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在配音 第五代导演上大学
编者按：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的开启改变了他们的人生。40年过去，让我们回到1978年40年前的春节，看看那些年轻人当时在哪里，在做什么，想什么，他们在这一年参加高考、回城、经商……这是他们一生的转折。
1978年是个重要的年份。1978年的春节，“大事”还没有发生，许多“小苗头”却已经在酝酿之中。
从看电影这点小事来说，就已经和过去几年“大不一样”。看了十年样板戏，经过1977年一年的调整，电影厂的生产恢复得如火如荼。老导演、老明星们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创作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电影票钱是5毛一场，还引进了样式繁多的外国电影让观众们“换换口味”。中断多年的电影教育也复苏了……
丁建华
丁建华：用配《追捕》给女儿做“胎叫”
1978年，上海译制片厂里已经“忙疯”了。回顾那一年上映的电影，在大众文化生活中掀起热潮的倒是随着改革春风吹来的译制片。
《追捕》《孤星血泪》《悲惨世界》《尼罗河上的惨案》这些1978年上映，留在一代人记忆里的电影，有着鲜活的中文配音。而这些电影里有一个共同的声音——丁建华。
1978年的春节，是丁建华的新婚燕尔蜜月期。她和同样来自译制片厂的职工彭志超刚刚领证不到一个月。
那会儿丁建华还不足当时的女性法定结婚年龄，差了一个月。静安区民政局的办事员看丁建华是配音演员，开玩笑说“你普通话说得真好听，你只要朗诵一段，我们就给你登记，省得你跑第二次。”于是丁建华就落落大方的在民政局大厅里煞有其事地朗诵一段毛主席诗词《卜算子·咏梅》。
在场的“观众们”纷纷鼓掌说好，办事员也被美妙的声音折服，说“别说差一个多月，哪怕差半年也给你登记了。”就这样，丁建华“特事特办”地凭借自己的才华“提前”完婚。
她还记得那天从民政局出来以后鞋带开了，“我的老头就蹲下来给我把鞋带系好。他说鞋带不能随随便便的，一定要把它系好。系好就是把我们两个人的心系在一起，绝对不能松。”说起那天的一幕，丁建华还有少女的娇羞，同时她也感慨那是久违的“浪漫”了，“要知道这句话其实在若干年以前，是不敢说的，这是迷信，是会有人揭发你的。”
关于“文革”的阴影，丁建华还记得这么件事。1976年的时候她刚进厂不久，为内参片《沉默的人》配音。她给人物写了两千字的小传，拿去给邱岳峰看，邱岳峰给她开“小灶”，又叮嘱她“我怎么让你写自传，怎么帮助你的类似这些细节，你都不要跟任何人说”。丁建华问为什么，邱岳峰说，“我是内控对象，内定“反革命”，说了以后，会连累到你的。”这番叮嘱让丁建华感动至今。
因为配的是一个成熟的妇人，当时还是未经世事少女的丁建华写信给尚在农场的父母，“角色配完，我从耳朵恨不得红到脚趾头。尤其是最后还说了一遍我爱你，真的特别难为情。”
而父亲的回信是，“一定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做好资产阶级的工作”。丁建华说，“现在说给大家听，大家都会笑，可是我当时就是含着眼泪看完了父亲的谆谆教导。”
1978年一切的面貌则完全不同。年初的时候，尚在乡下的家人都已经纷纷地落实了回上海的政府机关岗位准备回程。加上刚刚结婚，一切都是安安定定的幸福感。
而在“文革”中受到重创的老同事们还略略心有余悸，像丁建华这样的年轻人已经挑起大梁。
《追捕》是1978年最重要的一部电影之一，作为中日建交友好邦交的桥梁影片，追捕不仅打开了大众欣赏另一个东方艺术世界的窗口，也让高仓健这样的硬汉引领了一代风尚潮流。
丁建华还记得当时《望乡》和《追捕》分到厂里，任务很急，厂里人被分成了两个剧组，几乎同时配音。通常一个片子分配下来，会经过翻译、排练的各种环节，准备时间也很长。而在配《追捕》的时候，大家在一个小房间里“流水作业”，这边的人在翻译，翻完立马就到配音演员手里开始录。
