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96】仗“剑”走天涯

过马路时，陈瑾抬手向来往车辆示意。 受访者供图

即使是坐着的时候，杨青风也“剑”不离手。

导师王志华带领营员们持“剑”上路。

在商场，工作人员协助营员感受智能家电。受访者供图

一辆横在盲道上的单车挡住了营员的去路。

他们看不见世界，世界也“看不见”他们。

因为无法独立出行，许多视障者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只在家与工作的针灸推拿店之间往返，有的甚至极少迈出家门。

不过，总有人渴望突破黑暗。

他们拿起盲杖，把它当做手臂、眼睛，当做行走时随身携带的“剑”，见自己、见天下、见众生。

“拔剑。”杨青风站起身。

“拔剑！”罗文聪重复着。

“唰”，眨眼间，银白色的盲杖伸展开来，立在他们面前。

握紧杖柄，两人走出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综合楼五楼的一间教室。此时是2019年5月27日的傍晚，楼内很安静，盲杖点地后发出清脆的笃笃声，在走廊里一路回响。从这里出发，先天失明的杨青风要依靠他的“剑”，独自搭乘公交车回到远在30多公里外的家。

当天下午，“金盲杖视障奇葩成长营（北京站）”活动刚在这栋楼里结束。38岁的杨青风任导师，比他小15岁的“徒弟”罗文聪是见习导师。

4天时间里，参加成长营的12名视障大学生，在志愿者的远距离保护下，以盲杖为“剑”，独立前往公园、超市等公共场所，完成相应闯关任务。

在此之前，这群平均年龄20岁的年轻人几乎从不使用盲杖，更没有离开学校、家等熟悉空间单独出行的经历。

在我国1800多万名视障人士中，同样的现象非常普遍。

拿不起

5月24日下午1点多，开营时间快到了。楼林昊天匆匆走在去教室的路上，同行的同学陈瑾挽着他的胳膊。两人脚步轻快、自然，本应作为辅助工具的盲杖被折叠成短短一节，拿在手中。

很难看出，楼林昊天是一个眼睛没有一丝光感的全盲人。

在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这样的场景随处可见。有时为了赶时间，视障学生还会在校园里一阵小跑。

他们对这里实在太熟悉了。因为看不见，从入学开始，视障学生便在脑海中构建“记忆地图”，多生活一天，就多一分印象。开营第一天，有学生站在学校广场的中心，伸直手臂对杨青风说：“从这里直走到头是草丛，越过草丛是篮球场。从草丛向右转的路上有一个下水道井盖，经过井盖，左前方就是学生宿舍。”

在这里，使用盲杖才是稀罕事。成长营举办期间，一位视障学生敲着盲杖往返于宿舍和校门之间取外卖，被在教学楼前集合的营员们“听”个正着。有人小声说：“没想到还真有人在学校里用盲杖。”

同样的技能可以应用在任何他们熟悉的空间。到了周五，楼林昊天会按照脑中的地图从学校出发，走进附近的地铁站，搭乘地铁回家；周日下午再原路返回。两年来，他从没出过差错。

但楼林昊天和其他11位营员能做的，也就到此为止了。一旦走出校园或偏离常规路线，他们就失去了这种“奇特”的能力。

造成这一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楼林昊天们不能熟练使用盲杖这一辅助工具。成长营的第一课，就从这里开始。

相比于杨青风那根有不少划痕的盲杖，营员们手中的金属杆都是崭新的。“除了以前在盲校学习使用盲杖外，这将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拿盲杖出行。”音乐系大二学生李翔身高接近一米八，留着寸头，在队伍中很显眼。

第一项“实战”是探索校园。排好队后，李翔主动做了领头的人。寻找盲道、穿越教学楼大厅、上下台阶……在熟悉的地方，李翔走得很轻松。时不时地，他会悄悄拉高手柄，提着盲杖行走。

