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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住在建业里①|建业商店:父亲的遗产,儿子的念想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2017-11-23 17:07 大字

我叫萧文智,1948年出生在上海建业里,在建业里生活了16年。

建业里平面图(底图来源:《老上海百业指南——道路机构厂商住宅分布图》,上海社会科学院)

叶落归根

建业里是1930年建成的,分东弄、中弄、西弄三条里弄,都是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算是中等水平的住宅区,老板是一个法国的房地产商。1937年,我父亲租了建业里东弄堂的一栋房子,包括一个沿街的门面。店铺的营业执照办下来时,上面写着“建业商店”,店铺主要经营糖果糕点、冷饮零食。

我的父亲萧英当年算是小有名气的电影明星,他开的“建业商店”,有人叫“糖果店”,有人干脆叫“萧英店”。我是家里第八个孩子,家里子女四男四女,我最小。人家一般叫我“萧英店小开”。

萧家家庭合影,背景为萧英店的部分商品陈列玻璃柜。图片来自萧文智

那个年代,一般上海人住得都很挤,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螺丝壳里做道场”,要精打细算。底下的店面叫前客堂,后面是厨房叫灶披间;二楼有个临街的叫前楼,前楼后面是亭子间。我父亲不仅租了这一栋楼,还租了靠西边的过街楼,后来过街楼给父亲的一个堂弟住。

那个时候,我父亲晚上就在商店中间用行军床搭个铺,我母亲和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就住楼上。兄弟姐妹年纪相差很大,最大的大哥比我大24岁,有的成人工作了,就搬出去了,有的嫁出去了。所以,八个子女的大家庭,就这样轮替着生活在建业里。

1964年,75岁的父亲离开了我们。我们家的人就渐渐搬离了建业里,我也在这一年离开了上海。我不想靠哥哥姐姐养活,当时上海就业也困难,正好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支援边疆的政策。我就报名去了新疆,在阿克苏的化工厂工作。1988年,我调到了昆山煤炭石油公司,担任常驻北京的代表,管理进煤渠道。因为以前的岗位属于有毒有害气体的工种,可以提前退休,我55岁就退休了。

2002年,我又回到了上海,算是叶落归根。1999年刚开始房屋商品化的时候,我就在昆山买了房。2004年,我用卖掉昆山房子的钱,在闵行区买了现在住的房子,当年只要30多万,现在大概涨到400多万了。

拆迁前的建业里,(图片来源:网络用户@网易老寿,摄于2004年2月)

现在的建业里。摄影 Roger Chen

买房的时候,正好听说建业里开始拆迁了。我住在闵行,经常坐42路。那时候,42路一路过去到外滩,经过淮海路。每次经过建业里的时候,我都会从车窗往外看,看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慢慢变了模样。我在网上也写了点建业里旧日时光的文章,点击量超过一千了,我已经很满意了。看来大家还是对过去的事情很感兴趣的。

建业商店

建业商店的店面不大,门口放着一个大冰箱,拐角的地方有个玻璃柜,里面放着各种零食糕点。我还记得,建业商店的店堂里有两本考究的大影集,封面封底是压花牛皮,四周一圈用皮条串边,封面上还有烫金花纹外文字体。相册里是父亲珍贵的电影剧照,照片都是十寸大小保存完好,父亲总是小心翼翼地翻开让人观赏,舍不得别人随便触摸。后来,在“文革”中,大部分剧照被销毁了。

“建业商店”是建业里东弄堂口的沿街店面。“建业商店”朝东依次是五金店、炒货店、钟表店、裁缝店、米店、茶叶店、洗染店;往西依次是烟纸店、煤球店、饮食店、中药店、食品店、文具店。其中,米店很有意思,门口有个大木柜,木柜里有个斜坡的圆洞,店员称好米,就从圆洞里把米放出来,顾客就在下面用袋子接住。

