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零零后》导演张同道与纪录片“私奔”
跟踪拍摄12年，记录两个“零零后”孩子真实成长经历，前不久上映的纪录电影《零零后》大获好评。
昔日摸爬滚打的孩子王如今代表国家青年队去打比赛；曾经被同伴孤立的女孩上大学主修教育学希望教书育人。这其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我们作为成年人，不自觉会带着怀旧的眼光去看待童年，其实往往有不少美好的误解。”该片导演张同道，是国内知名的纪录片学者和制作人。他希望它成为一面镜子，让每位年轻父母看到自己和孩子未来的模样。
《零零后》引发热议
一个月间，纪录电影《零零后》引发热议，各地家长团、教师团纷纷组织观看。张同道的朋友圈一时被校长们的感悟填满。
“学校、社会、家庭这些‘外自然’顺应生命体这个‘内自然’，唤醒生命本体后，生命体用无限的热情和坚定自觉地一直向前。”山东烟台的曹瑞敏校长写到。“真正的教育应该让孩子在磕磕绊绊中不断发现自我、寻找自我、成就自我。”全国优秀校长陈兴杰如是说。
也有很多反思。“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让孩子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影片中池亦洋说了，人生除了买车买房、娶妻生子外，还有一些幸福可以追求。”
如果按这样的方式教育，孩子连大学都没考上，怎么办？“那你要接受一个平庸的孩子，”张同道面对不怀好意的提问，答得格外平静，“这才是我们要反思的。教育，是不是让孩子活成我们期待的样子？如果不是，该改变的应该是我们。”
近年不乏有识之士呼吁重视孩子个体性差异，不要试图批量生产一代又一代人等等。张同道持相同观点。不同的是，他用纪录片呈现了真实案例。尊重个体性差异、自觉生长，是他传递的观念。就如20多年前，他放弃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与纪录片“私奔”一样，未必不是一种生活。
他坦言，拍这部电影源于对自己孩子的好奇，进而生发出对于“零零后”成长的追寻。他希望以12年光阴记录下的这代人的成长，给为人父母者多少带来些触碰。
拐上这条路纯属巧合
张同道本是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成天写小说、诗歌、文学评论。1994年从北师大中文系博士毕业后，他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当年尚属冷门的纪录片领域。
拐上纪录片这条路纯属巧合。“老太太（库淑兰）唯一的特点就是眼睛很大，其他和普通妇人无异。”张同道去之前已经对老人很了解，早前，中央美院画家、民间艺术学者靳之林教授一看见库淑兰的剪纸便称她为民间艺术大师。“她是我的英雄。我怀着朝圣的心情，但见到她时确实很意外，没想到她这么普通。”张同道说，“窑洞窗户的旧木头已经露出了木刺，老人用剪纸画遮盖所有家具的陈旧。她用的桌子、剪子，都没有什么仪式感，就是农村老太太缝补衣服的炕头。”
“这么普通的妇人，却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几乎在一瞬间，他找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发现：这些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正是民族文化传承人。如果没有靳之林教授，库淑兰这样的老人将和她们粘贴在墙上、炕上的剪纸画一样，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最终消失在风中。
“我那时候从事写作，诗歌、小说、报告文学都写过。我在想如何能记录这些老太太。”年事已高，生活困顿，这些民间艺人随时都可能去世，也使得问题更为迫切。他头一次感到文字的苍白无力，迫切渴望找寻到一种超越文字的工具来呈现她们。纪录片成为首选。
换专业谈何容易，张同道毅然投奔北师大刚创立的影视专业。那时，他以为拍剪纸只是一次性工作，谁曾想“再也回不去了，也不想回去了。”