盲杖很轻，跟一本普通课本的重量差不多，但要拿起它，并不容易。“用上盲杖，就意味着别人知道我是盲人了。”探索结束后，李翔有些心虚地说，其他人重重地点头附和。

8岁前，李翔都能看到世界的样子。十多年来，他一直还在消化“自己失明了”这个事实。同样后天失明的肖菱给出的理由更直接,“盲杖会影响我的形象。”清瘦的女孩皮肤很白，有一张小巧的鹅蛋脸，说这句话时她下意识地拨弄了一下自己柔顺的长发。即使眼睛没有光泽，肖菱依然称得上美丽。在她面前，再纤细的盲杖也显得很突兀。

对盲杖抗拒的背后，是对视障身份的否定与逃避。这一点，杨青风很清楚。“你们为什么来参加成长营？”开营那天，他提问道。

李翔是山西人，来北京上学后，他很想能自己回一次家；肖菱学针灸推拿专业，按学校要求大五在校外实习时需与搭档同时上下班，但她想要更自由的时间；楼林昊天的同学突发疾病住院，这让他想到如果有一天自己生了病，都无法独自去医院……

“还为了自由地恋爱！”一位营员的答案引起哄堂大笑。这让杨青风想起了多年前自己的“相亲”，是被双方家长“关”在屋子里完成的。“他们说这样才安全。”说着说着他自己也笑了，“如果那间屋子有窗户，他们恐怕会全程观看我们约会了。”

盲杖能带来选择，还能带来尊严。正如杨青风所说，实际需求和对自由的渴望最终战胜了顾虑与恐惧，让这群年轻人决定尝试拿起盲杖。

不再藏

杨青风第一次独立出行，是偷着溜出去的。

他在盲校上学时，学校规定，学生出入学校，必须有家长接送。父亲还老早就帮他想好了未来的规划：在家生活，由家人照顾。

成长营里的人都有类似经历。“外面很危险！”这是他们从父母那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大一学生戴彤倩去年曾报名“金盲杖”项目天津站的活动，接到入营通知后却遭到全家人反对，她的姥姥说：“你这样等于要了我的命！”

按比例计算，在我国，每80个人中就有一名视障人士。但在实际生活中，除了偶尔出现在路边的针灸推拿店，人们很少能看到视障者的身影。或是出于家人的“好心”，或是出于自身的畏惧，大部分视障人士的一生，都是“藏”起来的。

在盲校念中专时，杨青风住校。一个周五下午，特别想家的他拿起盲杖，混在家长和学生中间出了校门，从西向东穿越北京城回到了家。同为导师的王志华更冒险。在外地求学期间，一次放假时他有意避开来接他的人，提前离校，随后独自连夜坐火车回到河北老家。

相比起来，罗文聪要谨慎得多。2016年，他的编程作品获了奖，为了从青岛出发到北京领奖，他做了一份极其周密的出行计划，具体到每一个空间和区域的转换，最终成功带回了奖杯。那一次后，他把盲杖昵称为自己的“宝贝”，“太好用了！”

导师的故事讲得精彩，营员们却首先要习惯盲杖的存在。杨青风教的“两点法”很简单：迈右脚，盲杖移到身体左前方点地；迈左脚，盲杖移到身体右前方点地，如此往复。可刚开始，李翔的盲杖总是会“拐”到身体两侧，胡乱点上四五下，才能回到正道。李翔觉得，手持盲杖，自己好像反而不会走路了。

开营第二天，营员们要从学校步行到接近3公里外的目的地。一走出校园，陈瑾就用左手紧紧抓住衣服的下摆，显得很紧张。一路上，她的膝盖微微弯曲，身体往前倾，屁股向后坐，完全没有了走在学校里的轻盈。“这是典型的不太会用盲杖的走路姿势。”随行的工作人员说。

可陈瑾不敢扔了盲杖，这是她手臂的延伸，是她的“眼睛”。后来去商场完成任务时，她本想坐上行手扶电梯上楼，但错误地走到了下行电梯口。如果她直接迈步上前，很容易失去平衡摔倒在地。

