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历史学者何铭生记录南京沦陷往事危城之危南京沦陷之前
□本报记者 江丹
刚刚过去的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当我们提及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首先想到的便是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实际上，南京城沦陷的惨痛经历远远不止于此。丹麦历史学者何铭生通过审视相关信件和日记，以及日本人占领南京后的战斗记录，出版《南京1937：血战危城》，揭示那段历史的更多细节。
古城多沧桑
南京的城墙，让何铭生印象深刻。何铭生在《南京1937：血战危城》里介绍，南京的城墙蕴含了中国几千年的军事技术，是一项错综复杂的防御工事，由一道道大门和之间的空地组成，“假如攻击者攻破了外面那道城门，它也可能被阻止在第二道瓮城城门之前，而且最终发现自己掉入了迷宫似的陷阱内。”
可就是这道对百姓来说意味着保护他们安居乐业的城墙，在历史上不止一次被攻破。
549年，南朝梁将领侯景发动武装叛乱，攻占梁朝都城南京。城内28万户惨死于侯景叛军的屠刀之下，城市昔日辉煌迹象全被清除。
1864年，清朝军队包围了彼时尚是太平天国都城的南京，“当他们最终摧毁了抵抗并攻入城里后，便屠城三日，纵火狂欢。”一些老人和孩子，因为不能作为劳动力使用，是屠杀的主要目标。更让人悲痛的是，一些经历过这次屠城的南京居民，在1937年又经历了另一次更加残酷的大屠杀。
南京几乎已经沉寂如一潭死水，直到中华民国在这里定都。“南京从一个隐藏在巨大围墙之中的贫穷落后、杂草丛生的乡村，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进步的大都市。”一位名字为朱利叶斯·艾格纳的美国记者曾如是描述南京城从1927年到1937年这10年的发展。“这座城市没有值得一提的照明系统，没有自来水厂，没有下水道；现在，通常情况下，宽阔的大街上霓虹灯闪闪发光，人们安装了现代卫生设施，一拧水龙头就能流出来的自来水取代了街头售卖的桶装水。”艾格纳说。
1937年的南京城里，有着2000个座位的国民剧院上映着诺玛·希勒和莱斯利·霍华德主演的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玉清小姐、兰香小姐等传统通俗艺人也依然有她们的舞台；市内300辆公交车、3000辆汽车和15000辆黄包车交叉穿行，而城内的铁道部大楼，被到访的美国记者称为“也许是至今所有政府部门办公楼中布局最好和最具有吸引力的大楼”。
彼时的南京城上方正闪耀着摩登时代的光辉，但是战火也很快蔓延而来。
炮火从上空而来
1937年11月11日，51岁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国教师明妮·魏特琳给她纽约的一位朋友写信道，期待外交手段能够成功，避免在南京发生战争，“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那么多聪敏理智的人。军事力量肯定不能征服一切。”就在魏特琳写这封信的时候，南京的街道上正挤满了试图躲避战争的居民，他们拖着各种各样的人力车辆，拉着他们的财物，举家逃往安全地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中国第一所为女性提供学士学位的教育机构，但随着战争的逼近，在创办20多年后的1937年秋天，学院不再开课。魏特琳决定带领学生在校园里开挖防空洞，她还将学生分成三组，一组携带梯子，一组使用灭火器，另一组则使用沙子或水灭火，以应对日军的空袭。
跟魏特琳一样，54岁的德国商人拉贝也预感到南京即将面临一场灾难，距离南京仅有一日路程的上海已经沦陷。在这之前，拉贝和妻子为了躲避南京的酷暑，去北戴河海滨度假，目睹铁路沿线大批日本军队的兵力调动。拉贝把妻子留在了相对安全的北戴河，独自返回南京，平时只要40个小时的行程，因为战争，他花费了11天。
一到南京，拉贝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他的花园里建设防空洞，配备急救物资、食物和饮用水，他还准备了大量的纱布绷带，将它们浸泡在醋里，以备可能到来的毒气攻击。拉贝在防空洞旁边撑开了一块大帆布，在上面画上纳粹德国的象征标志，希望在日军的空袭中起到一点儿保护作用。事实上，当时的南京城内不少人家都挂起了外国旗帜，希望以此躲开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尽管日军尚未兵临城下，但是日军的飞机时不时便会在南京上空盘旋。
毕业于中央航空学校六期的空军第2轰炸机大队第14中队的少尉彭德明，一次次地驾机执行出击命令，他的任务是攻击运送部队和补给物资的日本船只。这个24岁的年轻人，每天都不得不忍受机毁人亡的恐惧，他的很多战友便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开。1937年11月11日的这天早晨，彭德明领命出击，成功击中一艘日军航空母舰，就在朝南京基地返航时，彭德明所驾驶的编号为1402诺斯罗普伽玛飞机被突然从云层中出现的两架日军战斗机击中，直到飞机裹着火球一头栽进海里，彭德明也未能跳伞逃离飞机。
南京攻守战
1937年12月7日清早，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乘坐“美龄”号飞机，在一队战斗机的护航下离开南京前往庐山。南京国民政府中的大部分机构早已经搬至庐山，之后又迁往重庆。
日本人对南京的炮击已经愈加密集。12月4日，大批南京民众聚集在码头想要逃离。蒋介石安排了一队卫士站在码头显眼位置，以此平息到处传播的他已经离开南京的谣言，而3天之后，他真的离开了。
就在蒋介石离开南京的几个小时后，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登上了前往苏州参谋部的火车，并在那里下达了占领南京的总攻令。据何铭生的介绍，松井石根和他的参谋部预测了攻占南京的两种可能，一种是中国守军投降，那么日军每个师团会派一个大队进城，完成城内秩序的平定，另一种则是中国守军要打一场持久战，那么日军将集中所有炮火猛轰南京，“每个师团都将派出一个联队向城门发起强攻，进城后再逐街逐巷、逐门逐户地打一场残酷的消耗战，最后占领全城。”
实际上，南京城外的战斗早已打响。当时《纽约时报》的记者窦奠安亲眼目睹了中国军队的溃败和日军的残酷，第154师和第156师这两个师，战斗不利后被日军包围在一个锥形的山顶上，接着山顶周围燃起了一圈大火。“大火烧着了树木和草丛，慢慢地逼近山顶，迫使中国士兵不得不往山上退却，直到聚成一团被日军用机枪无情地射杀。”窦奠安写道。
还是12月7日这一天，在与南京黄海相隔的日本，德国驻东京大使赫伯特·冯·德克森正在向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转达蒋介石政府希望与日本政府谈判的意愿，在日军尚未在中国取得大规模军事胜利的时候，日本曾提出过和平谈判条件，但并未被蒋介石政府考虑。广田弘毅告诉德克森，局势已变，之前的条件已经不能作数，前线的野战军已经有了更多严苛要求。随着日军在中国取得的军事胜利和中国军队的惨重败绩，日本的鹰派权力人士更加有理由支持继续战争，拒绝和谈。因为参与了和谈事宜，广田弘毅的人身安全都遭到了这些鹰派人士的威胁。
谈判无果，最后的外交希望破灭。
1937年12月13日，在激烈的攻击和抵抗之后，南京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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