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推出绝版“西南联大口述史”完整呈现杨振宁李政道等人谈历史与教育
完整呈现杨振宁李政道等人谈历史与教育
《西南联大口述史》。
西南联大。
张曼菱采访李政道。
张曼菱与季羡林。
张曼菱采访任继愈。
张曼菱采访费孝通。
《西南联大行思录》。
人物档案：
张曼菱，女，汉族，出生于云南昆明，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独立制片人、导演、作家。作为“西南联大”的史料抢救者与研究者，其担纲制作的历史文献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深得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及海内外联大校友所认同，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根植于过去，在现实的土壤里绽放出花朵与果实，引人回顾馨香，这大概就是历史的迷人之处。八十多年来，西南联大并未随着辰光远逝而淡出人们视野。作为中国现代史、教育史、文化史的一朵“奇葩”，只存在过八年的西南联大，成了当下人们回望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座标杆或灯塔。有人在电影《无问西东》里看到这座灯塔的光芒，也有人在读非虚构作品《南渡北归》中领略其意义。在这段历史所结的诸多花朵果实中，云南籍作家、学者张曼菱多年倾心尽力所探访、记录出的《西南联大行思录》，无疑是近年来围绕西南联大对那段历史思考最专注、分量最重的一部。
张曼菱1978年以云南省高考文科状元身份，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她先到天津作协，成为专业作家，过着天马行空的文学创作生活。之后，她的家乡云南省委将她“人才引进”。回到故乡后，因缘际会，她得以将“国立西南联大”历史题材在云南省相关部门立项，开始制作纪录片。从1999年始，她开始了对西南联大教师与学生的采访，踏上一条漫长的十年求索之路。张曼菱对西南联大历史的“抢救性挖掘”已经结出了三颗在学界颇负盛名的果实，其一是作为文字出版的《西南联大行思录》；其二是2003年以其访谈素材剪辑而成的五集纪录片，名为《西南联大启示录》，其三是2007年《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近九百分钟的光盘成品问世。
2018年，这批访谈视频资料原貌，由中华书局进行数据化处理，已经整理编制的“西南联大访谈数据库”，于5月4日公开上线。其中一期所采访的40余位西南联大人，影像视频总时长约1300分钟。其中包括中国社会学科开创者费孝通、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两弹一星”研发功臣朱光亚、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著名哲学家任继愈等。这批对西南联大人的集中性访谈资源弥足珍贵，大部分受访者在接受访谈时已年至耄耋，有的在视频整理过程中相继辞世。访谈主题主要涉及对当年西南联大学习生活的回忆和对教育的反思。这些珍贵的史料，为还原西南联大的历史进程，为当代人认识与研究“西南联大”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依据。
2018年5月，正值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在“西南联大访谈数据库”上线之际，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独家采访到正回母校参加校庆的张曼菱。
“绝版”
为了做西南联大纪录片，在1999年至2009年的10年间，张曼菱共计采访联大人物约200多位，其中120多位是“一对一”单独采访。在她采访的这些西南联大“学人”中，包括朱光亚、王希季、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费孝通、王汉斌、任继愈、吴征镒等各界大师级人物。众多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哲学史家、艺术家、诗人们的谈话围绕着“西南联大”这个主题，展现出他们人生的追求历程和境界。在这些人物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对家属的采访。如对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访谈、对闻一多子女的访谈、对冯友兰女儿宗璞先生的访谈、对王力夫人夏蔚霞女士的访谈，对贺麟女儿贺美英女士的访谈，对赵元任三个女儿的访谈等等。为了获得更完整的材料。2009年秋，张曼菱亦渡过海峡登上宝岛，采访了台湾地区尚健在的西南联大校友；祭扫了梅贻琦、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的陵墓，为其献上了年深月久的秋花。据张曼菱所述，去到宝岛台湾的西南联大校友计有三百余，到她采访时，能找到的仅有九位，其中两人瘫痪，令人不胜唏嘘。
