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迷雾中的义和团
义和团原本是鲁西北一个秘密的民间组织，其主要成员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低层劳动群众。1898年，义和团开始发起轰轰烈烈的“扶清灭洋”运动后，像决堤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北部。但由于自身存在的种种缺点，义和团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并引发了八国联军侵华。一年之后，清政府与11国公使在北京签署了《辛丑条约》，付出巨额赔款。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义和团运动。
有趣的是，短短100多年来，当事人、改良派、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反帝学生、文革干将，对于这个历史事件，都有迥然不同的评价。历史一时变得让人捉摸不透。
当事人：干旱引发义和团运动
1900年卷入这场运动的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写过信函、日记和书籍，详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很多人把干旱列为造成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的一个根本原因。
1900年的华北将近一年时间里滴雨未下。土地荒芜，根本无法开耕，庄稼也种不上。很多农民参加义和团仅仅是为了获得吃饭的机会和有事可做。1900年6月末，鲁西大旱之际，直隶的大刀会首领韩姑娘来到山东巨野县龙涸集，很短时间内就有上千人加入了她的大刀会。有人回忆说：“过了两三天，下了场大雨，第二天就不见大刀会的人了，都没了，原来那些人是来吃饭的，天一下雨都各自回家种庄稼去了。”
而义和团之所以对洋人们发起攻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天不下雨是外国人造成的。一位传教士到天津城内，听到街上有个男孩在喊：“洋鬼子来了，老天就不下雨了”。
而义和团在这场战争中的武器主要是法术。有中国士绅记载说，义和团首领把黄纸符粘贴在教堂门上，摇动红旗，高喊一声“烧”，火就立刻烧了起来。他们还声称有神功护体，刀枪不入。可是美国传教士麦美德记述：当海军陆战队开火后，三四十名拳民(义和团早期叫“义和拳”)立即作鸟兽散。他讽刺道：“这些刀枪不入的拳民似乎不喜欢洋火药的气味！”
这些当事人的记载非常生动直观，在他们的亲历感受中，义和团只是那些因干旱而生活无着的老百姓的一场暴动，而恰在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北的传教活动非常活跃，因此义和团从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教堂和教民。
不过这些当时的亲历者如果能够看到几年、几十年乃至百年后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评价，大概会惊诧地发现，原来“历史”跟他们经历的完全不同。
清廷改良派把义和团斥为暴民
几年之后，清末的改良派们为了形势的需要，也是为了迎合西方社会的需要，给义和团贴上了残暴的标签。他们指责，夸大义和团运动时一些过激行为，说义和团在城中每天焚烧劫掠，火光日夜不息，平时有怨恨的人都被指为教民，全家被杀，连未满月的婴儿也不放过，死者数十万。
一项研究表明，义和团运动之后一段时间里，中国一些文人写了5000余首诗，其中90%蔑视义和团，用“盗贼”、“乱民”、“暴徒”等贬义词描述他们。早期的革命派邹容也把义和团运动说成是“野蛮之革命”的典型例证，进行毫无意义的破坏，只会加重人民的痛苦和灾难。
知识分子痛感义和团愚昧
清朝灭亡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们又从愚昧和迷信的角度批评义和团。义和团所到之地，逢处便设坛行拜，大行怪力乱神之道。山东、河北、山西境内义和团每当夜深人静，就“四处皆焚香念咒”，“升黄表”(烧纸)。他们大肆宣称自己拥有各种“神术”，例如能以刀枪发火、能以咒语控制火势、能“以刀兵斫斩皮肉而不伤”、能枪炮不入、火不烧身等等。
五四知识分子都是西方科学的热烈拥护者，他们对传统封建文化的糟粕痛心疾首，因此对具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义和团运动格外排斥，把义和团运动当成蒙昧落后的产物。最后，“义和团死于教，死于洋，死于官，不仅是被中外反动派的枪炮所杀害，而且是被封建蒙昧主义所杀害”。
他们认为，中国苦难的根源深藏于中国的封建文化。义和团的法术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典型，遭到站在西方的科学和理性角度的知识分子们居高临下地贬低。鲁迅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成分深陷于迷信和非理性的泥潭中，并坚信中国复兴的前提是根除这些陈腐的东西。
反帝学生发现了义和团的爱国意义
当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赤手空拳的示威学生遭到了英国巡捕的枪杀时，愤怒的中国人又开始发现义和团运动的积极意义。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陈独秀和瞿秋白都对义和团持肯定态度。陈独秀说义和团排外的根源在于外国的压迫和剥削；义和团的凶暴根本比不上外国帝国主义的野蛮残忍。他甚至把义和团运动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说成是中国四次最重要的国民运动。
