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夏衍同鲁迅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后任执行委员，后发起组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日友协会长、中顾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
本文作者沈芸为夏衍孙女，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从事“夏衍研究”及文史研究。这篇文章写于2018年9月，沈芸用沉静的笔调讲述了爷爷夏衍与奶奶蔡淑馨真挚感人的爱情故事。
我奶奶蔡淑馨是浙江德清一户有钱人家的长女，她的父亲是杭州纬成丝织公司驻沪总账房（经理）蔡润甫。德清也是我们太奶奶的娘家，蔡家是她的乡亲。这个儿媳妇可以说是母亲亲自为儿子定下的姻缘，当时我爷爷夏衍刚刚经历了一场单相思的失恋。
我们的太祖母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她是了解儿子的，这不能是一桩旧式婚姻，为在日本留学数年的儿子选的媳妇一定要是一位新女性。
这位蔡小姐是一位出众的美人，在“颜值就是真理”的年纪，她很快赢得了我爷爷的心。他在1925年2月28日的日记里便写道：“最后，我须得将这些感想告诉爱的淑——我的百合花！”
奶奶的油画情绪不阳光
我奶奶长着一张典型中国人选媳妇的脸，同时还天然具备大家闺秀的气质，端庄贤淑，而不是妖艳轻薄。她有一对厚耳垂，我爷爷说是福相，我觉得她是旺夫。
他把她比喻成“百合花”，还不仅仅是外表，还因为她的审美。我奶奶是一个很有美感的人，她的服饰穿着很雅致，她对颜色的品味影响着我和我姑姑两代人。我爷爷这样评价：“淑妹喜用淡紫色信笺及深青信封，紫为高贵之征，青为纯洁之象，与余素好符合可喜，信笺于默诵时每有幽香尤令神往，此种幽香与邮花后的口脂，皆吾爱人赐我的慰藉也。”
我爷爷把他们缠绵的恋爱写到了两篇自传体小说《新月之下》和《圣诞之夜》里。
1925年9月7日，在我爷爷的极力促使下，蔡家终于同意资助长女赴日留学，进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念预科。我爷爷有着将他未婚妻打造成时代女性的愿望，而我奶奶也有着不做花瓶的决心。她在1927年下半年离开奈良，只身一人去东京学习油画。
摩登的上海，1930年那张结婚照上的他俩是一对璧人。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总是那么遥远，梦想照进现实的光芒，不会眷顾到每一个人。
“左翼十年”对于我爷爷来说，是“在荆棘中作战，在泥泞中前行”。而对于我奶奶则是放弃职业女性的理想，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支持我爷爷从事地下工作，是我奶奶对丈夫事业的最大理解。1935年田汉被捕后，我奶奶给林维中母女送去过稿费。
我奶奶的油画，色调不灿烂，情绪不阳光。相反，在她的国画里，构图、色彩和线条却平衡和谐。虽然她是家中长女，可是母亲的早逝，需要她接受和面对前后的两任继母及随即出生的弟妹们，她在心理上总会有不安全感的阴影，这也使她在气质上多少有些忧郁。
离愁的别绪写进了剧本
1937年抗战爆发，我奶奶最宝贝的儿子——我爸爸出生了。与此同时，周恩来来到上海，给我爷爷派了新的任务，赴广州办《救亡日报》。
对于离开上海，我爷爷是犹豫的，但周恩来耐心地说服了他。他对自己的小家庭给予了最为妥善的安排，他自己的家在爱文义路普益里，岳父家在至德里，很近，照顾起来很方便。蔡家很看重这位大女婿，岳父和第三任岳母给我爷爷的地下工作提供过很多帮助，我爷爷尤其对这位深明大义的继岳母感情深厚。她的孩子们对我爷爷的称谓不是姐夫，而是“端先哥”。
大舅公，我奶奶的大弟弟给我讲过他们幼年的趣事。过年的时候，蔡家的小孩儿们要给父母亲大人磕头，我爷爷也起哄跟着要一起下跪，岳父母连忙把他拉起来，说使不得，使不得……
跟每个中国人一样，抗战中一家人分离的日子是艰苦的。我爷爷把这种离愁别绪写进了剧本《一年间》《心防》和《愁城记》里，他心中的孤岛上海如同老舍笔下《四世同堂》的北平。这一“身在南国，心系江南”的真实生活场景，分别被记述在了杜宣和田汉的文章里。
1939年，“到桂林后，我（杜宣）即去找夏公。他住在报社二楼楼梯口朝北的房间，面积大约十二平方米左右。一张三屉书桌对着北窗，一张单人床靠墙放着，此外还有个书架，几把木椅。在书桌上竖立着沈宁和她弟弟的照片，上面写着“沈端先第二世”。此外，在窗旁又贴了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本室有蝇虎二只，杀敌有功，尚希仁人君子，爱护为幸。”
还是在桂林，1942年4月，田汉问夏衍：“——哦，你的太太呢？她还在上海吗？”他忽然想起在上海时过从甚密的那贤美的夫人。
“她到香港来过一次，因为生活的艰窘，儿女的累赘，比以前老多了，头发也白了些了。”
“——可是你为什么不接你太太来呢？”
“因为儿女都在上海，那时她觉得还是住在那儿便当，所以又回上海去了，但后来不成了。最近来信，米不容易买，她每天只能吃两顿稠饭……”
“你怎么办呢？”
“有什么办法？现在也管不了许多了。”
登对的外表性格的差异
同甘共苦容易，比翼双飞艰难。这种怅然若失的情绪，流露在《芳草天涯》的剧本里。
中年是丰富的，收获了果实，也凋零了落叶。我祖父母曾经是那样的郎才女貌，在他们登对的外表背面，是日益显露出来的性格差异，我爷爷刚毅，我奶奶柔弱；我爷爷坚定，我奶奶迷茫；我爷爷理性，我奶奶情绪……我爷爷把自己锻造成了一个革命者，我奶奶依然是一个普通人。
然而，这之间所有的距离，没有改变他们的家庭轨迹，有一对双方珍爱的儿女，他们的爱情转化为了坚固的亲情。
当年，在他们同去留日的轮船上，我爷爷帮助女同学们拿东西，他的肩上手中挂满了她们的小物件。我奶奶的同学钱青笑着说，沈先生真像一头骆驼，任重道远。这句玩笑话，直到解放以后，我爷爷还记得，有一次在家里，他对钱青意味深长地说：“你以前是不是叫我骆驼？我就是要做骆驼，哈哈！”
抗战后回到上海，我奶奶做过一段时期的小学校长。1949年以后，她不适应，我爷爷索性就让她辞职回家了。
我爷爷希望我奶奶回到自己的绘画世界里去，在这方面，他一如既往地支持她。我姑姑去苏联留学后，我爸爸也是有机会的，但是，我爷爷考虑到自己公务繁忙，我奶奶的感情很寂寞，她一门心思都在这个儿子身上，从小到大没有离开过，留在身边是对她的感情抚慰。于是，就没有同意儿子去留学，在上海念完交通大学以后，去良乡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北京教书。
我奶奶是个很念旧的人，她的朋友还是二三十年代友谊的延续。她跟张光宇的夫人张家姆妈住得近，共享很多秘密。导演贺孟斧的夫人方青是她的闺蜜，两人总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她常跟吴觉农、陈宣昭一家，胡愈之夫人沈兹九和林维中走动。
原本由吴作人安排去美院旁听的计划，由于学生们的议论中止了。她没有自己的工作，朋友圈子又很小，每天待在家里写字、画画、管家务。其实，她过得很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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