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情境
□ 冯大力（河南）
一
想起川大荷花池畔的那次邂逅，我都禁不住怦然心跳，尽管时光已经流逝三十多年，尽管邂逅人与我朝夕相伴。
毕业季转眼就来临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校园恋人不得不各奔东西。恋情能否升华成爱情，恋爱能否转化为婚姻，就像概率论一样看似有解实则玄乎，谁都不知道不确定性究竟会成为哪种确定性。成都习惯性的阴雨绵绵，像是要用这种缠缠绵绵的方式进一步烘托恋恋不舍的氛围。或者，成都也不愿我们离开吧，想用这种表达来挽留用川水和川菜滋养了几年、用知识和智慧浇灌了几年的吾辈青年。
我俩决定回到河南，尽管对母校依依不舍，尽管对成都无限眷恋。离校前的那一周，我俩经常漫不经心地在母校徘徊，而不关心走的是哪一条道儿，或者重复了哪一条道儿。累了，我俩就随时坐下，或喁喁私语，或默默相对。二教的桌椅，五舍的等待，紫竹林的曲径，以及荷花池的烂漫，都记录着我俩丢不掉的故事，舍不了的情缘。川大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水、一桌一椅都镌刻着我们的情意和快乐，保存着我们的记忆和思念，成为我们随时都能转动的万花筒，变换着人生的绚丽和多彩。
有一天下大雨，我俩开始打着伞走，后来干脆收拢了雨伞，任母校的慈雨恩露泼洒在我俩身上，洗去来时的一身尘土，润出走时的一点光鲜。
这天的雨浸透了我俩的记忆，流淌在我们的生活里，几十年如一日。
二
鬼使神差一般，我有时会拿过半块凉馒头，就着大蒜咀嚼。
这时，我就会油然想起我的妈妈，想起妈妈斜靠在我家院子里那棵枣树上，就着大蒜咀嚼凉馒头的样子。妈妈的心思不在馒头上，不管馒头是麦香味儿的还是红薯味儿的。当然，也不在大蒜上，不管大蒜是辛辣的还是不辣的。妈妈在思索人情，以及人情的远近，以便决定向谁家开口借钱。这个我非常清楚，因为我每年的学费都是在妈妈就着大蒜咀嚼凉馒头时在脑子里凑齐的。
每年腊八，妈妈必定按照老家的规矩熬出一锅腊八面条，给我们兄弟姐妹每人盛上一满碗，带着我们恭恭敬敬地将腊八面条挑到枣树的枝干上，祈祷来年好运连连。我们从来都没怀疑过许下的愿，尽管许下的愿并不具体，也不好验证，因为，这是妈妈带着我们许的愿，在我家的老枣树上，在妈妈生日这天。
我安家之后，把妈妈接了过来，陪着妈妈过了十一个腊八节。那时，我们每年都吃腊八面条，而不喝腊八粥，因为腊八粥理解不了腊八面条的意义。
不久，我们就会搬进新家。新家有个院子。怎么拾掇新家的院子，我让我的爱人和孩子们做主。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想在院子的东南角植下一棵枣树，看着她长大，看着她结果，看着她变老，看着她想我的心事。
我老家院子里的那棵枣树，也在东南角，是妈妈想心事的依靠。
三
“我喜欢下雨天。”
每逢雨天，我都会给我的爱人絮叨这句话。有时，也会多一句：“因为，下雨天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以及好运气。”
一九八六年高考过后，天像是被捅破了，止不住地下雨，而且越下越大，像是窟窿眼儿被雨扯大了一样。我呆在豫南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用自己的血汗供养着不知感恩的蚊子，听着闷雷，忍着闷热，看着烂泥，百无聊赖。
这个小小的村子，名字倒是非常响亮的，叫“小康村”，那时人口不到一百，读完高中的只有我一人。接下来学问最高的，要算我的父亲。父亲高小毕业，但经常看书看报，好朋好友，走过一些地方，知晓不少天下事，以及人情事理。可是，三年前父亲就走了。因此，除了瞎喷，小康村能够跟我交流的，就是我用过的课本，以及辅导资料。等待录取信息的一个多月里，我只能通过做题充实自己，忘掉自己，也忘掉根本就不想记住的情景。