中弄堂门洞里的饮食店是童年记忆里最具诱惑的地方,饮食店门前有一个陈列菜肴的玻璃柜,分层展示了红烧蹄膀、大明虾、八宝鸭、白斩鸡等,那时我每每路过此处,都会忍不住流口水。沿街是面饭馆,有特色面条、花式馄饨以及本帮菜。

建业里中弄的老照片,图片由程甘地提供

建业里中弄堂第二、第三排民居中间有个广场,在水塔下是居民小菜场,这里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凌晨三四点钟菜场进菜;四五点钟,清垃圾和招呼居民倒马桶的呼喊此起彼伏;五点钟,居民就陆续来买菜了。精明一点的拿个小凳子、砖头代替人在菜摊前占位,缩短买菜的时间,老实人就一个个摊位排队买菜。

菜场周围有南货店、酱园店、杂货店等。最贴近生活的是老虎灶,前店全天候供应开水,一二分钱买一热水瓶的开水,店内还有一张桌子几条板凳,算是茶馆。老虎灶后店是小澡堂,几个木澡盆,可以容纳二三人洗澡。

广场上还有流动小贩,他们挑着担子,一路叫卖白糖梅子、西山杨梅、糖炒栗子、赤豆粽子、糯白果、珍珠米、糖藕糖粥……有时候还有吹糖人、捏面人、拉洋片、卖蝈蝈蟋蟀的小商小贩,景象热闹非凡。

建业里的水塔,左图摄于1950年代,右图拍摄时间不详。图片由萧文智提供。

建业里还有个琉璃瓦塔顶水塔。后来居民可以使用直供水后,水塔就没用了,甚至有段时间,还有人住在水塔里。再后来,水塔塔底成为一个公共男厕所,里边有一个水泥槽的小便池,两个大木桶,木桶上搁置一块长条木板。当然臭气冲天,反正我没敢进去过。

萧文智的建业里生活地图(1948-1964)制图:刘筝

萧英店小开

由于父亲交往的朋友多,加上附近居民也喜欢听父亲讲讲电影界的轶闻趣事,商店的生意还不错。也就是靠着这家“建业商店”,养活了我们八个孩子。我们的营养、穿着、教育都不差,我自小在私立的“龙圃”幼儿园和“惠恩小学”接受教育。

父亲给我们八个子女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命名,我原本叫“文耻”,工作后改成了“文智”,因为总被人问,解释起来麻烦。但我一直记着父亲取名的含义:耻,即要知耻,有羞耻之心,谓之觉悟也。

我们八个子女在不妨碍学习的情况下都必须为店堂承担劳动,有运货送货的工作和打扫卫生的任务。我记忆中,擦过玻璃商品柜,父亲要求玻璃必须明净鉴人,平时还好说,到了寒冬腊月,先湿后干的操作让我手生冻疮。如果卫生不达标,父亲绝不放过。不过也有奖励,可以在店堂里的糕点和冷饮中选择一样享用,这也让我们尝到了先苦后甜的滋味。

萧文智与父亲母亲的合影。图片由萧文智提供。

我在家里年龄最小,母亲早年去世,父亲对我疼爱有加。不是溺爱,而是严父加慈父。一次穿“木拖板”凉鞋走路,我无聊把“木拖板”踢出去,然后换一个脚又踢出去,这样左右脚轮流着玩。可一不留神将“木拖板”击中了路边饭店的菜肴陈列柜,顿时,陈列的“油爆虾”、“红烧蹄膀”……,全部被破碎的玻璃渣覆盖了,我就赶紧开溜了。

可是人家认得我这个“萧英店”的小开,于是找上门来,我吓得不敢回家。躲着饿了一天的我还是被父亲从弄堂里找到,父亲远远站着对我说:“来来来,我不打你,只要知错能改就好,今后在外面闯祸要勇于承担责任,这样才是男子汉”。那次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打过我。

