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方的罪人》：看点不只是“偶像”

澎湃新闻 2019-09-09 10:52 大字

注意：本文有严重剧透

日本电影《检察方的罪人》（検察側の罪人）近日在华上映。许多人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担任主演的木村拓哉与二宫和也。这两位日本偶像界的“优质”“偶像”的号召力自然毋庸置疑。但《检察方的罪人》的看点，却不只是在他们两人身上。

推理的线索

《检察方的罪人》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雫井脩介的原著在2012-2013年间在《别册文艺春秋》连载，先后入选2013年“周刊文春推理小说Best 10”和2014年“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如同名字所显示的一样，这是一部关于刑侦推理的小说，为此作者在创作时还得到了担任过检察官的乡原信郎的协助。原著小说

《检察方的罪人》有一个典型的日式刑侦推理剧的开头。在日本推理剧中，一般都会出现检察官（警察）这样的角色，当他负责破案的时候，往往有一个比自己职位要高并且直接对其负责的上级，还有一个帮其工作跑腿的助手。比如日剧《BOSS》中，大泽绘里子是搜查一课的系长，刑事部部长作为她的上级时常对其施加压力。上级对下级有支配权，年长的有经验的人对新人有指导权，在侦破过程中也没有跳出这个等级制度的限制。《检察方的罪人》中的架构同样如此，正义感十足的新人检察官冲野启一郎（二宫和也饰）进入东京地方检察厅刑警部，成为培训时的导师最上毅（木村拓哉饰）麾下的干将。与此同时，由吉高由里子扮演的橘沙穗也加入了刑警部，成为冲野的事务官。两大偶像同台演戏

英国著名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戴维·洛奇曾经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出，小说（包括利用电影作为媒介展示的小说）应该以悬念来激起读者心中的疑问，并且延迟揭示悬念的时间，让读者陷入一种纠缠的状态之中。这一理论自然也是适用于《检察方的罪人》这部“推理向”电影的——毕竟典型的犯罪悬疑剧主要的就是破获犯罪案件、抓捕罪犯的过程的故事。本片中最初的主线，是最上毅和冲野启一郎接手一桩杀人案，死者都筑和直（74岁）与妻子晃子（71岁）死于非命。老人以放贷维持生计，前来借款的人自然成了最大嫌疑。在嫌疑名单中，最上毅意外发现了23年前杀害初恋情人久住由季的嫌疑人松仓重生的名字。当年因为证据不足，无法指控松仓。而在此之前，松仓重生和他的哥哥还曾合伙强奸了一名少女，犯下骇人的灭门惨案。案发后，松仓的哥哥畏罪自杀，而松仓因为当时还未成年只待了五年少教所。这样一个“未成年已成渣”的家伙是不是杀害两位老人的凶手呢？形象猥琐的松仓重生

而在审讯过程中，当松仓承认自己就是杀害久住由季凶手时，由于时隔久远已过追诉期，已经无法将其绳之以法。但愤恨不已的最上仍旧执拗地要将松仓绳之以法（准确说，是判处死刑置于死地）。这样一来，本片的又一个悬念悄然浮出了水面——最上毅能够得偿所愿为初恋情人复仇么？

实际上，《检察方的罪人》还给观众们留下了另一个悬念。看似稚嫩的新人事务官橘沙穗其实来头并不简单。她之所以甘冒被“性骚扰”的风险进入刑警部，只是因为她的真实身份是一家报社派来的卧底，其真实使命就是为了爆料而收集检察官们滥用职权无法无天的证据——就像本片开始时最上毅告诉受训的年轻检察官们那样，对嫌疑犯人说出“马鹿（混蛋）”这样的字眼，就足以让自己丢掉饭碗。顺便提一句，尽管相比本片主演木村拓哉与二宫和也的“偶像”身份，吉高由里子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演员”。但以在本剧中的表现而论，吉高却反而显得有些拘束，远不如在今年春天热播的《我准时下班》中那般收放自如。吉高由里子扮演的橘沙穗

法与情

传统的悬疑类型片往往越接近叙事的尾声，随着观众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案件的真相也就越来越清晰。甚至观众可以先于答案揭晓时破解出案件真相，从而获得一种在竞赛中获胜的快感。《检察方的罪人》正是如此。随着剧情的推进，案件终于真相大白，几个悬念也一一化解。松仓重生虽然的确是个恶棍，但他的确没有杀害老夫妇。最上毅尽管不惜勾结黑社会设局杀死真凶弓冈嗣郎并嫁祸松仓，仍旧无法将其送上绞刑架。但松仓最后仍旧横死于黑社会制造的车祸，而在此之前，橘沙穗的卧底身份也被黑社会发现并告诉了最上毅。

毫无疑问，本片的片名《检察方的罪人》指的就是因为被复仇情感冲走了理智的检察官最上毅。他枪杀弓冈嗣郎并埋尸这一点无疑是在犯罪。这一点恰好验证了剧中他自己所说的那句话——“固执于自己的正义的检察官，最终会堕落为罪犯”。

