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住在建业里①｜建业商店：父亲的遗产，儿子的念想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2017-11-23 17:07 大字

我叫萧文智，1948年出生在上海建业里，在建业里生活了16年。

建业里平面图（底图来源：《老上海百业指南——道路机构厂商住宅分布图》，上海社会科学院）

叶落归根

建业里是1930年建成的，分东弄、中弄、西弄三条里弄，都是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算是中等水平的住宅区，老板是一个法国的房地产商。1937年，我父亲租了建业里东弄堂的一栋房子，包括一个沿街的门面。店铺的营业执照办下来时，上面写着“建业商店”，店铺主要经营糖果糕点、冷饮零食。

我的父亲萧英当年算是小有名气的电影明星，他开的“建业商店”，有人叫“糖果店”，有人干脆叫“萧英店”。我是家里第八个孩子，家里子女四男四女，我最小。人家一般叫我“萧英店小开”。

萧家家庭合影，背景为萧英店的部分商品陈列玻璃柜。图片来自萧文智

那个年代，一般上海人住得都很挤，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螺丝壳里做道场”，要精打细算。底下的店面叫前客堂，后面是厨房叫灶披间；二楼有个临街的叫前楼，前楼后面是亭子间。我父亲不仅租了这一栋楼，还租了靠西边的过街楼，后来过街楼给父亲的一个堂弟住。

那个时候，我父亲晚上就在商店中间用行军床搭个铺，我母亲和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就住楼上。兄弟姐妹年纪相差很大，最大的大哥比我大24岁，有的成人工作了，就搬出去了，有的嫁出去了。所以，八个子女的大家庭，就这样轮替着生活在建业里。

1964年，75岁的父亲离开了我们。我们家的人就渐渐搬离了建业里，我也在这一年离开了上海。我不想靠哥哥姐姐养活，当时上海就业也困难，正好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支援边疆的政策。我就报名去了新疆，在阿克苏的化工厂工作。1988年，我调到了昆山煤炭石油公司，担任常驻北京的代表，管理进煤渠道。因为以前的岗位属于有毒有害气体的工种，可以提前退休，我55岁就退休了。

2002年，我又回到了上海，算是叶落归根。1999年刚开始房屋商品化的时候，我就在昆山买了房。2004年，我用卖掉昆山房子的钱，在闵行区买了现在住的房子，当年只要30多万，现在大概涨到400多万了。

拆迁前的建业里，（图片来源：网络用户@网易老寿，摄于2004年2月）

现在的建业里。摄影 Roger Chen

买房的时候，正好听说建业里开始拆迁了。我住在闵行，经常坐42路。那时候，42路一路过去到外滩，经过淮海路。每次经过建业里的时候，我都会从车窗往外看，看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慢慢变了模样。我在网上也写了点建业里旧日时光的文章，点击量超过一千了，我已经很满意了。看来大家还是对过去的事情很感兴趣的。

建业商店

建业商店的店面不大，门口放着一个大冰箱，拐角的地方有个玻璃柜，里面放着各种零食糕点。我还记得，建业商店的店堂里有两本考究的大影集，封面封底是压花牛皮，四周一圈用皮条串边，封面上还有烫金花纹外文字体。相册里是父亲珍贵的电影剧照，照片都是十寸大小保存完好，父亲总是小心翼翼地翻开让人观赏，舍不得别人随便触摸。后来，在“文革”中，大部分剧照被销毁了。

“建业商店”是建业里东弄堂口的沿街店面。“建业商店”朝东依次是五金店、炒货店、钟表店、裁缝店、米店、茶叶店、洗染店；往西依次是烟纸店、煤球店、饮食店、中药店、食品店、文具店。其中，米店很有意思，门口有个大木柜，木柜里有个斜坡的圆洞，店员称好米，就从圆洞里把米放出来，顾客就在下面用袋子接住。