丁建华在其中配的真由美，至今依然是一代人心中敢爱敢恨新女性的代表。而那句策马扬鞭之下坚定飒爽的经典告白，在配音间里也有趣味十足的小插曲。丁建华说自己一开始酝酿了包含深情的一句“我喜欢你”，正在一边翻译剧本的陈厂长听到回放一下就冲到录音棚喊“停”，“他就跟我说，你这个“喜欢你”是在跟彭志超说的，而不是在跟杜丘说。”老厂长程叙一告诉丁建华，“这个回答应该是一种默默的情感，而且是紧张的。一定要掌握住人物个性在这样特定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再一次说出“我喜欢你”时，丁建华就自己告诉自己，要坚定，就定格成了胶片中如今令人回味的声音经典。
配《追捕》着实让丁建华吃了不少苦，当时她大着肚子，因为影片情绪和情节都相当激烈紧张，她也常常在配音间里累得大汗淋漓。“我女儿生出来的时候医生都说吓我们一跳，说怎么跟别的孩子哭是不一样的，声音特别大。我说大概是“胎叫”吧，不是教育的教，是喊叫的叫。”
《追捕》在1978年有多热？丁建华说，到现在还能看到些中年男人穿带领的衣服要把领子竖起来，这都是当年高仓健带起来的“潮男风尚”。而经过之前的“革命年代”，统一梳着齐耳短发的女孩子们也从那时候开始纷纷留起了真由美式的长头发。直到30年后的2017年，大导演吴宇森依然选择翻拍这部电影作为自己枪战动作的回归之作。
1978年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看世界的窗口，译制片的需求更加大了起来。各个国家的电影相继引进，译制片发展迎来了又一波高潮时期。
过完1978年春节那个年，丁建华说自己就一路忙到1990年代都几乎没有好好休息过。“一部接一部，而且我配的主角特别多。”1980年代厂里限制了分配名额，丁建华就一直是厂里年龄最小的。厂里缺年轻人，丁建华承担了最重的配音任务。“在一步一步的实践中让我找到了对很多角色不同的诠释方法，用不同的声音感觉去说，语言的感觉已经磨练得非常的老练成熟。改革开放以后平均的工作量就大了，那个时候就是一次性给你四部，在很短的时间当中你得配出来。”
再后来，改革开放更大的力度，引来了好莱坞颠覆了全民的电影审美，国民外语教学的普及，让译制片的辉煌成为了带有历史余温的一声叹息。但无论如何，中国电影的历史中，有浓墨重彩的一段属于上译，也是这一群人，让配音甚至独立于影片本身之外，成为一门值得被反复品评的艺术。
丁建华是上海译制片厂配音明星中承前启后的一代，在更多的老艺术家口中，如今的她依然是“小丁”。她本是文工团的话剧演员，也是因为成份问题没能读成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准工农兵大学生”，成为一名配音演员有机缘巧合，但她说去到译制片厂之后，她被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美”，什么是“专业”。
1979年张振华住复旦留学生楼陪读，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雷娜博士合影。
张振华：为圆复旦梦放弃分房的“革委会主任”
同样是1978年高考，电影学者、复旦大学教授张振华比张建亚自觉些。1977年恢复高考那一年，张振华一面担任华东建筑机械厂的“革委会主任”，一面在厂里的“721大学”负责辅导文科。第一批高考，他的学生里，考取了12个，而张振华的好友中诸如赵丽宏等人已经先一步敲定了自己“知识改变命运”的路径。这些情况，张振华看在眼里，心里其实是痒痒的。
张振华回忆，大约春节前夕他还在紧张的“加班”，“当时在写“工业学大庆”的报告材料，当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是两面旗帜，我要写大量的东西。”
“春节的时候还在犹豫。”张振华回忆1978年的春节，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当时他已经有了孩子，厂里也即将在年后给大家分房。原本张振华家还和其他兄弟姐妹挤在9平方的小房子里，如果高考去读书，“损失”着实是不小。
但心里总有高考情结放不下。张振华1966年高中毕业，已经交了5毛钱体检费，高考志愿也已经填报完毕。赶上“文革”，就没指望再读书，他还记得同班有一个成绩十分优异的同学因为废除高考自杀了。
“本来很喜欢读书的，赶上废除高考的第一届，所有人都是懵的。我们当时都是很灰心地去农场，完全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前途。”张振华抽着烟“忆当年”，想起自己抽烟的习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大家那时都很彷徨，看不到前景的迷茫。”