幸好拿在身前的盲杖帮了忙。杖尖试探到一级台阶后，立即被下行的力量推回。陈瑾随之倒退了一小步，她很快反应过来：自己找错了电梯。“好危险！”

那一天，直到坐上回学校的公交车，陈瑾才松开了盲杖。志愿者接过盲杖后发现，厚厚的海绵手柄早被陈瑾的汗水湿透了。

杨青风违规跑回家的事情把父母吓了一大跳，但自那以后，家中的“禁令”也逐渐松绑。因为能独立出行，2006年，大学主修针灸推拿专业的杨青风成为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的记者；2008年北京残奥会，他是唯一的视障注册记者。那个夏天，靠着盲杖引路，杨青风进出于各个残奥会场，每天向后方发回现场采访报道。通过网络，他还向全国的视障听众直播游泳、足球等赛事情况。

“我们可以是按摩师，也可以是记者，我们还可能是程序员、律师……”走出门的杨青风，获得了和健全人同样的可能性。

但像杨青风这样的视障人士太少了。过去，在他工作的一加一集团声波残障社会服务中心，很多员工也不能自主出行。后来，招聘条件里特意加了一条：应聘者必须能独立上下班。

十几年来，杨青风不记得自己用坏了多少根盲杖，去了多少地方。走得越多，他就越想让更多视障者能融入这个世界。2018年初，“金盲杖视障奇葩成长营”在南京首次开营。至今，已有包括有人公益基金会、博世中国等组织和企业主动给予赞助。来到北京，已是此项活动的第5站。

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很乐意与“金盲杖”合作。此前为了鼓励视障学生融入社会，学院制定了加分等各种激励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这一次有“前辈”现身说法，学生们报名参加成长营的积极性显得很高。

开营仪式结束后，杨青风掏出手机，一面用手指滑动屏幕，一面把耳朵贴近听筒。“联系人，浏览器，日历……”手指所到之处，智能手机的无障碍辅助功能快速读出屏幕上的图标。在语音引导下，杨青风熟练地“摸”入微信页面，发出一条语音信息，“您好，逗号，开营仪式很顺利，逗号，谢谢您，句号。”

“如果上街就很‘怪’，那我们干的‘奇葩’事还多着呢。”王志华也扬了扬自己的手机。这个曾因参演电影《推拿》走过柏林电影节红毯的“视障圈名人”觉得，有科技助力，如今视障群体能做的事一点不比普通人少。

点亮灯

李翔要崩溃了。

这是训练营的第二天，营员们正在完成“商超大通关”任务。李翔抽到的任务之一，是找到位于商场5楼某家餐厅门前的电子体重秤，称重后用微信扫描二维码读取数据。

第一次，除了手中的盲杖，李翔没有了任何依靠。

走着走着，他走偏了，拐进了一条断头路。“笃笃笃，笃笃笃……”手中的盲杖急促地点地，可李翔一直没有走出来。此时是下午3点多，餐饮区里很安静，他没有可求助的路人。

李翔停了下来，汗水一点点从他额头渗出，很快变成汗珠一颗颗划过脸庞。慢慢地，他在角落里蹲了下来。

站在远处的志愿者既心疼又心急，却不能上前帮忙。一分钟，两分钟……就在志愿者以为他准备放弃的时候，李翔站起身，重新握紧了盲杖。

贴紧墙壁，用盲杖一点点敲击着前行，遇到阻碍就顺势拐弯，否则一直直行。用这个笨办法，李翔从断头路里走了出来。

就在这时，不远处响起了路人的脚步声。没有片刻犹豫，李翔大声说道：“你好，请问可以帮我一下吗？”

当最终站上电子秤，李翔重重地喘了一口气。

和李翔同岁的罗文聪非常理解那种绝望的心情。到北京领奖那次，即使有无比完备的计划，他还是遇到了问题，“本应该在北京站接我出站的工作人员把我忘了。”

