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铁桥建成（下）
1908年兰州黄河铁桥施工现场，图中右下侧用于浇注桥墩的铁船（即沉箱），图中的浮桥即镇远桥民国时期的中山桥与黄河上的木筏
兰州黄河铁桥是中国近代史上兰州市、甘肃省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第一座引进外国技术建造的桥梁，是黄河上游的第一座永久性桥梁。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它与郑州黄河铁桥、济南黄河铁桥并称为黄河三大桥梁，在中国桥梁建设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1942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铁桥改名为中山桥（另一说为1928年改名为中山桥）。解放后，济南黄河铁桥、郑州黄河铁桥先后被拆除。目前，中山桥是黄河上唯一留存的近代桥梁，已有104年历史。今天，它不仅仍是兰州的交通动脉，而且还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极高的文物价值，已成为兰州市标志性建筑，先后被兰州市、甘肃省列为市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兰州黄河铁桥建成后，极大地改善了黄河两岸交通状况，对增进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以及加强国防、保卫边疆均作出了极大贡献。清末皋兰县知县、作家黄英的《兰州黄河铁桥赋》说："亚洲巨流，黄河为最，遐稽往册，未有桥梁。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郑州铁桥成，然只供火车之用．不通车马，行人阻焉。甘肃兰州城北，兵商要津，西尽乌孙、龟兹，横走天山南北，蒙盟藏一，于焉旁达。金城古渡，自汉已然，夏用船桥，冬藉冰冻，漂泊之惨，岁有所闻。……（铁桥建成）万民称便。将来经营西域，殆将于是赖焉。泰西自十九世纪以来，桥工日臻巧妙，远人贡技，成此巨观。黄河流域，此为创举，桥首丰碑，题曰'第一桥'，洵不虚也。"此文发表后，兰州黄河铁桥的建筑者成了一桩公案。
关于兰州黄河铁桥的建筑者，黄英在他的《兰州黄河铁桥赋》中说："前清宣统元年，有比国工程师来游，愿贡技术。前制军升公吉甫，以铁桥巨工付之，委成于前兰州彭公丙康。议价十八万金，保险六十年。桥料购自比国，由欧北至郑州，载以汽船火车；郑州以西，至兰州二千数百里，车马输送，檄员督催。经纬万端，西人心折，口又十二万金有奇……路人告余曰：此铁桥也，比国工程师之所建筑，兰州政府之所荷担。"
黄英是四川人，清末任过皋兰县知县，是清末民初兰州文坛作家。他在兰州期间，正值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秋，他与四川遂宁人李士章等发起组织甘肃共和党，其支部的正部长为张林焱，副部长为赖恩培。后因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该支部遂于1913年6月改为"甘肃进步党"。他作的《兰州黄河铁桥赋》名震一时，他发起组织的甘肃共和党支部副部长赖恩培又是协助彭英甲负责修建兰州黄河铁桥的助手之一，因此，他的说法似乎应当不是无稽之谈。
