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成功申遗谈起（下）
□ 屯溪 翟屯建
回顾韩国古籍书板的收藏保护，对了解韩国这次《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申遗成功，也是非常有益的。
韩国刻书主要是为保护先贤文化遗产，并非是以商业为目的。他们刻书大多是家族请刻工上门刻书，韩国国学振兴院收藏的《西溪集刊役日录》写本，对《西溪文集》的刊刻作了详细的记录。
金氏家族对《西溪文集》的刊刻极为重视，《西溪文集》只有三册，参与刻书组织工作的竟达57人，其中总都监1人、都监5人、校正都监2人、都辩4人、写本4人、运板10人、监刊9人、校板4人、监印11人、直日7人，这里面不仅仅是金氏族人，还有李、安、郑、权、裵、薛、柳等其他安东大姓名人参予其中。刊刻工作从1855年（乙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开始至次年（丙辰年）三月二十五日结束，历时近五个月，每天的工作都有记录。对印刷费用的来源和支出也都有详细的记载，费用来源：一是学契中便息条二百三十三两四钱五分，二是田三斗落价一百八十两，三是资助款四百七十三两，总计八百八十六两四钱五分；费用支出：一是板价（含刻板）六百三十二两五钱，纸价（含写工）四百十八两七钱五分，印刷和装订一百七十两，其他支出一百三十七两六钱四分，总计一千三百五十八两八钱九分，不足部分的四百七十二两，《刊役日录》没有记载，想必是由主持人金永奎自掏腰包了。
值得注意的是，金家刻书不仅仅是金家人出钱，荣州斗西查家、讷谷权氏门中、李松溪宗宅、周村李氏门中、泉洞安氏门中、马岩郑氏门中、安谷南氏门中等安东大族也都捐了款。金氏门中刻书如此，其他姓氏门中刻书想必也是如此。一个姓氏门中刻书，全安东地区的名门大族极积参与，踊跃捐款。由此，安东私人文集的刊刻，不单是一个姓氏门中的事，而是全安东宗族社会的一件大事，只要两个姓氏门中没有矛盾，全安东姓氏门中都会极积参予支持这件事。这对于朝鲜中期以后，安东私人文集的大量刊刻，促进安东成为韩国儒家文化中心具有重大作用。
韩国私家文集雕板由于是门中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的象征，写刻校雠一丝不苟，《西溪集刊役日录》的记载，便是极好的证明。徽州刻书大多是出于商业目的，为了节省板材，书板一般都比较薄，两面刻。除了家谱开本较大以外，一般书籍的开本都不是很大，字体中等。韩国的书板由于是倾全门中之力刊刻，为了精善不记工本，书板厚，开本和字体大而美，显得富丽堂皇。韩国书板除了通过加厚防止变形以外，还有一种防止变形的特殊办法，就是将书板两端嵌入直棒中的槽缝中，固定书板。
徽州书商把书板当成一种动产，可以转卖和租赁。书商的书板经常转换，不断印刷磨损，保存相对比较困难。当然，私家文集书板属于家族所有，出于对祖上的敬重，保管比较慎重。祁门方岳为宋代著名的文学家，其文稿宋、元曾数次刊刻，都因时间久远书板散逸。明嘉靖四年（1525年）其十世孙廷孚、廷畏、廷光、廷实、廷献之子澄收集方岳诗文编辑成《秋崖小稿》八十三卷，于嘉靖六年（1527年）刊刻行世，书板藏于家墅。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原板有十分之一二损坏，方氏后裔方鹏泰补充雕刻后，再次印刷，并于宗祠后面的空隙地建石室储藏书板。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祁门县令黄树芬征集方岳的诗文，取板再次印刷，此时书板又约有数块缺毁，于是又请刻工补刻，始成完璧。正因为如此，私家文集书板年代延续都比较长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徽州文物市场出现大量书板，从内容上看也大多是私人文集。
徽州书板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曾经历两次劫难。一次是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另一次是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各种契约文书、古旧书籍、书板、匾额再遭劫难，尤其是书板，占面积，又可以当燃料用，更是在劫难逃。
韩国文献以家族文献为主，书板不具有商品性质，加上宗族对先人的尊重，对保存先人书板尤为重视，凡宗宅、书院都修建专门的书板保藏室，并被命名为“藏板阁”。比起徽州书板的浩劫，安东书板就要幸运得多，虽然经历了三十五年的日本统治时期，由于宗族间的团结，采取一切手段隐藏保护先贤遗产，使得大量书板能够保存下来。
至今韩国安东地区苏湖村西山书院“藏板阁”仍保存着学者李穑文集的书板，屏山书院“藏板阁”保存着学者柳袗的文集书板。上世纪80年代以后，对于很多分散收藏于民间私间的书板，韩国国学振兴院花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来收购收藏书板。对于不愿意出售先人文集书板者，国学振兴院采取托管的方式予以征集。即书板产权仍归原所有人，书板放在国学振兴院，防虫、防蠹、防腐的费用保管由院方负责提供，产权所有人可以随时取回。这样一来，书板主人既省去了家中存放书板所占用的空间，又不必再为书板的防虫、防蠹、防腐费心，省地、省心、省钱，何乐而不为？韩国国学振兴院则掌握了大量的书板，便于研究，同时又有利地保护了文化遗存，双赢。
韩国民间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传承有序，政府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以及世界对东方儒家文化愈来愈关注，这次《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申遗成功，也算是顺理成章。
联想到徽州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民间的集中体现和典型代表，遗存下来的文化遗产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是全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相比的。尤其徽州文书，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内涵丰富，跨越历史年代久，对它既可作定量定性研究，又可作连续追踪考察。
史学家王国维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徽州文书是继甲骨文、秦汉简帛、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四大发现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对于开展历史实态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受到国内及美国、日本、韩国、法国等学术界重视。徽州文书的大量发现直接催生了徽学这一新学科的确立。如果我们也能够做一个规划，将徽州文书申遗，我想大概也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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