中弄堂门洞里的饮食店是童年记忆里最具诱惑的地方，饮食店门前有一个陈列菜肴的玻璃柜，分层展示了红烧蹄膀、大明虾、八宝鸭、白斩鸡等，那时我每每路过此处，都会忍不住流口水。沿街是面饭馆，有特色面条、花式馄饨以及本帮菜。

建业里中弄的老照片，图片由程甘地提供

建业里中弄堂第二、第三排民居中间有个广场，在水塔下是居民小菜场，这里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凌晨三四点钟菜场进菜；四五点钟，清垃圾和招呼居民倒马桶的呼喊此起彼伏；五点钟，居民就陆续来买菜了。精明一点的拿个小凳子、砖头代替人在菜摊前占位，缩短买菜的时间，老实人就一个个摊位排队买菜。

菜场周围有南货店、酱园店、杂货店等。最贴近生活的是老虎灶，前店全天候供应开水，一二分钱买一热水瓶的开水，店内还有一张桌子几条板凳，算是茶馆。老虎灶后店是小澡堂，几个木澡盆，可以容纳二三人洗澡。

广场上还有流动小贩，他们挑着担子，一路叫卖白糖梅子、西山杨梅、糖炒栗子、赤豆粽子、糯白果、珍珠米、糖藕糖粥……有时候还有吹糖人、捏面人、拉洋片、卖蝈蝈蟋蟀的小商小贩，景象热闹非凡。

建业里的水塔，左图摄于1950年代，右图拍摄时间不详。图片由萧文智提供。

建业里还有个琉璃瓦塔顶水塔。后来居民可以使用直供水后，水塔就没用了，甚至有段时间，还有人住在水塔里。再后来，水塔塔底成为一个公共男厕所，里边有一个水泥槽的小便池，两个大木桶，木桶上搁置一块长条木板。当然臭气冲天，反正我没敢进去过。

萧文智的建业里生活地图（1948-1964）制图：刘筝

萧英店小开

由于父亲交往的朋友多，加上附近居民也喜欢听父亲讲讲电影界的轶闻趣事，商店的生意还不错。也就是靠着这家“建业商店”，养活了我们八个孩子。我们的营养、穿着、教育都不差，我自小在私立的“龙圃”幼儿园和“惠恩小学”接受教育。

父亲给我们八个子女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命名，我原本叫“文耻”，工作后改成了“文智”，因为总被人问，解释起来麻烦。但我一直记着父亲取名的含义：耻，即要知耻，有羞耻之心，谓之觉悟也。

我们八个子女在不妨碍学习的情况下都必须为店堂承担劳动，有运货送货的工作和打扫卫生的任务。我记忆中，擦过玻璃商品柜，父亲要求玻璃必须明净鉴人，平时还好说，到了寒冬腊月，先湿后干的操作让我手生冻疮。如果卫生不达标，父亲绝不放过。不过也有奖励，可以在店堂里的糕点和冷饮中选择一样享用，这也让我们尝到了先苦后甜的滋味。

萧文智与父亲母亲的合影。图片由萧文智提供。

我在家里年龄最小，母亲早年去世，父亲对我疼爱有加。不是溺爱，而是严父加慈父。一次穿“木拖板”凉鞋走路，我无聊把“木拖板”踢出去，然后换一个脚又踢出去，这样左右脚轮流着玩。可一不留神将“木拖板”击中了路边饭店的菜肴陈列柜，顿时，陈列的“油爆虾”、“红烧蹄膀”……，全部被破碎的玻璃渣覆盖了，我就赶紧开溜了。

可是人家认得我这个“萧英店”的小开，于是找上门来，我吓得不敢回家。躲着饿了一天的我还是被父亲从弄堂里找到，父亲远远站着对我说：“来来来，我不打你，只要知错能改就好，今后在外面闯祸要勇于承担责任，这样才是男子汉”。那次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打过我。

