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贾樟柯:电影的目的,不是为了“刺痛”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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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由十点电影发起的《江湖儿女》观影团及主创见面会在厦门博纳国际影城顺利举行。
影片导演贾樟柯及主演赵涛在影片放映结束后惊喜现身,与影迷互动,现场反响热烈(互动环节小视频详见文章末尾)。
早在电影上映前,十点君就约到了贾樟柯导演的专访,和科长聊了聊他眼中的“江湖”与人情。
一、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贾樟柯对“江湖”的兴趣由来已久。
无论是小时候看的《水浒传》,还是初高中在录像厅看的香港黑帮片,这些文字和影像所展现出来的世界一直吸引着他:
一群人因着各种原因,选择离乡背井,在四海为家的漂泊中寻找更多生活的可能性,寻找感情。
这样的生活方式里包含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危机四伏的现实处境,非常地打动人心。
有意思的是,一开始贾樟柯跟同事说自己准备写一个名叫《江湖儿女》的剧本时,同事都以为他写了一个古代的故事。
然而《江湖儿女》的时间线,是从2001年到2018年。
当代人讲当代事,这种“在场感”是贾樟柯的电影美学之一。
2010年拍完《海上传奇》后为了筹备《在清朝》,贾樟柯曾系统地观看研究了大量的中国武侠电影。
与此同时中国社交网络的兴起,一些突发的恶性事件使他强烈地感受到——
古代武侠片的那个世界跟现在的世界彼此关联。
贾樟柯在电影手记《贾想Ⅱ》里写道:
我上网看到的东西跟我在六七十年代武侠片里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只不过古代人骑马,现代人坐高铁,那种奔波,在游走里面寻找生活的生机的可能性,那种压力感、悲情都是一样的。
于是他在2013年近乎宣泄似地拍出了《天注定》,抓取了当时那些一晃而过的社会暴力事件,讲述4个不同的普通人走向犯罪或选择自杀的人生经历。
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结合了传统武侠片的经典形象。
例如姜武饰演的大海,穿着军大衣扛着猎枪,豪迈凶悍,像个当代“鲁智深”。
与《天注定》决绝凶狠地直面纷扰不同,这次,贾樟柯打算透过“江湖”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将中国传统的人情关系,以及它随着当代社会生活变革所产生的变化给记录下来。
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在讲这样一个无法阻挡、无法回避的时代洪流里面,人怎么样被改变,有的人被改变,有的人为什么没有被改变。
在《江湖儿女》中,赵涛饰演的巧巧和廖凡饰演的斌哥就是一组逆向变化的人物。
斌哥是当地的黑道大哥,总觉得自己绝非池中之物,时常呼朋唤友,非常有力量感。巧巧是他的女朋友。
一次帮派争执中,巧巧为了保护斌哥自己被判入狱五年,刑满出狱后发现早已物是人非。
以前那个口口声称自己是“江湖里的人”的斌哥,早已离开了江湖;而最初对江湖不以为意的巧巧,成了江湖精神的继承者。
17年的时间过去,有的人随波逐流,有的人坚持过去的情感原则。
在“江湖”是否还存在于当代都是一个疑问的情况下,拍摄这样一个时间长、概念宏观的故事片并不容易。
不是说一谈到江湖片,就有固定的礼仪,就有固定的故事的走向。
它是跟我们日常生活融入在一起,跟我们时代变迁融入到一起,甚至有很多江湖人士他都不认为自己是江湖人士。
这样一种真实的江湖状态跟传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个度在哪里,这都是非常需要去把握的。
所幸“贾科长”这次似乎完成得不错。
5月11日,《江湖儿女》在戛纳电影节首映,获得了《银幕》场刊评分2.9分,在满分4分的评分制中,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二、“我不想背叛我的血统”
贾樟柯无疑是中国当下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电影创作者之一。
与张艺谋、陈凯歌这些兼具国际知名度和国民度的导演不同的是:
即使国外电影节和电影人将他视为最重要的当代电影大师,高度关注着贾樟柯的每一部作品。
在国内,他的片子仍是不被电影市场看好的“弱势群体”。
2015年《山河故人》国内累计票房3225.4万;再上一部国内上映的作品是2006年的《三峡好人》,票房仅过200万。
聚焦于普通中国人的电影,普通中国人并不感兴趣。
这听起来颇具讽刺意味。
虽然已无需通过票房来保障创作自由,也无需通过票房来巩固业内地位,但贾樟柯并不满足于小众的、“自嗨”的电影创作,他强调自己的电影是拍给大众的。
为什么会写《江湖儿女》,那一定是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选择拍电影一定是跟公众有一个沟通的渴望,情感的沟通,相互之间的这种影响。
贾樟柯的电影里充斥着大量“中国经验”的元素:
颓败的小城、凋敝的工厂、迷惘的小镇青年、迪斯科舞厅、香港电影和烟酒。
为了增强纪实性,影像保留了很多看似粗糙的“毛边感”。
甚至在早期作品中,贾樟柯大量启用非职业演员,因为他希望电影里的人物有着对具体环境实实在在的直接体验。
例如《小武》中戏份吃重的小武父母,扮演者是当时直接从围观拍摄的村民中找来的。
关注普通小人物在这个荒诞颠簸的时代和社会中的命运,探讨边缘人群被尊重的可能性,是贾樟柯一直想表达的命题。
他认为尝试去了解人、理解人,准确描写人情、人性、人的复杂性,应该是电影导演的一种修行。
无论什么样的电影,我觉得如果在影片中让我看不到人是怎么活着的,我都觉得是有欠缺的。
贾樟柯一直将镜头对准中国相对底层和被边缘化的群体。
国内对贾樟柯的电影的“不感冒”,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批评者认为他将中国现实的处理太过“符号化”,是迎合西方口味的“中国现实”。
为什么这些年一直在拍相同的人群?