张振华自己本身是个“学霸”，父亲曾经是复旦经济系的高材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因为家中变故肄业，因此上复旦是张振华自己和父亲两代人的心愿。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和我爱人经常骑自行车到复旦去看大字报，一方面了解情况，同时这也是一种学习，那些文风都很犀利，都很幽默。”
后来在妻子的支持下，张振华顶着30岁的“高龄”考入了复旦中文系。“那一届很独特的风景，是叔叔跟侄儿可以在一个教室里读书的，各个班级里同学差距都极其悬殊。”错过了厂里分房的机会，可他觉得“太值了”。
“现在他们说中文系是没用的，新闻系高，那时候可不是这样，中文系最难考了。许纪霖就是从新闻系转到中文系，还要补考。中文系转到新闻系就打个报告就可以了。”张振华进了复旦，就一直是学校的活跃分子，“我一直蛮自豪的，中文系是一级学科，当时的一级教授都是“文革”前评的，经过“文革”他们也跃跃欲试，好久没教了。学习氛围好得不得了。”
除了中文系的好老师，张振华还感慨当时复旦丰富的选修课，“哈佛开5000多门选修课，我们当时1970年代能开出2000多门。”
在校期间，张振华开始和电影结缘，“大学里我们就已经把赵丹请来，当时因为我是宣传部长，我们请赵丹，他那个时候都不大敢讲话了。后来我们又请郭凯敏和张瑜，这都是那时候年轻人的偶像啊。”
之后成为一名电影研究者的张振华还记得大学期间1980年代初《庐山恋》大银幕上那“惊世一吻”给大众文化带来的冲击。“当时精神生活非常贫乏，一下子开放以后，那个时候一个慢镜头会引起大家非常多的思考，评论界也会有评论，最起码的那种摄影手法都会觉得很惊奇，很惊讶，很多人就要为此写一篇评论文章了，在美学上或者在视觉冲击力方面有些什么特点。当然被讨论最多的就是在银幕上出现一个接吻的镜头的时候，形成的那种轰动性，现在是难以想象的。”
毕业后张振华进入《电影新作》杂志，和众多电影人结缘。一面研究电影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论著《影像文化通论》等著作，同时也是国内最早研究出版电影符号学理论著作的学者之一。在复旦打下扎实文史哲基础的张振华，觉得自己“拐弯”去学电影很有“优势”，“电影的历史短，我开始研究电影的时候中国电影的历史里面那些人都还活着，我可以直接参与历史的“第一线”。”
1980年代，张振华回到复旦，组建了复旦的艺术教育中心，1990年代由张振华带头办起了复旦大学下属的“蒙太奇学院”。如今70岁的张振华依然在担任着复旦大学本科教学督导组人文小组的工作。
2017年复旦大学组织了77、78级校友聚会，张振华细数着一张张照片，把往事咀嚼的津津有味。“那一年太值得纪念了，是个人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国家命运的转折点。”
张建亚
张建亚：从“大龄龙套”到第五代导演
1978年的春节，对张建亚来说，尚不知自己即将迎来人生的重大转折。1977年恢复高考对他来说触动不算太大，他本来也算是有机会可以获得单位的推荐名额去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只不过推荐他去读的专业不是机电就是体育，他大义凛然地就宣布“让贤”，让单位领导大怒“小鬼头不知好歹！”他心里知道自己心里最强烈的愿望，是搞文艺创作。
当时他已经从静安区房地局借调到上影演员剧团两年多了。这份机缘还是他业余时间在工人文化宫演话剧时被老导演舒适发掘的。“白天工作，晚上去演话剧是那时候很正常的一个工作状态。”张建亚说，后来和他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同班同学，当时还是冶金专科学校老师的江海洋也是工人文化宫话剧团的一份子。
说回到1978年春节前后，张建亚在忙活两件事，一是和张瑞芳带领的演员剧团排练各种小节目去各单位参加迎新演出，一是准备着开年下剧组体验生活，给刘琼导演，焦晃主演的《沙漠驼铃》跑龙套。