《兰州晚报》1999年5月6日发表了一篇由张兵、马永强撰稿的关于修建中山桥的文章。文章对中山桥的建筑者提出了疑问。文章说到："前不久，从兰州赴比利时留学的王琦女士曾提起，有比利时人提起兰州黄河铁桥系比国人建造，并与王女士就此事争辩，因为此前王琦女士也只知道此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看来，黄英文中所提比国人建筑之事，绝非空穴来风，是有一定根据的。杨忠先生对此认为：'若按此文《兰州黄河铁桥赋》所叙推断，清末驻天津的泰来洋行，大概是个跨国公司了，主要负责人虽为德国人，但铁桥的主要建筑者则为比国人。'究竟孰是孰非，只有待后考证了。从《兰州黄河铁桥赋》中提到的几个数据看，黄英在写此文时，未曾看过修建铁桥的有关资料，记叙的内容来自"路人告余曰"，即道听途说。比如铁桥包修价、保固期、材料来源、资金来源等均与原始资料不符。彭英甲的《陇右纪实录》卷二十二《创修黄河铁桥》汇集有修建黄河铁桥的很多原始资料，其中有《会详呈赍遵饬议修兰州铁桥办法订立合同文》、《丈量过黄河浮桥各号船只深浅及桥板长短数目开具清折》、《兰州包修黄河铁桥合同底稿清折》、《护理陕甘总督部堂毛照会军机处电文》、《陕甘总督部堂长奏黄河铁桥工程完竣用过款项据实造报折》、《包修甘肃兰州黄河铁桥说明书》、《详明铁桥工竣价已交清并拟订岁修法程暨巡兵站岗车马行人往来条规请示立案文》等。上述资料原件大多尚存于甘肃省档案馆。彭英甲是经陕甘总督升允授权始终经理其事的总负责人，所汇集的资料均是原始资料，所以《陇右纪实录》关于修建黄河铁桥的记载是完全可信的。
据《陇右纪实录》和甘肃省档案馆所存原始资料的记载，包修价为十六万五千两，而不是十八万两，其他费用十四万两，而不是十二万两；合同保固期为八十年，而不是六十年；材料来源按合同规定由喀佑斯自德国购运。据兰州解放初期仍留存于中山桥上的一块铜牌上的记载来看，材料来自美国桥梁公司。目前所见到的资料中，没有一个提到建筑者是比利时人的。至于喀佑斯回德国购置材料时，是从德国购置，还是从比利时或者其他国家购置，或是在委托美国桥梁公司设计兰州黄河铁桥时将材料、设计一并委托，即包设计、包材料，均未见原始文字记载，也未见较有说服力的回忆文字。至于资金来源，各种原始资料均记载是由甘肃洋务局在统一税捐溢收项下列支。陕甘总部堂呈给朝廷的奏折上也说：所用银两"均由统捐总局如数拨发"，"伏乞皇上圣鉴饬部核销"。而不是黄英文中所说"兰州政府之所荷担"。
批准修建黄河铁桥并责成彭英甲"督办一切，始终其事"的陕甘总督升允，在铁桥建成时于宣统元年六月撰文书丹的《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和《甘肃劝业道报告书》中所记内容与《陇右纪实录》完全一致。这些资料，或是给皇帝的奏章，或是给朝廷有关部门的报告，或是原始合同，或是当事人的撰文，其可信程度是无可怀疑的。上述提出的几个方面，黄英在《兰州黄河铁桥赋》中所记的都是错的。可见黄英在写这篇赋时，可能未看到《陇右纪实录》等资料，或许连立于中山桥北端西侧的升允撰文书丹的《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也未认真读过，否则，不会把碑记中明确写出的造价数、保固期都弄错。
至于兰州黄河铁桥为比利时工程师建筑之说，只不过是"路人告余曰"的道听途说。修建铁桥的合同、陕甘总督给皇帝的奏折，均只提到德国泰来洋行驻天津经理喀佑斯、德商喀佑斯，从未提到过比利时人承修。升允的《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更为具体地说："承修者为美工程司满宝本、德人德罗、华工刘永起。"这三个人中，美国人满宝本是工程技术总负责人，这可能与桥梁的设计者是美国桥梁公司有关。德国人德罗也是工程师，负责工程进度统计等，是仅次于满宝本的工程技术负责人。刘永起是从天津招募来的华工，是现场施工负责人，是管理工人的工头，即现在的工地现场操作、工人调度等的负责人。喀佑斯是工程总承包人。工作分工是很明确的。至于像杨忠先生所推断的"清末驻天津的泰来洋行，大概是个跨国公司了，主要负责人虽为德国人，但铁桥的主要建筑者则为比国人"，这个推断有其可能的一面，如跨国公司之说；但是有不能令人信服的地方，如"主要建筑者则为比国人"。如果这一推断是真的，那么，升允的碑记就有问题。升允的碑记把组织施工，即承修的三个人均写入碑记中，"例得备书，因附名焉"，有美国人，有德国人，也有中国人，却只字未提到比利时人。升允的碑文是铁桥竣工时写的，承修的几个人，即使未到过现场，彭英甲也会将详细情况向他汇报，他不可能还不了解情况就提笔信手即写。何况，当时承修的施工现场上只有两个外国人，在当时的中国，外国人组织施工，是会引起各方面关注的，铁桥的批准者升允、总负责人彭英甲等，不会把比利时人误做美国人或德国人，更不会把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写入碑记，立于桥头的。立碑时，彭英甲等人还在，他们肯定认真地读过碑文，但立碑后从无人提出异议，可见碑文是不错的。如果有比利时人，他也不是主要负责人，更不是承修者，有可能是助手之类的次要人物，故升允在碑文中不提。
