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的浪漫你看懂了吗
《白昼流星》里的浪漫主义色彩让陈凯歌遭遇争议。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当其他导演用写实的手法来表达过去70年里难忘的历史瞬间时,陈凯歌却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他的浪漫。这种浪漫从《黄土地》《孩子王》等电影便开始了,甚至更早。
不是不懂现实是钟情于诗意表达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7个故事里,陈凯歌执导的《白昼流星》在社交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网友认为,这个故事太不真实,比如牧区早已不用脸盆吃饭,出门办事也不再骑马,而贫困的少年在相关扶贫政策下不会是电影里的潦倒模样,他们能够越过警戒线接近航天员更是匪夷所思。还有网友说,陈凯歌当了太久的“大导演”,或许早已经忘记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不接地气。
陈凯歌是真的不懂现实吗?应该不是。
20世纪80年代,陈凯歌在美国纽约学习生活时,写过一本传记,后来在中国出版,名为《少年凯歌》。这本不到两百页的传记讲的是他少年时的故事,以及它们后来对他的生活态度和电影精神的影响。
传记的开篇,陈凯歌写了一位濒临死亡的老人,身上的棉衣“破碎得像一只鹅绒枕头”“眼睛晶亮晶亮”,后来他才知道,“只有就要饿死的人,才有那样晶亮的眼睛”。此后的许多年里,陈凯歌不忘那双眼睛,它们似乎晶亮地长在了他的背上,“晶亮地看着世界”。
在《白昼流星》里,两个流浪已久的少年被田壮壮饰演的扶贫干部老李领回家吃饺子。那种饥饿感,陈凯歌应该不会陌生。在《少年凯歌》里,他自述过那些与饥饿有关的岁月。他知道用红薯面做成的菜团子得用手捧着吃才不会散开;他知道孩子们如何珍惜地一粒粒吃掉那5粒炒黄豆;他对一双10块钱的球鞋尤其珍惜,除了喜欢,还因为他也知道当时的番茄是一分钱一斤,而成熟一只番茄意味着至少4个月的劳作,农民的生活远比他的艰辛。少年时期的陈凯歌就知道,饥饿使人恐惧,而这恐惧比爱更有力量。
少年的经历在记忆里是无法磨灭的,时隔多年以后,已经拍摄了《黄土地》和《孩子王》的陈凯歌,依然能用文字将它们鲜活重现。可即使是在用文字诉说那些苦难时,字里行间依然弥漫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气息。所以说,陈凯歌不是不懂现实,而是他钟情于诗意的表达。
超越现实电影是另外的光影世界
就连陈凯歌自己也认为,他的电影受诗歌的影响。在陈凯歌的童年记忆里,母亲教他念诗,“太阳出来,就念:‘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暮春了,则是:‘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逢到夜间,就会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陈凯歌曾表示,这些“图画了的诗歌”不能不对他日后的电影有所影响。
阅读也深深影响了陈凯歌后来的电影创作。相较于其他的孩子,少年的陈凯歌有着独特而丰富的阅读资源。他当时居住的地方有一个空房子,里面堆满了书,他和伙伴常常深夜撬窗进去,看西洋画册,知道了伦勃朗、鲁本斯和戈雅,还看了更多的外国文学。在20世纪60年代,这是一种十分难得的阅读经历。陈凯歌回忆,当时他用手电筒照着,一页一页翻看,“手电的光亮使人物之间流动的光线更加神秘”,那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故事和风光,让他们彼时的梦不再那么荒凉。可以想象,在一个动荡而且艰苦的时代,少年躲进暗黑的屋子,借由手电筒的光影、图书的文字和图像,躲开周遭的种种嘈杂,了解另外一个个陌生的世界,沉浸在自己的精神海洋里,这本身就是一件惊险而且浪漫的事情。
在陈凯歌看来,他在那时候就以看电影的方式看过书,“知道这件事的可爱”。后来常有人问陈凯歌是怎样做起电影,他觉得这段经历就是答案。
曾有一次,陈凯歌到北京电影学院交流,讲他的代表作《霸王别姬》。正在导演进修班学习的李玉刚现场提问,想知道让陈凯歌特别动容的电影是哪部。
陈凯歌回答,是毕赣的电影,他觉得拍得挺好。我们知道,毕赣的电影里总是有摇摆的长镜头,氤氲的梦境,模糊的叙事,同样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或许在陈凯歌的眼里,电影的可爱之处就在于此,它不是现实的还原,而是超越现实的讲述。相较于现实,那是另外的光影世界。
我们总想在浪漫里寻找现实
《白昼流星》之所以遭遇争议,是因为观众聚焦于它的不现实。或许在陈凯歌看来,这部电影理应有浪漫的理解。两个少年纵马狂奔的镜头被很多人视为对当代牧区交通方式的误解,但在陈凯歌看来,它却另有浪漫的意义,他们在追赶已经失去的时间,追赶这个高新科技的时代。事实上,当其他6位导演选择用《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护航》这样的名字来定义“我和我的祖国”的瞬间,而陈凯歌却选择《白昼流星》,便已经彰显他对这个宏大主题的浪漫理解。
在这次的争议中,很多人用陈凯歌早期的电影作品《黄土地》《孩子王》《霸王别姬》来质疑他后来的电影创作的“走偏”。可实际上,这些电影里同样有陈凯歌的浪漫表达。陈凯歌在他写的《千里走陕北——贫穷和希望的手记》中,记录了《黄土地》拍摄之前他和部分主创为酝酿剧本修改而到陕北体验生活的经历,“我们去陕北,就是奔着一个‘穷’字去的。我们觉得,在这个可以概括古今的‘穷’字中,蕴藏着无数古老而又平常的故事,它是咱们这个民族最辛酸的背影。它将会告诉我们在影片中应该表现些什么。”
当时是1984年1月,寒冬的陕北满目荒凉。等站到那里的塬上,陈凯歌眼里是气象万千之状,想到的是“北风卷地白草折”“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诗句浮现于脑海,正是因为心里一直有诗意。那时候剧本的名字尚是《深谷回声》,可当陈凯歌他们离开陕北时,就已经决定改为《黄土地》。
“把手揣在袖子中,只会定定地看着你的庄稼汉们,同时就是打起震天动地的腰鼓的人们;那些刚刚吃饱的妇女们,就是画出了动人图画的人们;这块贫瘠的土地就是产生了我们古老文明的地方;那一棵棵孤零零的杜梨树已经忘却了远离森林的痛苦而在那里顽强地生长着;黄河上游的平静正孕育着止泻千里的狂流……”陈凯歌在手记中写道。写着如此浪漫文字的陈凯歌,也拍摄着如此浪漫的电影。
无论是电影的启蒙,还是电影创作的意识,陈凯歌的电影表达一直都是浪漫的、诗意的。只是我们,总想在这浪漫里寻找一点现实的踪影。(新时报记者江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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