这意味着罗文聪要自己想办法走出车厢、离开站台、经过拥挤的出站通道并找到地铁入口。这其中的每一项，对当时的他来说都有极高的难度。

即使是导师王志华，也有许多跌跌撞撞的时候。他曾经定期去一位声乐老师家上课。在那段路上，王志华撞翻过小贩的摊子，掉进过正在施工的土坑，还因躲避不及被汽车挂倒过。好几次抵达老师家，他都是一身泥，脸上还有摔伤留下的血迹。

“这些不应该成为阻碍视障者出行的因素。”杨青风说，自己曾在大街上给行人指过路，“健全人不也会迷路，也会摔跤吗？”

从北京回到青岛，在返回学校的出租车上，罗文聪突然改变主意，让司机把车停在了学校附近的理发店旁。

几乎每个月，罗文聪都会由人带着，来这家店理发。每一次，他都想自己“摸”着往返，可每一次，他都不敢。

那一天，抱着奖杯，手持盲杖，像是完成某种仪式一般，罗文聪自己从理发店走回了学校。

到特殊教育学院上大学这两年，罗文聪越走越上瘾。去年，参加“金盲杖”项目天津站活动后，他开始系统训练出行技巧，成为一名见习导师，并且收获了爱情——一位拥有明亮双眼的志愿者。现在，他练习出行的动力更多了，“我想像普通男孩一样，多去看看她。”

“我很羡慕他的自由。”营员温科信是罗文聪的室友，受其影响，温科信决定拿起盲杖参加培训。视障群体社交圈不大，学校里上下五届都互相认识，也相互影响。到目前为止，经“金盲杖”培训过的视障者有近70位。他们像70盏灯，点亮身边的黑暗，鼓励更多视障者迈出独立出行的第一步。

我的眼

“你好。我要去清华大学西门，请问怎么走？”

开营第三天，营员们迎来了终极考核。李翔的任务，是到清华大学校门口，并拍下一张照片。在五道口的一个十字路口，他停下来向旁边停车场的收费员问路。经过前几天的训练，李翔用起盲杖来熟练了不少，也能够毫不畏惧地开口求助了。

停车场的一位工作人员要给李翔领路。他快步走到李翔身边，架起他的胳膊就匆匆上了路。李翔能感觉到来人比自己矮了一头左右，走路轻快，却一直一声不吭。

走出没多远，领路人突然放慢速度，脚步变得有些犹豫，李翔意识到，他可能也不清楚目的地的具体位置。这时，领路人拦下迎面走来的一名行人，他想问路，但张开嘴却只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

领路人摇了摇李翔的胳膊，李翔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身边站着的是一位聋哑人。他马上开口，向行人询问方向。

就这样，李翔的嘴巴配合着领路人的眼睛，两人合力朝前挺进。直到把李翔送出1公里多，那位聋哑人才与他告别原路返回。

类似的事情陈瑾也碰到过。到超市完成采购任务时，因为不了解区域分布，她一直犹豫着不敢迈步转弯。突然，她听到拐杖点地的声音，“小姑娘，你想买什么？”听声音是一位老爷爷。

“我想买面包，您知道在哪儿吗？”

“在那边。”老爷爷抬起胳膊指向右前方，见陈瑾没反应，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错”。

“我要买酱油，咱俩挽着走吧。”老爷爷主动提出，“我腿脚不方便，这样一来，你是我的腿，我是你的眼。”

“改变，不只是我”，这是印在成长营营服背面的一句话。开营之后，每当营员们集体出行，都会引来不少路人驻足关注。虽然有极少数人质疑这是作秀，但更多的时候，这些头一次走进真实世界的视障者感受到的，是理解与善意。

离开领路的聋哑人不久，一位碰巧经过的中年男子又主动“接力”，要送李翔到目的地。因为曾参与过与视障者一起跑步的活动，男子颇有经验地挽着李翔的胳膊。两人走得很快，一边走还一边聊起了家常。从背后看过去，就像是一对再普通不过的父子在周末出门散步。

前后花了4小时，李翔终于抵达清华大学西门。“如果没有沿途帮忙的人，我根本不可能完成任务。”