关于施工负责人的问题，《兰州晚报》2003年1月发表了五张旧照片和马添翼、赵武明署名的两篇文章，一是《立照以证"铁桥"诞生过程》，一是《褪色的照片不褪色的"铁桥史"》。文章说，提供此组照片的杨开泰、杨玉珍兄妹介绍，这组照片是其母刘艳秋传给他们的。其母在世时，曾经为他们讲述过家史。上个世纪初，只有几岁的刘艳秋随伯父、父亲从天津来兰，从德国人手中承包了修建黄河铁桥的工程，后其伯父（人称刘大爷）在施工中不幸落水身亡，其父刘文魁（人称刘二爷，许多上岁数的老兰州应该对此人有印象）接手了工作。1909年铁桥修建完工后，刘文魁留在兰州担任铁桥管理员，负责工程保修工作。
30年的保修工作完成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刘文魁无法返乡，于1940年在兰州病故。当时的甘肃省政府曾下文拨款予以抚恤。
对于刘永起，杨开泰、杨玉珍兄妹认为有可能是其外祖父名字之误，也有可能是其外祖父之兄。对于这个问题，兄妹俩希望有专家予以考证。
《兰州晚报》刊登的照片中，第一张是兰州黄河铁桥施工前的镇远浮桥，拍摄位置在黄河南岸；第二张是张大场景照片，照片中黄河南岸埽台之下搭着遮阳棚，棚下有很多人，棚外也有很多人，从照片看，如果该场景确是当时建桥的场景，那么棚下可能是建桥工人，棚外是外围的群众；第三张是第二张照片场景的局部--一顶遮阳棚和棚下的数十个人；第四张是正在修建的黄河铁桥桥墩，拍摄位置在黄河南岸；还有一张是合影，从背景中看不出什么，可能是建筑工人，但没有辫子，拍摄时间尚需推究。在第四张照片中，黄河铁桥桥墩已露出水面，有的基本完工，有的还在施工；其余几张照片从画面上似乎看不出与修建中山桥的直接联系。这五张照片也与承修铁桥的人是谁没有什么关系。
从文中所介绍的情况来看，承修桥梁的人究竟是谁，似乎是个疑案；实际上承修桥梁的人是早已明确了的，是满宝本、德罗、刘永起。升允的《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明明白白地说："承修者为美工程师满宝本、德人德罗、华工刘永起。"邢邦彦《清末黄河铁桥修建始末》说："天津人刘永起是工程的实际负责人，当地人叫刘工头。还有从天津和上海招了十几名中国技术工人，并且还有兰州的泥水匠、铁匠、木匠等五六十人，最多时共有五百多人。桥修成后，留下刘永起管理铁桥。"《甘肃公路交通史》说："修桥时的刘永起留下帮管铁桥，月饷银12两。"
对于刘永起，杨开泰、杨玉珍兄妹认为，有可能是其外祖父名字之误，也有可能是其外祖父之兄"的说法似乎也不大可能。如是其外祖父名字之误，那么，升允的《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及石碑在宣统元年立于铁桥北端西侧，且与铁桥连为一体，是铁桥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工地操作具体负责人，对于陕甘总督撰文所立之碑不可能不十分重视，不至于将自己的名字写错都不知道，何况铁桥修好后他又留下来管理桥务，几乎天天看到此碑。如"可能是其外祖父之兄"，即其母之伯父，也不可能。杨氏兄妹说，他们的母亲刘艳秋讲，"伯父（人称刘大爷）在施工中不幸落水身亡"，不可能在桥修成后又留下管理桥务。何况承修的三个人之一落水身亡，有关资料不可能只字不提。据此，我们认为，工地具体操作负责人是天津人刘永起，桥修成后留下帮管桥务的也是这个天津人刘永起。（完）
据《百年中山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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