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王》里“美人鱼”原谅了人类 现实中谁来为气候危机埋单
全球票房刚破13亿的《海王》可谓是最近的院线宝贝。有了深谙商业片技巧、擅长小本捞大鱼的导演温子仁加持，DC的超级英雄片难得地翻了一回身。然而，当慕名观影的笔者走出放映厅，交还3D眼镜的时候，仍旧感到影片有点过于熟悉。
这里指的不是作为超级英雄电影，《海王》直接把最传统的叙事母题（归来的私生子、兄弟争位、xxx才能拔出的大宝剑等等）和战争场面整个倒进了大水族箱；而是作为一个环保电影，《海王》走了一条我们司空见惯的老路。
又一部“美人鱼电影”
湄拉。《海王》剧照。
说DC英雄片《海王》是环保电影听起来有些可笑，但想要否定这一重身份并不容易。从海王的弟弟奥姆用海啸把人类丢到海里的所有垃圾和军舰还给人类开始，亚特兰蒂斯对陆地人的战争就被阐释成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在影片的叙事中，被正面表现和占据道德高地的，都是仇恨人类的海洋居民。其中最具代表性并被电影作为大自然代言人的是女主人公湄拉（Mera，电影中是海底泽贝尔王国的公主，亚特兰蒂斯未来的王后）。她作为“海的女儿”，认同海洋，反对人类，对陆地上贪得无厌，源源不断向海洋索取资源、排放污染的人类充满厌恶。但是，她仍然希望避免战争和杀戮，向男主——在陆地长大并认同陆地人类的海王寻求帮助。在两人短暂的相处过程中，她不仅“不可避免”地爱上了海王，还被陆地上的美好风物和人性闪光迷住，接纳人类，消除偏见，帮助海王停止战争，铸剑为犁。
希尔德扮演的湄拉公主红发飘扬，绿衣闪光，第一时间就能让观众联想到迪士尼经典《小美人鱼》中的美人鱼公主爱丽儿，她也一样爱上了人类，结局却没那么美好。但湄拉形象带来的联想又不仅仅是美人鱼。电影院中，面对熟悉的情节，笔者的脑海中浮现出《风中奇缘》中的宝嘉康蒂（作为真实历史人物又译波卡洪塔斯）、《幽灵公主》中的珊、《悬崖上的金鱼姬》中的波妞、《阿凡达》中的涅提妮、甚至是周星驰口碑平平的喜剧《美人鱼》中的珊珊……
看过这些影片的读者应该已经想到了我在说什么。在此不妨生造一个词“美人鱼电影”来表述这些形象和这类影片。宝嘉康蒂是美洲大陆上波瓦坦酋长的女儿和未来的酋长，在影片中爱上了殖民探险家约翰·史密斯；幽灵公主是守护麒麟森林的白狼族的养女，爱上了为消除自然的诅咒来到森林的村庄少年飞鸟；波妞是海洋之母的女儿，和人类男孩宗介建立了羁绊；涅提妮作为纳美公主、抵抗地球侵略的战士，爱上了地球派来的“阿凡达”；珊珊肩负拯救人鱼和其他海洋动物的责任，上岸刺杀填海的资本家，却和他坠入爱河……细数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女主人公虽不一定有鱼尾巴，但往往来自神秘的古老部落，地位高贵，守护自然，和人类为敌，在影片中承担为大自然代言的功能，并通过和人类男主人公相爱，作为桥梁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
她们凭什么代表自然？
看起来美妙，但最直接的问题是：大家都是人类（或者半人），凭什么她们能代表自然？
《海王》剧照。
偷懒的回答是，自上古以来，人类就在将自然人格化，而构拟一位女性自然神是常见的操作。但在一系列的“美人鱼”故事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到更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赚足全球观众眼泪的宝嘉康蒂是印第安人；正如很多评论所言，《阿凡达》所虚构的纳美人也是印第安人的投影；“幽灵公主”作为一个狼孩，打扮得像个阿兹特克战士。一边是“印第安”符号所昭示的殖民主义，一边是环保的主题，被讲述的看似是两个故事，实际上是同一个。用人类——某种人类代表自然的想法，有着残酷的起源。它来自资本主义发展、殖民版图扩张，来自在黑格尔的线性发展观影响下产生的一整套相信“历史永远在进步”的现代化理论，来自19世纪后半叶从达尔文主义中诞生的（实际上是拉马克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
人类学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了。从创始人爱德华·泰勒开始，“发达世界”的人类学家们假设自己站在进化链的永久顶端，用和他们同时生活在其他大陆上的人作为样本研究原始的人类。他们划分“蒙昧”、“野蛮”、“文明”的阶段，不是为了了解人类的历史，而是为了以自己为中心给世界居民划分等级。而当城市的工业文明和中产阶级重新建构出一个供渴望、欣赏、崇拜而不仅仅是征服、开采的自然时，当20世纪中期环保议题出现的时候，这些“现代原始人”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大自然奥秘的代言者，在他们“怪异而质朴”的生活方式里藏着文明人失去的智慧奥秘。这就是《风中奇缘》摘得多个大奖的主题曲《风的颜色（Colors of the Wind）》借女主之口所唱的：“如果你踩上陌生人的足迹，你会学到从不知晓的东西”。
显然，这是殖民主义、东方主义，但这是后现代时期的浪漫化版本。当欧美人对中国的气功、日本的禅宗、印度的瑜伽和冥想表现出让人难以理喻的热情时，“我们”不也一样相信欠发达的民族掌握着大自然的秘辛，带着单反摄影机到处抓拍他们“眼中的光”？
至于为什么除了神秘的古老民族还需要女性，就很好解释了。在童话故事中，公主总是可征服的，甚至是等待王子征服的，此为其一。其二，她们“充满爱”，“热爱和平”，这些被赋予给女性的社会功能，让她们是提供“人与自然大和解”的绝佳人选。女主和男主的每次深情相拥，都意味着自然和人类的敌意减少一层。
