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随帆影过长空 ——记方济众先生
□周媛 耿强
屈指算来，方济众先生离开人世已整整30年了。陕西美术界的同道，他的学生、朋友依然在怀念他、研究他。
赵望云先生最得意的弟子
说到方济众，著名画家赵振川满怀深情，因为方济众是他父亲赵望云的得意弟子。他俩虽以兄弟相称，但因方济众长赵振川21岁，赵振川对师兄非常尊敬。“在我父亲的学生中，我与方济众先生相处的时间最长，受他的教益最深，彼此也最为熟悉。”赵振川说。
方济众1923年出生于陕西勉县武侯镇方家坝村，从小酷爱绘画，当过中小学美术教师。1946年，经人介绍拜赵望云先生为师学画，从此走上专业美术道路。
西安解放后，主持陕西美术工作的赵望云给回到陕南老家的方济众写信，告诉他，已为他在西北画报社找到一份工作，希望他到西安来。“1949年10月，我记得我正在巷子里玩耍，抬头看见方济众先生背着一卷行李、右手提着一条用麻绳拴着的咸鱼，身后跟着他的爱人，正向我家走去，我心里一阵高兴，不由得喊了一声：“济众哥。”赵振川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
黄胄、方济众、徐庶之是赵望云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收的三位学生，他们一度都住在赵家。当时赵望云孩子多，开支大，全家就靠他办画展为生。日子虽不宽裕，但艺术的追求让师生聚于一个屋檐下，大家的精神是充实而乐观的。
1954年，方济众由西北画报社到西安美协工作，他的工作室就设在美协前院，赵振川常跑去看他画画。搞艺术是需要天赋的，在绘画上方济众既勤奋，天资又聪颖，被赵望云看作是可造之材。他当时的作品，带着鲜活的生活气息，又有对陕南山水田园的独特感受，充满着诗情画意。赵振川回忆说：“1959年，在纪念建国十周年的全国美展上，方济众先生创作的国画《山乡邮递员》，做到了让生动具体的人物入山水画，有情节和生活场景，又有传统的笔墨方法，这在当时的中国画坛引起较高的关注。”
如今社会上有一种误导，就是认为画越大越好，越有价值。其实，画作的质量并不取决于尺幅大小。以小品成大家，方济众就是代表画家之一。欣赏方济众的画作，一种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他的许多尺幅小品，表现的却是宏大的意境，追求的是质朴、自然的画风。
美术评论家沈奇曾说，方济众先生能“以小见大”，成就了一个诗意田园的世界，这世界，如雪间春草，给人以“真”的激发，“善”的启悟，“美”的抚慰。更似炎夏清露，以其纯正高远的情韵，给人们以“回到家”的感觉。
长安画派承前启后的旗手
赵振川认为，“长安画派”的老一代画家，深入生活，到大自然中去的创作理念，可以说贯穿于方济众先生的整个绘画过程。他之所以能成为现当代中国画史极为重要的代表性人物，能够为国画创新做出开拓性的贡献，与他长期深入生活密不可分。他是生活的歌者，是生命的诗意和田园精神完美的描绘者，“以我个人观点来看，中国山水画田园诗意的表现，方济众先生在当代是做得最好的一个。他是‘长安画派\’承前启后者，既延续了辉煌，又有所创新发展。”
初夏的乡间田野，绿意盎然，一个口吹短笛的牧童正骑着水牛放牧。镜头一转，牛儿在一旁吃草，牧童在树上睡着了……对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来说，上世纪60年代，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水墨动画片《牧笛》，无疑给他们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这部动画片曾获得丹麦国际电影节金质奖。当年剧组邀请国画大师李可染、程十发描绘片中的人物、牧牛、小鹿等，方济众担任动画片的山水背景设计。小桥流水、绿柳成行、竹林幽深的江南小景，以及崇山峻岭、飞流千尺的宏大气象，第一次以丹青水墨的形式展现大银幕上，让观众仿佛在生动美妙的画卷中穿行，人们不由得为方济众先生不凡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叫绝。之后，方济众又担任水墨动画《鹿铃》的背景设计，同样一炮打响。
翻看方济众先生的画册，发现他的画路极广，他擅长画山水，但人物、花卉、鱼禽、动物，也一样出色。赵振川介绍，方济众先生在书法上达到的高度，在他同代人中间，也是不多见的。而且，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方济众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在赵望云先生主编的《雍华》杂志上，他经常发表自己所写的新诗，以此跻身当时北方诗人行列当中。
1953年，方济众的《云横秦岭》入选第一届全国美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之后创作的《秦川一角》《山春》《山林雪后》《平湖春晓》《山野的春天》《灯笼会》等大量作品，其洋溢的清新之风，引起中国画坛的瞩目。
