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面前 人类该如何面对
什么是灾害社会学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某年上映的灾难题材电影扎堆，这年全球自然环境灾害可能相对较少。而反过来，如果银幕上少有灾难片上映，可能说明这年里，自然已经给现实生活带来足够多的糟心事儿。那么年底的时候，总结一下今年的电影荧幕，或许就能对过去一年的全球状况有所了解。一个观察，不一定对。
曾几何时，我们对全球安全的认识受到了冲击。从新闻报道中，我们日益感到，自然或人为的灾害离我们并不遥远。冬季会出现雪灾，夏季的台风和暴雨，则是另一个极端。紧邻山区的聚落，难免受到雪崩或塌方、泥石流一类自然灾害的影响。更不用说，飓风、地震、海啸等更巨大的自然威胁。如果伴随厄尔尼诺或拉尼娜等剧烈的气象异常，人类社会受到的损失可能还要成倍增长。
灾难片《后天》的海报
灾害既然出现，那么我们总要鼓起勇气面对。如果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选择一个国家，来和我们谈谈灾害，不论是影响还是感受，以及可能的应对方式，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日本。
日本可能是世界上受到灾害打击最频繁的国家，包括地震、台风、海啸，甚至核辐射，都持续地影响着这个国家。这些无法更改的天然条件，也使得日本成为对“灾害”最有发言权的国家之一，促使“灾害社会学”在当代日本诞生。
来自应庆大学、早稻田大学的几位灾害研究者，结合日本多年来面对各种灾害的经验（也可以说是教训），共同写了一本名为《灾害与社会》的著作。从海啸、地震、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的角度出发，深入谈灾害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并把研究这一问题的学科，称作“灾害社会学”。更重要的是，他们进一步指出，灾害社会学的核心内容在于重新认识灾害的本质，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对灾害前期、发生期，以及长期角度的社区复兴这几个重要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书中还特别提到，灾害发生后，志愿者、性别分工等方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防灾救灾”而言，具有非常现实的参考意义，对当代的中国读者，尤其是灾害研究者来说，也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启发。
《灾害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7年
我们的地球是否正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灾害，是决定我们如何面对它们的关键第一步。今天的地球上，有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被新闻媒体报道，这似乎告诉我们，灾害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有时灾害就在我们身边。那么，这是否表明，我们的地球正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直观印象，存在多方面因素。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了解“灾害社会学”的第一个基本认识，灾害为什么会发生。
其实，我们可以把灾害的发生归纳为一句话，世界上本没有灾害，人多了以后，就有了灾害。这句话如何来理解？我们公认的世界上的灾害，比如地震、火山喷发、海啸、山火，甚至说远一点——陨石撞击地球，本质上讲，其实都只是一种自然现象。里氏八点几级的地震，如果发生在青藏高原的无人区，那就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冬季的北极地区，可能每天都出现十二级的暴风雪，但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那同样也只是自然现象，连新闻报道也不会专门提到。因为这些自然现象并没有对人类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
然而，当上述自然现象出现在我们人类活动的区域时，灾害就出现了。即使震级不高的地震，或者森林火灾，如果正好位于人类定居点附近，造成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就会和人口密度呈现严格的正相关趋势。人口密度越高，灾害等级也就越高。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人口数量，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就以惊人的速度在持续增长。全球的都市圈范围，和几个世纪前相比，也数倍扩张。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如果地球表面每年上述极端自然现象发生的数值是固定的，位置是随机的。人类定居的范围越小、数量越低，则自然现象与人类遭遇的概率就越小，自然灾害触发的几率就越低。相反，人口越多，灾害发生的数量和频率，就会成比增长。
所以，灾害与社会，就成为一个相生相伴的问题。灾害的存在和程度，是通过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来界定的。换句话说，恰恰是人类自身，决定了极端自然现象，是否被定义为“灾害”的可能。
这样，我们就能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我们的地球是否正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第一，随着世界总人口数量的增长，全人类遭遇（由极端自然现象引发的）灾害的数量，也不可避免地呈现上升趋势。第二，这些灾害及其影响，随着现代更发达的媒体和社交网络，也更可能为我们所了解，加深我们对自然灾害的感性了解。
认识到这一状况，并非让我们对人类的命运产生焦虑。因为，具体到每一个体来说，我们遇到自然灾害的风险，并不因此而上升，“地球并没有变得越来越不安全”。数据显示，地球表面每年发生极端自然现象的几率，没有显著增长。恰好相反，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促使我们对灾害保持理性的认识，可以从灾害的预防、应对，以及重建几个方面，审视这一自然现象。