但观众却很难因此将其视为坏人——曾经在日本影响极大的“社会派”推理作家松本清张曾就说过：“探讨犯罪动机和塑造人物是相辅相成的。当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此时的心理状态就形成了犯罪的动机。但是，过去总把犯罪动机一律归咎于个人原因，为了谋财或渔色，几乎成为一种公式，无一例外。我认为除了动机还应当加上社会性。”就像是枝裕和导演的电影《第三度嫌疑人》一样，《检察方的罪人》也将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法理与情理之间的纠结摆到了观众面前。

在电影层面，从《追捕》到《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从《我没有做》到《正义之裁》，都在为观众展示了出庭应诉、调查取证、律师辩护等一系列的刑事司法环节。看起来，从证据调查到律师辩护，从庭审质证到死刑核准，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对案件真相的抽丝剥茧堪称严谨。但是以做事仔细著称的日本人在法律中却留下了一个奇怪的漏洞。按照日本《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据（凶器、相片等物证）流失或产生变形损坏等，有可能影响到审判的公正性，同时所犯罪行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开始变小或消失，因此在犯罪行为结束后，经过一定期间，就不能再起诉犯罪嫌疑人，即公诉时效到期。公诉时效一旦成立，警察也就失去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权力（即便嫌疑人自首或警方发现新的证据）。《检察方的罪人》中的松仓重生，恰恰是因为超过了公诉时效而得以逍遥法外。于是乎，即便是他亲口承认了当年强奸并杀害久住由季的罪行，检察官对他仍然无可奈何！惨遭毒手的久住由季

日本的检察官其实权力极大。刑事犯罪的侦查、对嫌疑犯的逮捕由司法警察实施，而司法警察需要接受检察机关指挥。按照“独任官厅”原则，每个检察官都被视为各自独立的国家机关，对内处理检察事务时都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实行检察官负责制。饶是如此，最上毅要实现对松仓重生的复仇，还是只能选择违法的途径。这当然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因此本片观众对最上毅的犯罪行为几乎恨不起来。在现实世界里，2010年3月，日本国会决议终于废除因杀人、抢盗导致死刑的公诉时效，算是为糟糕的法律漏洞打上了一个补丁。

拷问“大义”

《检察方的罪人》留给观众的思索还不止于此。本片中还出现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台词——“没有从来不说谎的人，也没有从来只说真话的人。所以我觉得，并不存在100%的正义”。

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并不只是限于松仓重生这样的杀人犯是否应该受到制裁，而是隐藏在本片另一处支线情节里。与最上毅交好的议员丹野和树（平岳大饰）陷入了政治献金丑闻，即将被检方调查。以常理论，这属于日本臭名昭彰的黑金政治范畴，并不值得同情。但导演兼编剧原田真人设计的剧情超出观众的想象。其实这是具有正义感的丹野和树自己爆出的内幕，原因是他洞悉了幕后财团的真实用意——“将日本带到二战之前”。

这句话当然是“复活军国主义”的隐晦说法。原田真人导演近年来曾经翻拍过经典二战影片，描述日本投降的《日本最长的一天》，也拍摄过古代战争片《关原》。在这两部影片中显露的“反战”思想在《检察方的罪人》中同样俯拾即是。比如丹野和树的妻子与极右翼团体过从甚密甚至参加过“新纳粹”的聚会（而她却要依靠财团的势力在丹野死后竞选议员！），又比如黑社会在片尾制造车祸撞死松仓重生后，向同伙通风报信的信号竟是“トラトラトラ”，也就是日本联合舰队在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的暗号“虎！虎！虎！”。更直露的例子是片中特意安排了一个情节，最上毅的祖父与黑社会头子（诹访部利成）的父亲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帕尔之战。

这是一场中国观众比较陌生的战役，却是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军损失最惨痛的战役之一。1944年3月，日军越过缅甸边界入侵英属印度。由于统帅牟田口廉也中将的拙劣指挥与日军一贯的糟糕后勤，这场战役沦为“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愚战恶斗”。86500人的参战部队，损失率在80%左右。除了阵亡大约20000人以外，其余全是饿死或由于饥饿伤病而死。在撤退途中，大量日军死者遗体被遗弃路旁，铺出了一条“白骨街道”。著名蠢将牟田口廉也

本片中的这个隐喻所指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极右翼抛弃“美国人制定的（和平）宪法”，根本是一条绝路，只会再现英帕尔战役中的“白骨街道”。《检察方的罪人》片尾安排被迫跳楼自杀的丹野和树将财团阴谋的罪证交给了好友最上毅。最上毅准备继承好友的“正义”事业，也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执着于松仓重生案件真相的冲野启一郎。

这无疑让冲野陷入了极度纠结，最后只能通过一声歇斯底里喊叫发泄心中的苦闷。或者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找到最上毅犯罪的证据；或者无视法律程序，为的是维护反战的“大义”。这又是一个无解的问题。2018年（在日本）上映的《检察方的罪人》，到了最后，其实向观众摆出了1701年“赤穗事件”一样的两难处境，为了维护与主君“大义”违反“法度”复仇杀死仇人的47浪士，究竟是正，是邪？话说回来，这样的终极拷问，倒也使得《检察方的罪人》的立意，变得有些不像推理作品了。

姓名：姜珮瑶生日：1994年3月10日代表作品：电影《使徒行者2：谍影行动》《追·踪》《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