文学界对义和团的积极评价在1949年以后达到了高潮，各类书籍纷纷强调义和团的“英勇、顽强和爱国反帝精神”。著名作家老舍在1960年创作了一个名为《神拳》的剧本，主角是京城以西某地的贫苦农民高永义。他受到了当地天主教堂和洋神甫的残酷剥削，他的侄女因不堪当地恶霸的欺压而含冤自杀，因而，他设坛组织义和团，向压迫他和村民们的恶势力复仇。老舍把义和团美化为勇敢的英雄、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者和罗宾汉式的劫富济贫者——— 烧毁天主教堂后，高永义属下的义和团把粮食和衣物分给了穷人。
“红灯照”被赋予妇女解放的含义
“红灯照”是义和团中的一种女性组织，参加者以青年妇女为主，入会者统统穿了红衣红裤，右手提红灯，左手持红折扇。红灯照的大师姐林黑儿据说功法了得，能够飞升空中，掷火焚屋。然而这些妇女在战争和历史中起的作用显然十分有限，有关义和团运动的严谨的历史文献也只是偶尔提到她们。
但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红灯照”却意外地获得了与真实历史并不相称的地位。那一时期报刊上大量出现了评论红灯照的文章。为什么这个女性组织如此受关注呢？
原来，“红灯照”在文革中被塑造成妇女解放的象征。
人们被告知，千百年来，中国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企图用“三从四德”的精神锁链束缚和压制妇女。而红灯照的女英雄们不愿再忍受这种可怕的现状，“在我国妇女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红灯照首领林黑儿被塑造成了传奇人物，她勇闯总督衙门，教训裕禄，在运河上巡逻时训斥卖国贼李鸿章之子，在许多重要战斗中，带领红灯照的姐妹们披挂上阵，一身穿红，像一团火焰，杀得侵略军鬼哭狼嚎。俨然成了爱国主义和妇女解放的先声。
历史的真相何在？
实际上，义和团的师兄师弟们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也不知道与之作战的帝国主义，而利用他们的是封建主义，他们只知道神拳附体、刀枪不入，他们只知道驱杀“洋鬼”后，便将迎来风调雨顺。然而，在后人的记述中，他们经历过的可怕干旱被彻底忽略，他们的暴虐和迷信有时被夸张为整个民族文化的形象，有时又被一笔带过。
清末的文人把义和团视为暴徒；新文化运动时期，义和团又被当作迷信、落后、愚昧的象征；此后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中，义和团运动又被神化为爱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文化大革命中，义和团又成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革命榜样，一个并不起眼的女性组织“红灯照”被赋予中国妇女解放的重大历史意义。历史看起来似乎像一块橡皮泥，想捏成什么就捏成什么。
更奇怪的是，似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撒谎。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情绪化的时代，歌颂“红灯照”的作者们仍然相当严肃地遵守学术规范，引用大量文献资料支持自己的论点。《光明日报》甚至曾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摘录自历史文献的有关资料，并注明了出处。其他时代的历史评论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无论是鲁迅、陈独秀还是红卫兵，都慷慨激昂地塑造了自己认为的“义和团”。但是，就像挂一漏万的照片一样，这些义和团形象所反映的事实都是主观的、片面的。
抓住历史事件的主流
人们总是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尽可能真实地记录历史，但是完全恢复过去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在任何历史环境里，只有一部分人的经历被记录下来，传至后世。即使是亲身经历者的记载，也顶多是对亲身经历的概述、描绘和有水分的重塑，不能全面和准确地再现过去。结果历史学家在从事研究时不得不面对严重残缺不全的史料。
况且，历史学家们自己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也受个人的文化、社会、民族背景的制约，会以不同的方式阅读史料，并赋予其不同的意义，就仿佛拖网装满鱼后，渔夫把网拉上来，进行挑选和分类，把他认为不好的扔掉，好的贮存起来，最后再按他的刀法切成鱼片出售。鱼片与整网的鱼差别有多大可想而知。
然而，任何历史事件，总有其主流与非主流，作为真正的历史学家要能够分清主次。义和团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局限，虽然有其迷信愚昧、盲目排外的一面，但在西方列强肆意蹂躏我中华民族时，义和团愤然而起，表现出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反抗精神。从根本上来，义和团运动标志着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滥觞。
（据《历史新说》张博文/文）
义和团团民 （资料图片）
中国近现代史大事记
1891年（光绪十七年）
4月21日
清政府派李鸿章督办关东铁路事宜。
5月13日
芜湖教案发生。
6月5日
湖北武穴教案发生。
8月
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开设万木草堂学馆。
9月2日
宜昌教案发生。
10月19日
英国允许中国在香港设领事。
11月11日
热河金丹道教在敖罕旗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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