当云姐带着浑身泥巴，使劲推着粘满了黄胶泥的自行车跨进我家院子时，我的心放晴了，脸上绽放出旭日般灿烂的笑容。妈妈那时肯定更高兴，只是我已经记不清妈妈高兴的样子了。
云姐是来报喜的。给我妈妈问好之后，她连一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只是用手拢了拢贴在额头的秀发，用手背轻轻地沾了沾脸上的汗，就半嗔半怨地问我：“一高放榜都十来天了，你咋就不知道去领通知书呢？害得恁大姑天天絮叨，‘不会是大力领了通知书就直接回家了吧？’”
我尴尬地憨笑，竟不知道咋接云姐的话，也不知道请她喝口水，更不知道说声“谢谢云姐，您辛苦了”。还是妈妈招呼着云姐坐了，拉家常一样了解了事情的原委。我则一边听她们说话，一边想我的心事。
大姑待我如亲娘。我到县城参加中招时，大姑就让云姐把我接到她那本就窄狭的家里，独辟出一间房子让我温习功课。中招考试那三天，大姑把表姐表哥和表弟表妹管束得严严实实，不准他们大声说话，不准他们打扰我复习和休息。我每天早上起来，大姑就已经做好了早饭，能让我吃好后从容地去考试。考试那三天一直下雨，大姑就让云姐打着伞陪着我去考场，散场后再接我回家，尽管那时我跟云姐还没有那么熟稔和亲密。
我在一高读书的三年，每逢传统节日和我不能回家的星期天，大姑都会让同在一高读书的民姐或者贺伟请我到家里吃吃饭，唠唠嗑，问问我在学校吃的咋样、学习咋样。云姐也像大人一样教育我“要吃好睡好，好好学习”。我偶有头疼发热，民姐就像通神一样，必会给我拿来几样感冒药，说是“恁大姑让给你的”。
高考过后，大姑一直关心着一高的榜单，天天让云姐或者民姐去一高门口看。两个表姐安慰她：“你就放心吧，大力一定能考上。”大姑就给她俩解释：“我知道。可是，总要见到上榜才放心啊！恁小姨家就指望大力了！”
看到一高红榜上我的名字时，云姐像风一样骑车回家，上气不接下气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大姑。大姑高兴得落了泪，反复念叨：“这下恁小姨家又能出头了！这下恁小姨家又能出头了！”
然而，十多天不见我报喜，大姑就又急了。云姐就去一高领了通知书，骑着车来我家报喜。
她哪里知道，下了省道就没有了沙土路，而是泥土路，省道连接我们村的泥土路有几里地。尽管雨停了两三天，但自行车轮胎还会粘泥，走不多远就需要停下来刮刮泥。云姐就这样骑一段刮一会儿，将我平常上学要走两三个小时的二三十里地走了五六个小时，到我家时已经是后半晌了。
四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省城上班。
开始几年，生活条件很差，不能把妈妈接过来同住。每逢年节，我都会坐八九个小时的汽车回家看望我的妈妈，以及二姨、大姑，也能经常见到云姐和民姐。后来，我把妈妈接过来同住，回老家就少了。但是，每年还是要回去一两次的，顺道看望大姑和二姨，偶尔能够见到已经当妈的云姐和民姐。再后来，大姑随自己的心意在几个儿女家选着住，不经常在老家，我见她老人家也就少了，云姐和民姐也很少见。每每想到这些，我都感到愧疚，怀疑自己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现在，老家最让我牵挂的人，是我的大姐。二姐、妹妹、弟弟和我都跟家人生活在郑州，只有大姐一家在县城。尽管大姐和姐夫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儿女孝顺，生意也好，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挂念大姐。去年，大姐过六十岁生日时，我爱人给大姐挑选了一副镯子做礼物。大姐戴上镯子之后，高兴得合不拢嘴。“倒不是稀罕这副镯子，而是喜欢这个物件，看到这个物件就能想到弟弟妹妹，想到弟弟妹妹的情意。就像恁俩刚上班那年，回家过年时给恁二姐和妹妹俺仨每人一百块钱，我转脸就用这钱买了电扇，啥时候看到电扇就想到恁俩的情意。现在搬了几次家，家里也有空调了，但那个电扇到现在都留着呢，每年都擦擦包起来，放到客厅角落里，每天都能看见。”大姐说。