当时一大批的老明星，王丹凤、秦怡、舒适等等，“文革”后相继“复出”，也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于是演员剧团排演了几套节目，到处去演出。“那会儿我写点儿数来宝，快板儿书什么，算是团里的积极分子。大家有一个团，演各种小节目，演小品，演京剧片段，唱个歌，朗诵个诗啊，节目很多。有时候跟人家歌舞团拼盘，各个单位都请，活动多得不得了。一天少则三四场，多则六七场。一个面包车拉来拉去演出。”张建亚回忆，“那时候好多人要见这些老明星，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而身为年轻人的张建亚，最开心的是每次演出都能发些点心，“演到半夜回来，带回好多蛋糕啊，小饼啊，就满足得不得了。”
过完春节，张建亚跟着《沙漠驼铃》剧组去苏州地质队体验生活。因为是讲李四光的故事，整个剧组的演员都要跟着地质队员“满山找石头”。“那时候拍戏，真的是老认真的。后来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导演，可以说，那样的时光，再也没有过了。”回忆当年，张建亚还是非常感慨。
也是在那个春天里，张建亚在报纸的“豆腐干”小窗里看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消息。继1977年，一批高等学府恢复高考招生后，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也恢复了。张建亚自然也十分心动。
毕竟在演员剧团是“借调”而来，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而郭凯敏、卢青等当红小生的吃香也让张建亚感到自己在剧团里的处境有些尴尬。“我不是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呀！而且那时候也还没有葛优那样的演员。”张建亚说自己那会儿心里茫然，十分喜欢他的铁牛导演常常在瓶子上书“定心丸”三字在他面前晃，希望他安心。“从工人文化宫进上影的时候那个高兴啊，觉得“鲤鱼跳龙门”了，跳进去了发现，原是“乌龟爬门槛”，门槛很高。”张建亚说自己当时年纪大，副导演来挑演员也挑不到自己头上，“哪有龙套让我跑啊，都是蛇套、蛆套。”
为了给自己更好的“名分”，张建亚决定去考北电。因为考表演他的年纪已经太大，他转投了导演系，“可以考导演我心老动了。毕竟在电影厂拍过戏，知道导演是多牛的事。你要有那么大本事，只有去读书呀。”
考试的过程对张建亚来说还算顺利，除了一个年龄的小插曲让他一度有点没信心——他是5月份生的，考的时候他是26岁，发录取通知的时候就已经27岁不符合招生条件了。
得知张建亚去考电影学院，铁牛还跟张建亚父母说，“这孩子想当导演，我让他改行就是了。就不要去北京了，当心被分配到外地去了。”铁牛这么说，张建亚还有点动摇。那一年上海千把个人考北电，张建亚等6人脱颖而出。“考取了就下决心去了。毕竟是北京电影学院啊，本来我觉得它离我很遥远的。”
原本心里的“完美计划”是《沙漠驼铃》8月杀青，9月去电影学院报到，结果在新疆的拍摄一路拖延，让张建亚错过了电影学院的报到时间。还是张瑞芳写信帮着求情，说“孩子考上电影学院不容易，不能因为有生产任务在身就剥夺人家上学的机会。”后来剧组竟然为了一个龙套演员，调整了拍摄计划，把张建亚的戏提前拍完。后来又因为要补拍，张建亚坐了人生第一次飞机穿梭于上海和新疆，“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思考人生，觉得世界很大，下面的人都那么渺小。”
9月底，当他拖着棉被、冬衣等厚厚一摞大件行李往电影学院的宿舍楼走的时候，一群人从楼里跑出来，喊着“张建亚，张建亚，你终于来了”。那些人里有陈凯歌、田壮壮、江海洋……
这些人共同组成了后来第五代的故事，张艺谋“种”出《红高粱》，陈凯歌“耕”出《黄土地》，田壮壮“放飞”《蓝风筝》。张建亚“如愿”回到上海，带着“重振上海电影雄风”的心愿，也实践了自己独具后现代艺术风格的《三毛从军记》《王先生之欲火焚身》等电影。
“现在回想这些经历像看电影一样的，像《午夜巴黎》里描述的，回到那个年代都是名人。幸运的是我们过来了，回头看好多人成了大师名人，其实当年也是和尿泥的小混混们。名声好像是额外得到的“外快”。重要的是那一年高考，我们进了北京电影学院，搭上这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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