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著名作家黄济人文化求同存异 成渝取长补短
对话著名作家黄济人 
重庆，山水之城。
旧时重庆码头。
《红岩》杂志封面。图据红岩杂志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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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张杰
川渝兄弟情周克芹的感谢与“还钱”遗愿
封面新闻：在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前，您曾担任过两届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对于成渝两地文化圈或者说作家群落，您能分享一下那些记忆犹新的事情吗？
黄济人：确实，我跟很多四川作家，尤其是成都的作家，关系非常密切。在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前，因为工作，我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到成都。要提到难忘的回忆，我首先就想到了一个人——来自成都简阳的“农民作家”周克芹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他写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先在《沱江文艺》上发表。后来重庆方面的人士看到了，觉得应该在影响更大的《红岩》杂志上发表。经过周克芹和《红岩》责编的共同修改，这部作品在《红岩》杂志1979年2期上发表，从而在全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力。我想，当年《红岩》的那些老编辑给周克芹的很多帮助，周克芹生前也不会忘记吧。
1982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部作品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
1990年，我在重庆接到一个电话，说周克芹病危。我放下电话，马上就与《红岩》的一位编辑坐飞机到成都，赶去见他最后一面。下了飞机，我们连酒店就没去，直奔医院。当时周克芹是清醒的，尽管鼻子还插着管子，但还能说话。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大热的天，你赶来看我，我不敢当啊。”然后就说：“我在重庆改稿子的时候，曾经借了你司机十几块钱的菜票，请您一定帮我还一下。”他说这话时，看起来非常认真，也非常清醒。我连忙跟他说，我一定帮你还这个菜票钱。但随后没说几句，他再次陷入了昏迷状态。不想，次日凌晨，他就远行了……
像周克芹这样的成都作家，跟重庆的作家、编辑，建立了极其深厚的感情。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得了茅盾文学奖之后，不管是口头上还是书面，我都听到或看到过周克芹对《红岩》编辑部的由衷感谢。
封面新闻：重庆直辖后这些年，你来成都的次数多吗？
黄济人：工作上来往是少了。但是在私下，跟成都的关系并没有断。我个人还是经常去成都。跟成都的不少作家，都还是朋友加兄弟的关系，联络很多。
封面新闻：关于成都，最令你难忘的事情是？
黄济人：要说到最难忘的，我不能不提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当天晚上我就赶到了北川。当时的情况是，重庆市消防总队第一时间接到命令后，跟我熟识的总队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没怎么犹豫就去了。作为重庆市作协主席，一名专业作家，我觉得我应该去到第一线。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让我终身难忘的人和事情。后来，我们重庆市作协还专门组织了机关文学刊物《红岩》的作家签名义卖活动。我们把杂志拉到解放碑现场义卖，当时很多作家参与，王蒙还特意从北京赶了过来。买的人很多，一共卖了一万本，每本10元。我记得重庆的一些“棒棒”，还你2块他3块，凑够10元钱，放到箱子里，取走一本《红岩》。这一幕让我非常感动。重庆的老百姓，对四川是深深怀有兄弟情的。
成渝文化观大家要互相包容，取长补短
封面新闻：仔细梳理不难发现，成渝两地的人才都是互相流通的，对此，您有怎样的感受？
黄济人：是的。重庆与四川的分开，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但川渝文学是分不开的。比如马识途先生虽然长期居住在成都，但他是重庆忠县人。我当四川省作协副主席的时候，他是主席，我们共事比较多，关系很好。重庆直辖后，在市作协首届换届会上，“马识途先生专门来到重庆参会并表达祝贺。他说了一段话，我记忆深刻，‘行政区划可以把天空分开，把土地划割，把流水截断，但是文学不会因为行政区划而分开。’我认为这句话道出了四川和重庆两地作家不可分离的本质。我们靠那同一种文化生活，用同一种方言写作。这些话，我们很多重庆作家一直铭记在心，难以忘怀。”
马老到重庆来，一般会让他大女儿跟我提前联系，约着大家在一起吃顿饭，聊聊天。我记得有一次，他到重庆来，写了一封要加入重庆市作协的申请书，交给我。我说，按照我的权限我可以马上批，但我觉得我还不够资格批。经过妥善商量，马老担任了重庆市作协的名誉主席，直到现在。
封面新闻：成都和重庆，是同一个文化根脉上生长的两朵花。作为重庆江津人，在四川插过队，读过大学，就你的感受而言，这两座城市是怎样的关系？
黄济人：重庆和成都这两个地方的说话风格、饮食习惯，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虽然重庆趋于奔放，成都人偏于婉约，但却是一根藤上长的两个瓜。我认为，两地最好的状态应该是求同存异。重庆是以移民为根基建立的城市，成都作为山川包围的平原，都有很高的汇聚包容品格，大家要善于互相包容，取长补短。
文学再出发润物无声式体现在人与人之间
封面新闻：作为一名长期居住在重庆的学者，您能帮我们厘清重庆真正深厚的魅力所在吗？
黄济人：提到重庆，很多人都会说，出美女啊。这跟雾多带来女孩子皮肤好、爬坡上坎带来体形匀称有关。除了这些，我们还应该看到，任何一个有深厚内涵的城市，往往还与它的历史有关。比如成都的三国文化，武侯祠，杜甫草堂，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城市魅力来源。对于重庆来说，抗战则是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当时重庆作为陪都，从全国各地来了很多文化精英，这也客观上成为重庆文化积累的一部分。
封面新闻：未来，两地在文化上，或者说在文学创作方面，应该有怎样的交流或合作？
黄济人：近几十年来，重庆的发展，可以说是在我的视野之中。尤其是它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我都有幸近距离见证或直接参与。第一个节点就是，我作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所参与的关于三峡工程议案的表决。第二个节点就是，重庆成为直辖市。除了人大代表这个身份，作为作家的我，也密切关注三峡百万移民。我曾经去往移民所涉及的10个省份走访，写出《命运的迁徙》，获得了2007年“五个一工程”奖。至于跟成都或者四川文学的合作，我认为，文学的交流跟经济的合作不一样。文学交流不像经济领域的合作，不一定要有剪彩仪式，不一定体现在机构与机构之间，而主要是润物细无声式地体现在人与人之间。这种交流，很可能是看不见的，但却是坚韧而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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