因为那就是我的视界,我自己在一个大杂院里长到23岁,我们家是教师家庭,我的邻居里面有工人、农民、军人和警察,大家都是普通的市民。
那是我的精神世界,我最熟悉,我最有感觉,就是拍了20年还拍不够的世界。
「那有我的出身,那是我的血统吧,我不想背叛我的血统。」
三、时代的观察者
贾樟柯的电影风格也并非一成不变。
早期贾樟柯比较喜欢拍一个时间的剖面,时间、空间和人物集中的故事;随着时间推移,他又倾向于结构性的叙事,比如《三峡好人》《无用》《二十四城记》;到最新的《山河故人》、《江湖儿女》,他开始尝试讲长时间跨度的命运故事。
这种风格上的变化是随着年龄增长而自然发生的。生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时间轴上会发生什么,没经历过几个来回的人根本体会不到。
「年轻的时候一个导演很难获得这种时间的观点。」
随着时间线的拉长,影片的体量也在增大。
既要从故事上有人物间十几年清晰的故事线;还要从氛围上铺陈出一种无言以对、五味杂陈的气氛,是导演真正面临的挑战所在。
《江湖儿女》的故事灵感,来源于贾樟柯2001年的作品《任逍遥》里的人物,巧巧跟斌哥。
《任逍遥》中,少年斌斌(赵维威饰)是山西大同失业工人的孩子,对未来茫然,终日与伙伴在街头游荡。巧巧是个矿区野模特,跟着卖劣质酒的混混男友乔三到处讨生活。
在这部电影里二人少有交集,故事没有展开。
一直到2006年《三峡好人》里,赵涛演的女主角是名沉默寡言的护士,去三峡寻找多年不见的丈夫斌哥。
虽然丈夫与她的夫妻关系早已是有名无实,但她仍想让丈夫当面给她个说法。
本来《三峡好人》和《任逍遥》里面不同的角色,逐渐在贾樟柯的想象里变成了同一个人物,变成了巧巧。
巧巧和斌哥又发展出了新的故事,变成了《江湖儿女》里面的男女主角。
《江湖儿女》脱胎于前作,却不是为了简单地怀旧。电影试图讲述的,是过去的故事跟今天的故事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我多次的谈到了过去,一定是我强烈的在关注当下。」
贾樟柯认为这是一种工作方法——谈论今天的问题,需要有一个参照。这个参照它可能是过去,还有可能是未来。
既要从故事上有人物间十几年清晰的故事线;还要从氛围上铺陈出一种无言以对、五味杂陈的气氛,是导演真正面临的挑战所在。
更加温和,更加落寞,这也许就是《江湖儿女》不同于贾樟柯之前作品的地方。
他并不急着一句话把故事说清楚。
而是怀着一种对人类命运的慈悲,以极其强烈的情感投入对它观察和建构中。
接受它的实质,呈现人生存的实质。
「情绪是不重要的,智慧才是重要的。」
十点君想起了贾樟柯在“故乡三部曲”剧本出版序言里写的一句话:
《小武》四月十号开拍,就像女人不会忘记生孩子的日子,这日子永生难忘。
四月的县城还冷,剧组一行烧香磕头。
我在烟雾缭绕的街头跪下,敬天地鬼神,往来神仙,祖师爷唐明皇,朱元璋及卢米艾尔兄弟。
这仪式让我确定,这一次真要将文字变成电影了。
20年过去了,这个当初的小城青年,现在也在热情地、虔诚地、像个手艺人一样去打磨、讲述关于人的故事。
相信着这个世界里的“江湖”和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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