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诗意谎言
《帝企鹅日记》拍摄工作照
□本报记者 江丹
近年来，《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的播出，让纪录片在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真实”大概是人们对纪录片的第一印象，但也可能是一种误解。美国传播学研究者帕特里夏·奥夫德海德在他的著作《纪录片》中详述了纪录片与“真实”有关的一切。
制造出来的“真实”
《北方的纳努克》大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优秀纪录片之一。纪录片大师罗伯特·弗莱厄蒂远赴北极，与那里的因纽特人纳努克一家生活了一段时间，用工业时代的摄影机再现因纽特人的原始生活情景：狗拉雪橇、用长矛捕捉海豹、用梭标猎杀北极熊等。
《北方的纳努克》于1922年上映，其中的噱头之一便是弗莱厄蒂所宣扬的“高贵的野蛮人”概念，这是一种乐观主义，即自然状态下人的天性是好的，原住民文化是纯粹的，这部纪录片也被认为是“真正北极土地上的生活与爱的故事”。
遗憾的是，这种温暖的人文主义情怀只是弗莱厄蒂刻意营造的浪漫，那不是因纽特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在纪录片中，面对现代工业的产物留声机唱片，纳努克愉悦而困惑地咬了上去，而在镜头之外，纳努克“对现代仪器了如指掌，甚至经常帮着弗莱厄蒂拆卸和组装摄像机”，而且还在市场上出售兽皮。
根据《纪录片》一书的介绍，关于《北方的纳努克》，弗莱厄蒂隐藏的远不止这些。剧中主人公的真实名字不是“纳努克”，而是“阿拉卡瑞拉”，改名是为了吸引观众买票观影，显然前者更顺口，而且更像是北极原住民的名字。弗莱厄蒂还在阿拉卡瑞拉周围营造了一个很有镜头感，实际上却不存在的小家庭。弗莱厄蒂知道，观众不会对因纽特女性平淡无奇的生活感兴趣，于是他导演拍摄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捕猎场面。弗莱厄蒂将整个纪录片的节奏控制得很慢，让观众以为他们是在看真实的北极原住民生活。
“现实主义模式的选取——通过影片剪辑、镜头角度和节奏控制，制造看到并体验到现实的幻觉——给予观众一种生动的印象，让他们觉得他们真实地体验到了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奥夫德海德如是分析《北方的纳努克》是如何制造“真实”的。
把现实变成传奇
弗莱厄蒂的拍摄经历对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而言也是一种争议。据奥夫德海德的介绍，因为生于一个采矿家庭，弗莱厄蒂曾和北极原住民一起生活过，他为此制作了一部记录自己北极旅行的影片，不幸的是底片被烧毁。后来，弗莱厄蒂从一家法国皮货贸易公司筹集来资金，再次回到那群原住民中间，拍摄制作了《北方的纳努克》。这部纪录片让他声名鹊起，并且获得了滚滚财源。
在《北方的纳努克》之后，弗莱厄蒂还拍摄了同样是原住民文化题材的《摩拉湾》《亚兰岛人》《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等。在弗莱厄蒂心目中，真正的原住民文
化是完全不受机器文明影响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只有人与自然的对立。就如《北方的纳努克》一样，为了表达自己浪漫的原住民文化理想，弗莱厄蒂制造情节、教原住民如何表演那些早已经不存在的传统风俗。
在《亚兰岛人》中，弗莱厄蒂教岛民复原捕杀姥鲨的画面，却刻意隐去了与当时岛民的生活休戚相关的两个事实：“他们和大陆居民进行鱼类贸易，以及岛民被迫来到这片贫瘠的土地种植海藻，不是因为严酷的自然的力量，而是由于外来居住者的存在”。
对弗莱厄蒂和他的纪录片观念，英国批评家沃伊尔·蒙塔古一语中的：“和好莱坞一样，弗莱厄蒂正忙着把现实变成传奇。悲剧的地方在于，作为一名有着诗意双眼的诗人，他的谎言比好莱坞的更大，因为他能让传奇看起来像是真的。”
弗莱厄蒂的拍摄方式只是为他招来争议，而另一位纪录片制作者莱尼·里芬施塔尔则因为拍摄问题而入狱，余生沾上污点。1935年，里芬施塔尔为希特勒工作，拍摄了一部纳粹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在德国，虽然希特勒政大张旗鼓地将《意志的胜利》推销给影院老板们，但影院常常只会上映一个星期，因为观众太少。当时经济形势的恶化和纳粹的反犹极端主义导致公众产生了不满和警觉，这部影片似乎也未能缓和民众的意见。”《纪录片》如是介绍这部带有强烈意图的纪录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去纳粹化运动中，里芬施塔尔蹲了4年监狱。里芬施塔尔辩解，她不得不拍这样一部纪录片，只能尽力拍得有艺术美。
讨论永无止境
自然动物是纪录片制作者最早的另一拍摄对象。1922年到1933年间播出的英国系列纪录短片《自然的秘密》，被视为后来自然纪录片的先驱之作。即便拍摄对象是自然动物，纪录片依然无法保证它的完全真实。
一些自然纪录片中没有人类出现，“但动物们却以一种古怪的方式扮演起了人类”，它们就像一个小家庭——“爱护孩子的母亲、忧心忡忡的父亲、喧闹的孩子们”。这种拟人的叙述手法确实帮助影片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吕克·雅恺的《帝企鹅日记》便是如此，片中讲述了企鹅一年四季在南极的严酷环境下繁育后代的故事，运用爱情故事主题。关于企鹅的一些基本事实，制作者却选择了策略性的回避，比如企鹅的交配只持续一季，全球变暖会威胁企鹅生存等。
在另一部著名的自然纪录片《迁徙的鸟》中，观众为片中鸟类在季节迁徙时起飞、飞行和降落的特写镜头惊叹不已，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制作团队拍摄的不是大自然中的鸟类，而是他们自己养大的一群鸟，这样的鸟在面对笨重的拍摄机器时才不会害怕。
动画电影《马达加斯加的企鹅》对自然纪录片拍摄者的这种做法进行过讽刺，拍摄者将企鹅踢下悬崖，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戏剧性情节。奥夫德海德在《纪录片》中对此总结：他们采取现实主义视角来讲述他们希望动物们所呈现的关系，采用策略性搬演、省略剪辑和剧本来讲述故事，比如单个动物的画面可能是由几个动物的镜头拼凑起来的，动物的某些动作则是被人类激怒出来的，目的在于获得刺激的镜头等。
“纪录片讲述关于真实生活的故事，并宣称自身的真实性。怎样才能以真心诚意来完成这一目标，讨论永无止境，答案也五花八门。随着时间的流逝，纪录片不仅仅被制作人，也被观众一再定义。观众无疑塑造着一切纪录片的意义，因为我们会将自己对于世界的知识和兴趣与影片制作人向我们展示的一切相联系。”奥夫德海德说。在他看来，尽管纪录片尽力再现真实生活，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是真实生活。
新闻推荐
相比《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等片，《第三度嫌疑人》的确不太“是枝裕和”，但却一如既往的“十分日本”。《第三度嫌疑人》中国版海报和友人开玩笑说，看是枝导演的《第三度嫌疑人》，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