2006年印尼海啸
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我们明白了灾害事件，其实是一种极端自然现象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就能对灾害的应对和处理，产生全新的思路。
从《灾害与社会》中，我们看到这一思路的基本论述。面对“灾害”，我们的科技还没发达到，可以阻止地震、海啸等极端自然现象的发生。但是，如果我们能减少极端自然现象中，人员的伤亡，事实上也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灾害的程度。比如说，在一次较高震级地震中，没有任何人员伤亡，那么此次地震，便能从“灾害”还原为“自然现象”。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免人员的伤亡。日本灾害社会学家认为，人们在极端自然现象之前、之中和之后的反应和决策，就决定了灾害的程度。比如说，在海啸发生前，提前得到预警，人员撤出沿海低地，那么海啸带来的损失就会降到最低，从而减少了灾害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
然而，知易行难。事实证明，我们对灾害的认识，存在有许多偏差。首先，我们以为灾害发生，比如地震的时候，人们都想象能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像电影主人公那样，飞身避险，从建筑物里奔出去。即便不是这样，也会如惊慌的路人那样，慌不择路地逃开，求得最大生计。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实证研究表明，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在“大难临头”时，马上做出避难反应的比率一般都比较低。”调查更是显示，“地震发生时在家里的人，只有百分之六跑到屋外去”。人们之所以“反应”迟钝的因素有很多。有些是因为大多数一生中很难拥有应对灾害的充分经验，另一方面，是极端自然现象发生是，相关信息在社区中传播的速度受到很大阻碍。而日本，之所以能把灾害的损失控制在有限的程度，究其原因，便在于做好了这两个方面。
第二点认识的偏差，来自灾害本身。我们一般以为，在灾害中遇难和受伤的人们，大部分发生在灾害发生的瞬间。但研究显示，其实灾害本身对人员的伤亡有限，大部分后来计入遇难名单的人口，都是灾害发生后受困，但未及时受到救助的人群。换句话说，如果得到及时可靠的救援，他们其实都可以脱离最终的遇难名单。
另外，来自日本灾害社会学的研究发现，虽然极端自然现象发生时，瞬间影响对全社会的每个个体都是无差别的，但青壮年男女在社会所有年龄组当中，都是受影响最小的。“不论是哪种灾害，老年人和身心障碍者确实都更容易受到伤害。”因为在各国社会中都存在类似的现象，“越时上年纪的人，住在常年住惯了的老旧住宅的可能性越高，而这就注定了很多老年人居住环境的抗灾性能特别低”。
在灾害发生时，覆压在废墟或倒塌残骸之下的老年人和身心障碍者，受困的几率是最大的。而他们在等待救援时，可以维持的时间也越短。如果在灾害发生前完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在救援阶段优先救助此类人群，都能有效减少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
第三，也是最容易忽略的一种认识偏差。在我们对灾害关注的一般视野中，灾害发生及之后的一段时间（比如，一个月或更多）是公众对灾害关注最热切的时刻。捐助、救助行动，占据了媒体和人们日常话语的大部分空间。然而，对灾害救助更重要的阶段，其实发生在之后数年，乃至十多年的漫长时间内。因为，在这一期间中，等待受灾人群的将是漫长的重建过程。这一逐渐淡出媒体和人们视野的阶段，才是灾害过程中，最需要帮助的时期。
灾害发生之后，受灾人群将经历相当一段时间，住宿、饮食及卫生方面的适应困境。在这一阶段中，人们会失去原有社会资源，在重建生活空间的过程中，最易受挫的，仍然是老年人、伤病员和身心障碍者。而在这些分类当中，女性尤其是许多照顾多个子女大家庭的女性，通常会显得较为脆弱和易受伤。
而这些长期的救助活动，对降低灾害的影响其实最为关键。从日本的个案来看，公共事业和生活的重建，离不开行政机构的主动履责，也离不开非政府民间组织的共同参与。因为，漫长的灾后重建，不仅是帮助受灾者重建物质生活的关键步骤，建设工作同样也是为受灾者提供工作机会，重建社区纽带的重要步骤。而这是单纯提供救灾物资，无法替代的更有意义的对受灾者的援助。
灾害的另一面
最后，我们或许可以用书中一个令人欣慰的例子，来呈现灾害社会学的积极一面。在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爆发之后，受灾最严重的是生活在闭塞山区的尼格利陀黑人社区。他们的家园被火山吞没，人口数量也因此大幅减少。
然而，在之后的避难和生活重建过程中，这些原先很少和外界接触的人群，“有很多机会与平原地区地区的居民、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以及NGO成员接触和交流，其结果强化了他们的族群意识”。当他们从山区外迁，在平原地区重建时，和外界居民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在自己的生活重建和居民共同体复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新的“空间”和“时间”的概念，超越灾害的悲痛和苦难，重新建构自己的社会，完成族群再生”。
由此可见，灾害与人类社会，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灾害，因人类社会而生。如果我们在极端自然现象面前变得束手无策，那么，灾害便会因之出现。反之，如果我们作出了充分的准备，灾害也会重新还原为一般，甚至对人类社会发展有所推动的自然现象。究竟放任其变为威胁我们社会的灾害，还是将它控制在自然现象的范畴，全凭我们自身的选择。
不管怎样，在本文最后还要说两个好的消息。第一，刚刚过去的2017年，虽然全球范围出现多次反常的极端气候，但2017 年是全球民航史上最安全的一年，世界上客机事故发生率为零的一年。第二，来自地球环境科学的观察发现，自从1989年蒙特利尔协定书签订，全球各国氟化物减排二十多年以来，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首次出现面积减小。
看来，在有所准备并积极应对的人类社会面前，自然最终也会露出亲善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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