著名画家罗宁认为，由于在艺术上的探索求变，使方济众的作品个性独具。他丰富了中国画的题材，强化了中国山水画的视角感受，他的艺术实践有力地回答了有些人对中国山水画表现力的怀疑，并为中国山水画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研究个案。“方济众是当年美协西安分会进京展‘长安画派\’六位画家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在石鲁和赵望云病中和去世后‘长安画派\’的实际旗手。”
陕西国画院因他而声名远播
“归向吾庐情未已，笔含春雨写桃花”，在陕西国画院的主楼门厅前，镌刻着方济众先生亲笔书写的这副对联。在陕西画坛，方济众不仅是一流的画家，而且极具远见卓识——“文革”后，陕西美术界大量恢复性的工作，都是在方济众主导下完成的。他亲手筹建创办陕西国画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
当年陕西国画院成立后，方济众从陕西各个艺术团体遴选了一批优秀青年画家，精心培养，如苗重安、崔振宽、王有政、郭全忠、罗平安等，这批如今都已七八十岁的老画家，在陕西乃至全国国画创作领域均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著名画家苗重安回忆，当年方老让年轻画家五年内不要急于拿出作品，要潜心学习，并且以他当时的声望，聘请了全国著名的大画家李可染、吴冠中、叶浅予、陆俨少、黄胄等到画院任教。这些先生来到陕西这块土地，在初期的画院所在地，在当时非常简陋的情况下给年轻画家授课，前后持续了几个月。上世纪80年代，陕西国画院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国画院齐名，一举跻身全国五大画院行列。“方老虽不在画院领工资，主要精力在省美协，但他是我们画院的精神支柱。”苗重安说。方济众对年轻画家的扶持与培养，对陕西美术的影响可谓深远。
画家最终要靠作品说话。作为陕西画坛的骄子，方济众在艺术上有很高的要求，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他在《谈艺录》中说：“有人问我以后在艺术上的想法，一是必须和‘长安画派\’拉开距离；二是必须和生活拉开距离；三是必须和当前流行画派拉开距离；四是重新返回生活、认识生活，重新返回传统、认识传统；五是摆脱田园画风的老调子，创造新时代的新意境；六是不断抛弃自己，也要在抛弃中塑造自己。他在艺术上的求新求变给“长安画派”注入了新的活力。即使现在再看他五六十年前的画作，依然不过时。
心系土地的农民的儿子
汉中勉县武侯镇方家坝村有一处方济众的故居，家乡的山水田园可以说是他心灵永远的归宿。方济众自号雪农，给两个女儿起名方禾、方藜，足以看出他见对家乡、土地的眷恋和挚爱。
把全部精力倾注于绘画的方济众，“文革”中也不可幸免地受到冲击。他的女儿方禾回忆说，1968年底，我和姐姐方藜作为西安市第一批知青赴宝鸡千阳插队落户，临行前，父亲为我们作诗一首：“英年幸有养花天，已是枝头红欲然。小院常感风雨寂，大野倾看百卉鲜。莫向温房争俊俏，应如霜菊攀悬崖，世上岁有难人事，全在女儿志气长。”当时写这首诗时父亲还在牛棚，处境可想而知，他身处逆境还不忘激励后人。
受父亲牵连，方禾多次招工都因政审受阻，后招工到秦岭南麓深山的洋县工作，这里信息闭塞，条件艰苦，让她几乎对前途失去信心。就在此时，方济众背着画夹，风尘仆仆地来到洋县。他的到来，让女儿居住的帐篷里飘出久违的笑声。他独自一人上山写生，归来时，他从山上采来大把明艳的野百合花。他的乐观，让女儿不由得鼓起生活的勇气。
方禾回忆说，“文革”期间，他们全家下放洋县白石公社，面对生活的遭际，父亲没有丧失对生活的希望，而是以“一个久别故园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的游子之心，写下这样的诗句“汉水巴山是旧乡，笔砚生涯忘惆怅，最是晚凉堪跳处，稻花丛里鱼米香”。方禾说，父亲用情、用心滋养着画笔，先是温暖自己，再是打动别人，有一种“画为心声”的执着。
方济众曾说“品德不高，画风不高，画如其人是至理。”他是一位道德修养极高的人，坎坷磨难面前，乐观从容。他为人朴素和蔼，性格中却有异常坚强的一面。
赵振川说，方济众先生是一位有操守、有情怀的艺术家。“‘文革\’期间，在一次会议上，有人重提我父亲的‘右派\’问题，平时为人谦和的方先生拍案而起，怒斥对方对已作过结论的问题重新纠缠，让我父亲少受了一些伤害。”赵望云先生生前多次提到此事，经常念叨：“济众是个厚道人。”
位于汉中的陕西理工大学建有一座“方济众艺术馆”，这让方老的家属，以及同道、学生备觉欣慰。方济众先生在中国画坛的贡献、作用和成就，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显得珍贵和重要。赵振川感慨，方济众先生是一座深藏的艺术富矿，“对方先生深入地认识和研究，有助于我们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路子更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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