我现在还记得,年迈的父亲为我洗衣裳的情景。

影星父亲

我的父亲萧英35岁才开始学电影表演,1925年起的13年间,参与了约50部(集)电影作品,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合作过的电影演员包括胡蝶、郑小秋、龚稼农等。最有名的是1933年,茅盾编剧的电影《春蚕》。我的父亲饰演了农村蚕农“老通宝”,电影里上海丝厂因为战乱而关门,老通宝非常恨洋鬼子,因为洋种才能卖得好价钱。所以,老通宝没有因为丰收卖出好价钱,反而受到高利贷的追逼。

电影《春蚕》剧照,左二为萧英。

父亲萧英生于光绪十三年(1890),祖籍湖南衡山。他的祖父是清朝武官,他的父亲是私塾先生,他从小勤读书苦练功,擅长少林拳和太极剑。萧英年轻时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还去了法国担任华工护工队长,恰巧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没有听父亲讲过具体的经历,但记得父亲有一个法国政府颁发的一战胜利纪念章。还听说,父亲在法国也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不过由于文化差异和双方父母的反对,父亲就回国,来到了上海。

初来上海,父亲在“大世界”附近租房开店,经营香烟零食。店里主要经营“舶来品”洋烟。这里市口好、人流大,但是也比较混乱,生存不易。1920年代,上海出现了很多家电影制片公司,父亲被路边的电影海报和中华电影学校招生贴吸引,决定去中华电影学校学习。在一群二十郎当的小青年中,父亲是大龄学生,加上身材高大,显得鹤立鸡群。中华电影学校只开办一期(9个月)就宣告结束,但培养出胡蝶、徐琴芳、汤杰、高梨痕等著名演员及导演。

父亲做事认真,而且非常勤奋。他有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为了过语言关,他就每天跟着收音机里的播音员学习。还有一次,为了电影中一个跳探戈的场景,他每天平举着方凳练转身,练甩头。还去舞厅求教别人,每请舞女伴舞一曲,就付出舞票一张,也花了不少钱。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父亲工作的电影公司毁于战火,失去了工作,因为有过开食品店的经历,父亲就打算开个店铺。当时,上海冠生园食品公司的老板冼冠生和父亲有过交往。他用先销售后付款的方式提供食品的货源,帮助父亲把店铺顺利地经营下去。

1957年,国家开始推行公私合营。父亲一次放货的时候,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了下来,腿脚不太好了。当时我大哥大姐们叫父亲不要做了,年纪也大了。所以,在公私合营前夕,“建业商店”就息业了。之后,“建业商店”的铺子转给了一个馄饨店。听说2000年后,上海房价开始上涨的时候,那个店铺还开过房屋中介。最近又去看,已经变成了一家高档日料店。

晚年的父亲每天早晨舞剑练拳,然后在“建业里”的中弄堂点心店用早餐,点心店会给他留一个单人小桌。父亲坐定后,搁下宝剑,把从法国带回的牛皮小提箱搁在桌上,把里边的碗筷杯碟在桌上一一排开,里面还有调味瓶。这也成了当时点心店的一道风景。

遗产和念想

1964年,父亲卧病不起,我常常看到他望着天花板,像是在回忆往事。他一生无党无派,不过问政治,为人正直诚信。父亲以大丈夫的肩膀撑起了一个大家庭,身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也避免了子女间的财产纷争,但他留给我们的是良好的教育、独立的人格、自食其力的能力,而这个精神遗产伴随了我一生。对于父亲的回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现在的建业里俯瞰。摄影 Roger Chen

回到上海后,我去看了建业里,想看看以前住过的房子。当时已“人去楼空”,居民也搬迁了。旧景不再,回忆依旧。既然,建业里的牌子还挂着,就要有我们老居民能讲些这里的历史。现在的建业里变成了一个高档商业的地方了,建业里不可能回到从前,改造也不完全是坏事,但还是要尊重以前的历史。要给我们这些老居民,给老上海人留个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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