“我首先要让自己满意”
1994年秋季，张同道作为老师，和北师大影视专业新生一起入学。在研究生班里，他遇见北京电视台编导陈大立，两人一拍即合，共赴陕北拍摄。1998年，由张同道策划、陈大立编导的《流年》完成，记录了库淑兰、高金爱、高凤莲、白凤兰等民间艺人的生活，此片获得蒙特卡洛电影节一等奖。2006年，张同道导演的纪录片《发现民间》以10集篇幅讲述了靳之林教授发现民间艺术的故事。只是库淑兰已经去世。
拍完剪纸大娘，“我本来想回头再搞我的文学，谁想到却和纪录片私奔，浪迹天涯。”直到2018年完成《文学的故乡》，拍摄了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阿来、迟子建、毕飞宇六位作家，他才觉得“用纪录片方式重回文学故乡”了。
1999年，张同道决定自己动手拍摄。那年秋天，他骑车来到一个小广场上，一些居民在打太极拳、练剑、跳秧歌。“这里是北京著名的西海，往前走就是银锭桥，我觉得该拍一拍北京市民的生活。”他爬上一个6层楼的顶层。点选好了，又敲定了以居委会为切入点：“居委会有故事，能撑得起一个纪录片。”跟蒋养房居委会苏主任商量好后，张同道和团队开始跟拍了。
人物出场想别出心裁是很难的。但拍摄那天，一对中年人举止亲密如恋人，“我嘱咐摄影师拍这个镜头。”刚拍不到5分钟，一个女人从远处跑来，男子看见掉头就跑，两个女人扭打起来。“这个时候，苏主任正好入画！这样一个强烈的戏剧性的出场方式让你编你都编不出来吧？所以我常说，生活的想象力比编剧更丰富！”
接下来的一个月，张同道跟拍了发耗子药、国庆扫街、调解家庭纠纷等琐事。恰好北京市居委会开始选举，蒋养房居委会正好是试点！“多幸运，这样一个新鲜事，反映了社会变革，给我提供了主干故事。”
最终，48分钟的《居委会》当年入选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以今天的角度看，这部纪录片有不少缺陷。”张同道总结，很多时候摄影机被事件拽着走，忽略了人的性格和命运。“这使得人物不立体，如果我现在拍的话，一定不是这个拍法。”
客观分析作品成了他的一贯态度。“现在我已经不太在意奖项，不需要用别人的肯定来确定自己是否是对了，我首先要让自己满意。”
用生命记录生命
“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发展之快，转型之艰，随便一个侧面就是纪录片的好题材。然而，真正留得下的纪录片还不多。纪录片人配不上这个时代。许多重大事件发生时我们并不在场。”张同道眼里，纪录片人的第一责任是记录，“这是一种使命。”
借由纪录片的拍摄，张同道也完成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反思。在《零零后》里，他反思的就是为人之父的使命与方式。
2006年，儿子4岁。料峭春寒的早晨，张同道打好了热水，叫儿子洗手。
“啊！”儿子手刚碰到水盆就缩了回来，“烫！”
“怎么会烫？我刚洗过！”张同道有点急。
“那是你的感觉，我觉得烫！”儿子平静地看着他说。
张同道顿了一下，他伸出双手：“我的手经过40年风吹日晒，已如松树皮一般，但孩子的手只有4年，非常娇嫩。所以我们对温度的感觉不一样，他并非无理取闹。”
“我怎样才能了解这代人？为人之父，我该怎么和孩子相处？”怀着这些疑惑，张同道决定用纪录片观察新一代。正在此时，他接到大李老师的邀请去校园参观。张同道介绍，那些个性鲜明、阳光灿烂的孩子触动了他。两人一拍即合，开始跟踪拍摄，从幼儿园、小学，一直拍到大学。“没想过能拍12年，个体生命成长的魅力实在太大，以至于我们只能用生命记录生命。”
12年间，他的团队也经历着种种困难：经费短缺、人员更换、被拒绝，还存在纪录片创作上的剪辑等问题。现在呈现给观众的电影《零零后》有两条线索、四个时空，背后是超过1000小时的素材，修改26个版本。“不能说完美，但我觉得我把这两个孩子的性格成长经历说清楚了。”
把社会万千纳入镜头，把种种人物呈现给观众。张同道在观察镜头前的一切，也在观察着镜头后的自己。（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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