大姐还说：“恁俩不知道，那年大力带着我们去了海南一趟，您明坤哥用手机录了好多景致，一闲下来就打开看看，说这是哪儿那是哪儿，当时多高兴。前年大力带着我们去桂林，我们也录了好多景儿，没事儿时就翻出来看看，想想当时的样子。看着火车的商务座，想着在桂林喝过的油茶，我们都觉得开了眼界，感觉美得很。”
这两年遭遇疫情，大姐的孩子们不能到郑州看望我们，我们也嘱咐他们别客气。但是，大姐不愿意：“哪有这样的做法儿？！八月十五和过年，外甥们连舅和姨都不看了，成啥样子？今年不等春节了，趁着现在没疫情，阳历年我就带着孩儿们去看你们。”
元旦假期，果然风平浪静。大姐带着她的儿女和孙女外孙女来郑州看望我们，还住了两天。我按照习惯给大姐二姐封了红包，感恩她们的无私奉献，祝愿她们健康长寿。我还抽空陪着姐姐妹妹和姐夫逛了商场，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双运动鞋。
大姐回到家的第二天，郑州发现了感染病例。当地通过大数据知道了大姐们的行程，通知他们在家自我隔离。我觉得遗憾，就想着在视频中安慰一下大姐。大姐倒是乐呵呵的：“哈！亏了我带着孩儿们去了，要不然，今年又没法去看你们了。”
五
李老师和汤老师经常到荷花池畔散步。他几乎每次都会给我打电话，有时也视频，笑呵呵地问我：“大力，喝酒没得？在干啥子？我和汤老师在你和小吴谈恋爱的地方散步呢。”这时我就感到很幸福，感恩这一生与李老师的相遇、相识和相知。
一九九八年，因为工作机缘，我认识了李老师。通过李老师，我认识了温婉智慧的汤老师，和他们的宝贝女儿。他女儿那时还是个小孩子，活泼可爱，善口技，能够用口技召唤着川大校园的鸟儿们跟着她飞，跟着她歌唱。小姑娘也很调皮，不叫我“大力叔叔”，而叫我“菠菜叔叔”，因为“大力水手喜欢吃菠菜”。
从那儿以后，我跟李老师几乎每年都见面，一起度假，一起欢饮，一起吹牛，一起探讨一些深奥且令人入迷的问题。
李老师在川大化学系读研时破解了数学界的一个难题——碎形理论，他用碎形理论指导海岸线长度的精确丈量，推导泥石流形成的最佳坡度，解释沙漠移动的规律，并凭这些理论贡献成为国家地理学会理事。他用椭圆理论论证成渝经济圈的科学内涵，诠释社会现象中的混沌，解释醉拳的致胜逻辑。他用最小作用量原理指导企业的营销和管理，用“九度”理论分析白酒的基因和价值。虽然我不能够完全理解这些理论，但李老师的讲述启发了我的理工科思维和跨学科思维，让我受益无穷。近几年，李老师基于现实的社会身份，开展了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研究，探寻山海经传说的地理根据，解释三星堆之谜，破解金字塔的建造方法，解密西游记中通天河的位置，构造了长江学和天府学的理论框架。这些独辟蹊径的理论探索，给我指明了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路径。
李老师对我的帮助，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要颓废时，我想偷懒时，李老师总能及时发现，并及时邀我欢聚，鼓励我做点有意义的事。二零零五年之后的几年，我陷于庸俗的社会交往，没了斗志，没了方向，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吃喝玩乐中。李老师了解了全部情况后，就给我说：“为什么不做点有意义的事？比如写点东西。”跟李老师的深谈和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居然唤醒了我，激励了我，我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和《经济体制改革》等刊物上接连发表了十篇论文，在《青年作家》《四川文学》《大河报》《华西都市报》《河南日报》和《四川经济日报》上发表了三十多篇散文，后来又出版了随笔集《走在幸福中》和专著《管理的逻辑》。这些情境让我认识到了一个朴素但常常被人忽视的道理，那就是：人生最大的帮助是启迪智慧。