我现在还记得，年迈的父亲为我洗衣裳的情景。

影星父亲

我的父亲萧英35岁才开始学电影表演，1925年起的13年间，参与了约50部（集）电影作品，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合作过的电影演员包括胡蝶、郑小秋、龚稼农等。最有名的是1933年，茅盾编剧的电影《春蚕》。我的父亲饰演了农村蚕农“老通宝”，电影里上海丝厂因为战乱而关门，老通宝非常恨洋鬼子，因为洋种才能卖得好价钱。所以，老通宝没有因为丰收卖出好价钱，反而受到高利贷的追逼。

电影《春蚕》剧照，左二为萧英。

父亲萧英生于光绪十三年（1890），祖籍湖南衡山。他的祖父是清朝武官，他的父亲是私塾先生，他从小勤读书苦练功，擅长少林拳和太极剑。萧英年轻时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还去了法国担任华工护工队长，恰巧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没有听父亲讲过具体的经历，但记得父亲有一个法国政府颁发的一战胜利纪念章。还听说，父亲在法国也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不过由于文化差异和双方父母的反对，父亲就回国，来到了上海。

初来上海，父亲在“大世界”附近租房开店，经营香烟零食。店里主要经营“舶来品”洋烟。这里市口好、人流大，但是也比较混乱，生存不易。1920年代，上海出现了很多家电影制片公司，父亲被路边的电影海报和中华电影学校招生贴吸引，决定去中华电影学校学习。在一群二十郎当的小青年中，父亲是大龄学生，加上身材高大，显得鹤立鸡群。中华电影学校只开办一期（9个月）就宣告结束，但培养出胡蝶、徐琴芳、汤杰、高梨痕等著名演员及导演。

父亲做事认真，而且非常勤奋。他有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为了过语言关，他就每天跟着收音机里的播音员学习。还有一次，为了电影中一个跳探戈的场景，他每天平举着方凳练转身，练甩头。还去舞厅求教别人，每请舞女伴舞一曲，就付出舞票一张，也花了不少钱。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父亲工作的电影公司毁于战火，失去了工作，因为有过开食品店的经历，父亲就打算开个店铺。当时，上海冠生园食品公司的老板冼冠生和父亲有过交往。他用先销售后付款的方式提供食品的货源，帮助父亲把店铺顺利地经营下去。

1957年，国家开始推行公私合营。父亲一次放货的时候，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了下来，腿脚不太好了。当时我大哥大姐们叫父亲不要做了，年纪也大了。所以，在公私合营前夕，“建业商店”就息业了。之后，“建业商店”的铺子转给了一个馄饨店。听说2000年后，上海房价开始上涨的时候，那个店铺还开过房屋中介。最近又去看，已经变成了一家高档日料店。

晚年的父亲每天早晨舞剑练拳，然后在“建业里”的中弄堂点心店用早餐，点心店会给他留一个单人小桌。父亲坐定后，搁下宝剑，把从法国带回的牛皮小提箱搁在桌上，把里边的碗筷杯碟在桌上一一排开，里面还有调味瓶。这也成了当时点心店的一道风景。

遗产和念想

1964年，父亲卧病不起，我常常看到他望着天花板，像是在回忆往事。他一生无党无派，不过问政治，为人正直诚信。父亲以大丈夫的肩膀撑起了一个大家庭，身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也避免了子女间的财产纷争，但他留给我们的是良好的教育、独立的人格、自食其力的能力，而这个精神遗产伴随了我一生。对于父亲的回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现在的建业里俯瞰。摄影 Roger Chen

回到上海后，我去看了建业里，想看看以前住过的房子。当时已“人去楼空”，居民也搬迁了。旧景不再，回忆依旧。既然，建业里的牌子还挂着，就要有我们老居民能讲些这里的历史。现在的建业里变成了一个高档商业的地方了，建业里不可能回到从前，改造也不完全是坏事，但还是要尊重以前的历史。要给我们这些老居民，给老上海人留个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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