寻求和解还是自我感动
《海王》剧照。
和解之后呢？很遗憾，没有了。在《海王》的故事中，海王想要守护、亚特兰蒂斯想要与之和解的人类从头到尾都对一切毫不知情，污染和破坏至少要延续到电影第二部。影片开头，妮可·基德曼扮演的母亲深情地说：海王的存在证明人类和海洋可以共存（实际上这只能证明两个种族尚未产生生殖隔离），而在最后，刚刚获得王位的他困惑地问：“接下来怎么办？”公主说：“做我们的王”。人类对海洋的破坏威胁经过整个叙事变成了海洋对人类的偏见和误解，而解决方式是换一位没有偏见误解的海洋之王。
无独有偶，在上面提到的大部分影片中，都是代表自然的人主动做出和解的姿态，而男主背后的整个人类什么都没做。污染继续，破坏继续，麒麟森林消失了，宝嘉康蒂现实中的原型和大多数印第安人一样死于欧洲人传染的天花，她的结局，是一条真正的“下水道的美人鱼”。“指派”一部分人类扮演自然的代表，借他们的口，用一种近于自恋的方式表达自然与人类的和解、自然对人类的宽恕。“大自然”真的是能做出误解或者和解的事情的主体吗？这样的温情故事，究竟是在讨论环境还是在感动自己、和人类自己和解呢？相信你我已经都有答案。
说到这里，有必要简单提及将“自然”对象化的历史，美国学者温迪·J·达比的著作《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可以帮助我们。18、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中产阶级崛起。他们希望区别于贵族的矫揉造作，而在欧洲内部边缘地带险峻而壮丽的景色中找到了能代表他们“进取精神”的品格。对殖民地的探险更能满足这种需要：陌生而美丽的大自然充满“高贵的野蛮”的诱惑，虽然危机四伏，但这些危机终究可以在浪漫的冒险中化解。而从乡下进入城市工厂的大批工人，出于对乡村的怀念，也非常热衷在经济实惠的“郊游、野餐、亲近大自然”中获得安慰。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目的，共同建构了现代的自然风景。从这个角度说，今天讨论的能跟人类和解的大自然，本身就是人类在工业化过程中建构出来的产物。真正的自然永远沉默，以万物为刍狗。而数百年来，人类就在一边索取、开发，一边对着想象的自然要求原谅和安慰。和环保相关的成人童话如此热爱忏悔和原谅的主题，其内里是发展主义信念下的永不悔改。
发展和环保的“两难困境”
发展主义还制造了这样一种两难困境，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福祉和环境保护相互矛盾，非此即彼。这曾经是盛行在工业欧洲的叙事，今天在第三世界普遍流行。在发展中国家百姓亟待改善的生活条件面前，侈谈“环保”似乎是肉食者的高谈阔论。“环保”这个曾经在欧美最安全的政治正确，正在很多地方变得不那么“正确”。刚刚结束的波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次会议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又一次就减排、融资和补偿等问题争论不止。根据任其然为端传媒撰写的现场报道，此次会议进展缓慢，国际积极性和合作度均不佳，不仅没有制定2015年《巴黎协定》的具体操作规程，甚至有多国代表对减排目标表示出怀疑。
和鲜有进展的气候大会同一时刻，《海王》这部讲述人与自然大和解的作品叫好又叫座，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仍旧是同一时刻，法国巴黎街头，身着黄马甲的法国平民正在愤怒地抗议不断高企的燃油税为了环保剥夺了民生。他们的不满与其说是针对环保，不如说是针对通过高税收让穷人为环保买单的法国政府。关于环保支出和环保条例的抗议近年来屡见不鲜，甚至不再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严格的污染排放和治理条例、逐渐提高的能源价格让逐利而生的产业不断转移向国外，而无暇顾及环保的发展中国家接纳了这些工业和随之转嫁的污染。一旦这些发展中国家开始了治理之路，工业就会转移向更贫困的地方，而曾经的工业区则面临失业和萧条。
笔者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借活动的机会参观了德国科隆大教堂，一边对这座哥特式建筑被煤烟熏出的烟熏妆惊叹不已，一边听当地导游自豪地讲述曾经污染严重的工业城市科隆如何被治理成今天蓝天碧草的样子。当时的我真诚地叹服于技术发展所必然带来的环境优化。后来才知道，在“治理”中最有效的环节是产业转移。转移得成功，城市将依靠新的产业，比如旅游或信息行业生存，转移得失败，那么地球上就又多了一条废土锈带。
在这个转移游戏中，一边是萧条和失业，一边是污染和受到威胁的健康，对于普通人来说，发展在哪里呢？或许，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反思一下谈到“发展”时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命题。或者至少，不要在超级英雄电影的狂欢中幻想美人鱼会代表自然原谅人类。
没有什么可原谅的，地球在漫长的历史中早已挺过了无数灾难，会灭绝的是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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