采访的过程，是亲近历史的过程。张曼菱自己也受益很多。“杰出人物”的讲述信息量丰富，价值很高，“他们的成果我不一定都能知晓，然而他们身上保持的当年的学风，一种永不休歇的批判眼光和直言精神，体现了西南联大时代最珍贵的独立思考、兼容并包、永不停止探索与追求的精神富有。在与这些人物的交谈中，感受到他们都具有强大的记忆力和缜密的思考力。也许这两者正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当年没有经过思考，事后也不会有如此清晰完整的记忆，有的就只有人云亦云了。”
西南联大的学子们是多元的，各具个性。但她发现，西南联大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很有气质。形成这种气质的原因在张曼菱总结看来，“人比较单纯。内心有信。相信世界一定会变好。而且，他们知识上触摸到最高级的，开过眼界。”
采访的西南联大人，个个都是专家学者，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内是卓越杰出人物。张曼菱不可能都完全都懂那些理工科领域，但她尽量做好最充足的准备。“采访时如果问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老人们立刻会因失望而冷漠，关上那座记忆之闸。”所以她努力赢得对方的信任，抓住他们各自最精彩的点，让他们讲出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我必须把握每个人在这段经历中那些重要的细节和故事，这是打开老人心与史的钥匙。”
在采访的时候，有些老人不轻易说，时间造成了障碍。但一旦开口就会说很多。结果每个人一讲都讲几个小时。如果只是为了拍一个纪录片，采访是有提纲和时间限定的。但对方却往往不这样认为。他们希望倾诉平生襟怀。一旦打开心门，就要说很多。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提醒张曼菱，“电池不够了，磁带不够了。”但张曼菱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的出口，隐含一部民族的“生于忧患”的史，机不可失，于是我必须尽可能让他们倾谈。于是我毅然撒手，“不惜工本”地进行超时采访。敞开让他们讲。他们是把你当成信任的对象倾诉。这些是珍贵的倾吐，它带给人们的那种沉重和沉思的气质，不能轻易被打断。”
张曼菱后来也庆幸自己的这一决定。因为她所采访的对象，当时就都年事已高，时至今日，他们多或已辞世，或已衰年，很难再做这样的谈话了。张曼菱采访的这些内容已经成为珍贵的绝版资料。她所采访的记录，也成了一个不可再生和取代的巨大资源库。
“亲历”
张曼菱对自己所采访录制的西南联大“口述史”很有信心，认为其具有“亲历”的优势，是其他文献不能取代的。她列出几条原因，其中提到，这批视频较为完整地叙述了西南联大形成的过程。虽然起步已经晚矣，但幸运的是，从七七事变的北平局势，到南迁长沙，继而西迁昆明，这段烽火转移的悲壮历程，均能够由各种不同层次的采访对象口述，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叙述。几位当年的西南联大教师回顾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南下之路。在所采访的西南联大的学生中，年级最高的为北京大学1934级任继愈，随后清华35级冯钟豫，北大36级刘长兰。
此外，从长沙到昆明的几条路线，也各有经历者来讲述。尤其是“湘黔滇旅行团”的参与者，讲述生动富有内涵。抵达昆明之后的环境，在流离与轰炸中安顿宿舍与教室，乐观地生活与学习、工作，这些情形，讲述中也有丰富的事例。
在采访杨振宁时，杨振宁博闻强记，回忆讲述非常有条理，逻辑清晰，同时还具有很高的人文素养。给张曼菱留下深刻印象，“他善于捕捉细节，善于表达。比如杨振宁讲日机轰炸，房子、衣服什么都被废墟埋进去，什么都被砸烂了。但却有一篮子鸡蛋完好无损。我觉得这是他想要表达一种希望的方式。”杨振宁还对张曼菱谈到他所观察和体悟到的中美教育理念的差异，让后者有很深的印象，“他大概意思是说，在美国读书发现，那里的老师，做学问非常善于通过与他人交流、思维碰撞。有了想法，就赶紧找人聊，讨论一番。十个想法里，可能只有一个靠谱，就是收获。而中国文化则讲究要深思熟虑，三思而后行。杨振宁这种观察，对我们今天如何进行科学创新，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