不过有的时候，不适当的帮忙也会带来麻烦。有一次，王志华急匆匆地要去火车站，在地铁口问路时却被工作人员“扣”了下来。“他说按照标准化服务，必须由一名站点主管带着我从直梯通行。”王志华哭笑不得，乘坐扶梯对他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这样一折腾，整整耽误了他40分钟的时间。

一天带营员外出训练时，杨青风不留神被路口的阻车桩绊了一下，一位相向而行的路人一个箭步冲上去，双手抓住他的胳膊。

“谢谢，我没事！”杨青风快速挣脱了。路人的手悬在半空，面露一丝尴尬。“这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但随意伸手反而可能把毫无准备的视障者拽倒。”事后杨青风解释说，正确的助盲方法应该是先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帮助，得到肯定答复后再出手。

作为声波助残社会服务中心唯一的健全员工，余素一已经和视障群体共事了4年多。现在，他的爱好之一是向身边的朋友“科普”与视障者相处的方法，介绍视障者不可思议的能力。“通过我，健全人也会了解到，视障者的世界其实没什么不同。”

营员们第一次走出校园时，在盲道上排成长长的一列，突然前方响起了稚嫩的童声。

“妈妈！他们拿的是什么呀？”

“那叫盲杖，是帮助走路用的。”

“真好！我们也买一支吧！”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罗文聪正和年轻的妈妈擦身而过，听到这儿，他们俩都忍不住笑了。

上红毯

5月27日下午，闭营仪式即将举行。屋子中央铺着一条简单的红毯，12位营员要手持盲杖，经过这段红毯，领取自己的结业证书。杨青风还为营员们准备了寄语：当你拿起盲杖，生活中到处都是为你铺就的红毯。

在成长营里，楼林昊天几乎总是最后一个完成任务。即使是最简单的排队走路，他也会掉在最后面，被前面的营员落下一大截。

楼林昊天在和自己的恐惧斗争着。一出门，他就急切地要寻找盲道。遇到盲道中断或突然直角转弯的时候，楼林昊天都会紧张地停住脚步。有时候他的脚悬在半空，经过盲杖反复试探确定安全后，才会慢慢落下。足底能感受到盲道上凸起的纹路，是他必须抓牢的安全感。

“4天的时间不可能解决你们所有的问题。”开营那天王志华就说，“金盲杖”可以帮助营员们迈出独立出行的第一步，“但未来的每一步，都要靠你们自己。”

闭营仪式的红毯上没有盲道，短短一段路，楼林昊天也会走偏。时不时，他的盲杖会撞上两侧的桌椅。他并不慌乱，顿一顿，调整路线继续前行，步伐缓慢但坚定。

此前的开营仪式上，楼林昊天是领誓人。

宣誓前，他反复用手搓着一张棕黄色的盲文纸，为的是能流利带领所有营员宣誓：“最大限度独立出行，最小限度请求志愿者帮助，为独立出行、为获得独立自主的生活、为实现人生理想而尽最大努力。”

当结业徽章终于戴在胸前，楼林昊天似乎对誓词有了新的理解，“真正的独立，不是拒绝帮助，而是要有一颗独立的心。”

盲杖笃笃，楼林昊天和其他人一起，从这个初夏起步，迈向属于自己人生的红毯之路。

（本版照片除注明外均为本报记者张千、杨兆敏摄。）

编后

杨青风、王志华们克服视力上的残障融入社会，在他们的影响下，或许会有更多的视障者愿意走出家门。他们的勇气让其他人感动，其他人的理解和帮助又让他们对独立出行更有信心。

只是，在成长营期间，营员们时不时与盲道上的障碍物撞个满怀的现象却提醒着：当视障群体奋力向世界奔跑时，世界是否应以更温柔的姿势迎接他们？

完善公共区域无障碍设施建设，让已有设施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大限度降低残疾人出行阻碍。这样做，既是本应为残疾人提供的便利，也是当代社会温度与文明程度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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