二十多年的真诚交往，已经让我们的家人成了一家人。李老师的爸爸，当了六十年村支部书记的李叔叔，虽然比我父亲还大，却跟我成了忘年交。虽然我们不能完整地听懂对方说的话，但从来都能理解彼此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每年春节在三亚，阿姨都会用从老家带去的土特产，做一桌子美味，让我和叔叔边品尝边聊天，还要划上几拳，喝上几杯，热闹热闹。每次通话，我和李老师都会问“汤老师咋样？”“小吴咋样？”李老师的女儿获得博士学位，我像自己的女儿成了博士一样高兴。他女儿评上副教授，我像自己晋升了职称一样感到快慰。他女儿做了妈妈，我像李老师一样享受着荣升爷爷的快乐。我女儿的成长，李老师一样牵挂和关心，我们每次聚会他都会当面教导我的女儿。
通过李老师，我又结识了几个好朋友，比如陶老师，比如银昭兄，以及韩毅兄和阳林弟。他们性情不同，专业不同，职业也不同，但都为人纯净，诚信善良，颇具文人气质。他们均出身寒门，却成了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给了寒门子弟跃过龙门的希望。在成都，在郑州，在三亚，我们欢饮嗨聊，无拘无束，能让彼此受益。陶老师赋了新诗、做了妙对、出了新书，银昭兄在《收获》上发表了《母亲的蜀道》，阳林弟在《十月》上发表了《惊蛰》，韩毅兄又做了好事，我们都及时分享，为之自豪，并欢聚庆贺，有时不醉不归。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但他们每次欢聚都会邀请我。即使我去不了，也能够在视频中分享他们的欢乐。
二零一七年，我们一家在九寨沟遭遇了地震，李老师和这几个朋友立马动员各方力量帮助我们脱险。八月八日晚上，李老师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给我沟通脱险路径，要我注意安全，保持镇定，鼓励并保护好我的爱人和孩子；陶老师要我有男子汉的担当，拿出勇气和信心，千万不能让孩子受到惊吓，然后再谋脱险之法。九日傍晚，我们一家乘坐的航班安全降落在双流机场，李老师和韩毅兄接着我们。安顿好住处之后，我们赶到太古里，跟等候在那里的汤老师、银昭兄、杨老师和江总欢聚一堂，男人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高声谈笑，女人和孩子手拉手交流，互诉关心和真情。那天，我喝了不少酒，但没醉，记得是流了泪的。
十日上午，我和爱人带着女儿们去川大散步。我们去了二教、五舍、紫竹林和荷花池，走遍了川大的主要道路，给女儿们讲我们上学时的故事，讲川大、成都和四川对我们的恩情，讲我们对川大、成都和四川的感情，分享我们那时的快乐和幸福，以及当下的快乐和幸福……
新闻推荐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张千千、吴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18日表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数字人民币试点场...
成都新闻，讲述家乡的故事。有观点、有态度，接地气的实时新闻，传播成都正能量。看家乡事，品故乡情。家的声音，天涯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