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不动声色都奠基在惊涛骇浪之上
□火锅
昨天看了一部中国北方乡村的小制作公路片《过昭关》。这几年小制作文艺片看得太多,大部分令人失望,这部片子却从第一个镜头就抓住了我,它所选择的这个村庄,和我的老家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人们所操的方言,也非常类似。片子里的李福长老人让我想起我见过的许多老人,特别是我姥娘。这部片子给我这样的人一种难得的沉浸感、回归感,然而它的好并不止于地域上的亲近,它讲的是整个中国的乡土代系传承、人在大半个世纪中仓皇茫然的穿行以及面对死亡时最终所修成的“大善”。
这个电影完成了父子三代的代系传承。中国式的父子关系一向可称恐怖,不但零沟通、从不表达情感,儿子对父亲还要绝对服从,父亲对儿子有生杀予夺之权。《红楼梦》中,贾宝玉万千宠爱于一身,但是贾政可以往死里棒打他,连贾母和王夫人的哀求都没有用处。《过昭关》里也穿插着老人的大爷一家的惨剧:大爷因为自己二儿子的一句让大儿子背锅的谎言,打了大儿子一个耳光,大儿子一气之下喝了农药,到大街上骂他爸爸:俺爹他最能了,我都结婚生孩子了,他进屋啥也不说给我一耳刮子……他并不想死,他只敢用这种方法抗议,来申明自己也有尊严。可惜还没被送到医院就死了。
这个故事我感到十分熟悉,因为某种程度上,我姥爷的父亲也是被他父亲打死的。他已经结婚了,有了我姥爷,他父亲还是动辄大棒子打他。为了不再挨打,他逃出家门,胡乱投了不知道哪家军阀的队伍,胡乱地死在某一场攻城战里。
我姥爷的爷爷只有这一个儿子。他后悔吗?他没给任何人表达过这个意思,他仍旧粗暴、强悍、吃苦耐劳,带着儿子留下的孤儿寡母生活,把我姥爷带大。而在重孙辈的我妈妈眼里,他是一位慈祥仁爱的老人。
这种经典的中式父子关系,虽然可怕,却是客观存在。在《过昭关》里,这个关系模式松动、改变,甚至得到了弥补。
《过昭关》第一个镜头,是老人扛着梯子从景深处慢慢走出来。屋顶的瓦松了,漏雨,他得上房顶修一下。他把梯子架在屋檐下,谨慎地保证它架结实了,才一杠一杠地爬上去。然而他没能够解决屋顶的问题。片子结束的时候,他的儿子、大侄子、表亲侄子,一起嗨哟嗨地把他的屋顶彻底修好了。每个人的创伤都在慢慢生长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弥补。
“过昭关”是这部电影的名字,也可以是人生的高度总结。老人年轻时一一把逃不掉的苦头吃掉,终于来到暮年。人生就是这样一关一关地过,无数次像伍子胥一样进退两难、生死一线,但总也能够挣扎着活下去。年轻人也许不能够理解“过昭关”的苦痛,置换成打怪兽升级也许会好一些。但过了关之后要怎么样呢?也并不怎么样。电影的最后一个场景,下雪了。北方的旷野平坦,雪很容易就下成了棉被的样子。老人接到了老友去世的电话,打开大门,悠悠唱起老戏中的唱词: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滩,我好比鱼儿吞针线,我好比在波浪中失舵的舟船。这辈子的关是一个又一个地过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关”,然而,身处难中的那种仓皇和孤独,却只能将自己隐藏在伍子胥之后,通过他的角色唱戏唱出来。但毕竟也是无所谓了,磨难、痛苦、孤独,最后还不都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按照公路电影的模式,这上路的一老一小一定会碰到三个以上的人。在这部电影里,他们分别是创业失败的钓鱼小伙子、拦不到车被困在路上的货车司机、独自在野外生活的养蜂老人。他们的存在讲述着现在的中国:发财梦,农村荒凉,老人孤独,往昔庞大的宗法社会已只剩夕阳下的背影。如何对待这些萍水相逢的人,是老人给自己孙子上的一课。在历经大半个世纪的苦难、离死亡越来越近的时候,老人这一生最终所形成的人生于世的价值取向是“大善”。他仿佛处子一般信任所有的人,而每个人也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和给养。听起来他仿佛是一个布道者,但不是。他只是一个平常人,在平常的生死轮回中:孩子的牙掉了要赶紧捡起来扔到屋顶上去,老人的牙掉了,扔到地上就算了。
公路片是一种特别受欢迎的类型片,因为旅途是对生命过程的绝佳类比。大部分公路电影都有强烈的戏剧矛盾冲突,在片子的开始和结束,人物关系会发生彻底的改变,人物会得到升华。有野心的年轻人拍电影,总是从类型片开始而又在某种程度上解构类型片,或者赋予类型以个人风格化的痕迹。《过昭关》的导演霍猛是后者。他的这部公路片并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人物在一开始已经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人生智慧的顶峰,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人物关系也有了微妙的变化。他的某些故事的节点还显得青涩刻意,未能完全摆脱鸡汤的嫌疑。尽管如此,优点还是压倒性的:银幕上的一切不动声色,都奠基在惊涛骇浪之上,这让他的影像风轻云淡又极有张力,让他在温暖甚至温柔的现实主义风格中又暗含深刻和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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