采访完成以后，很多人找张曼菱，想要买走，她从来不松口。“这些视频不能被弄得七零八碎的。它们需要整体被收藏或呈现。需要一个妥善的平台安置。毕竟这不是我自己的财富，这是属于全中国的历史记忆。”2004年，为了使这批资料，得到集中、妥善的永远收藏，在任继愈先生和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支持下，张曼菱将这批磁带送给北大图书馆收藏，并要求进行数据化处理。2018年正值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她与中华书局合作，推出了《西南联大访谈数据库》，“以示寸草之意。”
“整片历史”
张曼菱与季羡林先生还有一段珍贵的“忘年交”。两人于上世纪80年代于北大校园内相识，季羡林对张曼菱的才华和个性很是赞赏，对其关爱有加。之后两人的情谊一直延续到季羡林先生去世。早在1998年，张曼菱在北京参加了季羡林先生的生日会，她将自己打算整理西南联大故事的想法告诉了季老，问他行不行？据张曼菱回忆道：“他上下打量着我，说‘你行。你是北大的，又是云南人，你可以做。\’”在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时，张曼菱提出要采访他。季先是拒绝，以为不合适。因为他本人不是西南联大的，抗战时期他正留学德国，最后是因为要口述陈寅恪，季羡林才答应了拍摄。2007年秋，张曼菱到医院探望季老，送上当时已经编纂好的《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季羡林当即便评价道：“这事很有意义。”
张曼菱做西南联大行思录，得到西南联大人及后辈人的认可和信赖。不少人把文章、资料、东西寄给张曼菱，认为她能做到最妥善的对待。著名哲学家、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同时也是张曼菱联大故事的受访对象，任继愈先生在看完五集纪录片后，曾专门给张曼菱写了一篇文字。任继愈本意是只给张曼菱看，不用于发表。但张曼菱认为此篇文章“有分量，应该让它留传于世。”任继愈在这篇名为《西南联大启示录》观后感的文章里，高度评价了张曼菱的这部作品，认为她是“靠着西南联大的精神”完成的。这让张曼菱感到沉甸甸的，“其实我也就是个研究者，但他们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这么多年来做这段历史研究的肯定。”
世态纷纭，无暇兼顾。一个人投入什么，那就是她的价值观所在，她的方向所在。张曼菱非常适合做西南联大的资料发掘和研究。她是昆明人。而西南联大就在昆明。张曼菱关于联大的印象，始源于父母。她的父亲当时是富滇银行的年轻职员，满怀着富国强民的热望，做了西南联大一名门外弟子，时常去联大听教授们讲课，亦曾亲眼看见潘光旦先生拄着拐杖打篮球。张曼菱的母亲当年在市女中上学，联大的学生来给她们上课。“四烈士”遇难后，母亲混入宪兵中散发传单，闻一多先生就走在她的前面。这些都是她自幼听父母多次讲到的童年记忆。她长大了又考进了北京大学。之后又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资源的抢救与整理传播。张曼菱自己也说，“好像命中注定我要做这件事。”
在张曼菱眼中，西南联大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比如教育方面，西南联大作为一个联合的大学，其校园特有的宽松、亲切的氛围，师生们在患难中结下的情感，以及独特的育才方式，学习方法。比如在战火硝烟中完成了民族精神与心灵的一次整合。但她同时也提醒，西南联大连续八年办学没有中断，可见有充足的中学生源。因而“不能割裂地孤立地看待西南联大。当时有不少中学也南迁。这些南迁的战时中学，也很值得研究。西南联大是一个窗口，一把钥匙，是窥见时代和人心的一个载体。我们要能从一所学校看到整片历史。”
深入这片历史，张曼菱说，她想探索一些有关我们民族生存的深远重大问题：自有文明史三千五百年，外患内忧不绝，中华民族为什么打不散？我们这个民族是靠什么力量凝聚而得以绵延和自立于世的？她认为，“在战争年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民族危亡中爆发出来了一种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在当年穿透了各种不同个性的知识分子，不同层面的人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见习记者徐语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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