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达州人的“下海”经商往事（中）
1991年冬，达县粮食局华夏大酒店歌舞厅开业，我在花园舞厅乐队强劝下集体跳槽任歌舞厅经理。由于我的经营理念与粮食局发生冲突，很不习惯传统经营管理模式，没有独立的经营权，三个月后，我离开华夏歌舞厅去翠屏公司娱乐世界任总经理兼演艺总监。
翠屏公司董事长况余烈不计较我跳槽事宜，将娱乐世界的经营、管理、人事等交我统筹统管。歌舞厅聘上官志川（县文工团导演）任经理，由向小东组建天狼乐队，歌手：先后有张善琼、袁洪彬、蒲红卫、田均（学院派）、高涛（学院派）等，乐队歌手都有好几年舞厅演出经历，演奏演唱技艺日臻完善，各种流派纷呈，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男歌手袁洪彬卷发披肩，清瘦的身姿配上一副金丝眼镜，以极其夸张的动作，将舞蹈与演唱结合得惟妙惟肖，具有大腕风范。袁洪彬演唱时，跳舞者多会停下舞步看他表演，为其鼓掌喝彩。舞会晚上10：00后是轻音乐演唱，高涛演唱邓丽君歌曲使观众产生了向往。有的观众问我，是否假唱，放的邓丽君歌碟。那个时候，整个达州城没有假唱。达城流行着：跳舞——去娱乐世界，听歌——去娱乐世界。多数顾客来到娱乐世界，为的欣赏乐队演奏，歌手演唱，跳舞已在其次了。要一瓶啤酒，或一杯清茶，在歌舞厅泡上两个小时，是最惬意的事。很多顾客都是为了自己的偶像歌手而来，愿意为其点歌、献花。1992年初，第九届达城之春音乐会在娱乐世界歌舞厅举办，各舞厅歌手及音乐爱好者参加比赛，天狼乐队承担伴奏。天狼乐队主要队员多次参加大奖赛演奏，临场经验丰富，将比赛演绎得十分完美。天时地利人和，前三名歌手均由娱乐世界产生。第一名张善琼、二名袁洪彬、三名蒲红卫。演唱比赛竞争激烈，张显军（现达州市艺术剧院）与田均演唱得分相同，进行复赛，比分仍然相同，第三轮演唱，张显军与田均的比分还是相同。最后，张显军与田均同列第四。这个场景，至今为达州音乐人津津乐道。不久，16岁的刀郎弟子王瀚仪回到家乡来到娱乐世界任键盘手。后王瀚仪为音乐漂泊海南、北海、哈尔滨、重庆、新疆等地，其创作的歌曲为央视中秋、国庆、七一晚会及电影选用，获安徽省第二届五个一工程奖，《爱是你我》歌曲刀郎作曲、王瀚仪编曲，刀郎、云朵、王瀚仪三人演唱的版本红遍全国。
娱乐世界底楼音乐酒吧：白天经营音乐餐厅，晚上经营酒吧。经营宴席时将歌舞演唱节目用于伴奏，值得一提的是，音乐餐厅首开达城举行婚礼仪式先河。我手持话筒川话节目主持：大登科金榜题名，小登科洞房花烛······雅间开设专人值台服务，传统川菜与新派川菜结合。引进：海鲜鲁式粤式烹饪、北京烤鸭、太安鱼、酒精小火锅、简阳羊肉汤锅等。酒吧经理聘县文工团冯明光（绰号冯二两）任职。刀郎偕同前妻文丽于内江再次来到达城，刀郎弹奏钢琴，文丽、张善琼、田园演唱。歌手在掌声与鲜花的捧场中频频点头示谢，商人在这里点唱，送花束、送花篮，相互比赛，看谁送得多，成为达城一种奇特消费景象。歌手演唱在这里已然商业化，“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刀郎去了海南后，地区文工团沈敏接替钢琴伴奏，酒吧消费者为歌手点唱送花风光依然。
1992年初，改革开放步伐加快。随着民营企业的地位提高，下海浪潮第二波掀起。大批官员及知识分子投身商海。第二波下海人比起第一波，无论在学历、经验、职位上，都高出不少。当然，因为有前车之鉴，下海者更为谨慎，很多人选择“停薪留职”，留有退路。人们不再回避“钱”字，见面道一句“恭喜发财”成了口头禅。
1988年，海南建省办大特区的消息传来，各种各样的人等骤然涌向这片充满希望与未知的热土。1992年初，“十万人才下海南”，炒作房地产是最大的热门。受此影响，我与刀郎合谋去海南，由刀郎文丽夫妻携带16岁弟子王瀚仪，另有李华强（华夏歌舞厅萨克斯手兼乐队队长）先行去海南探路。
行军作战，粮草先行。海南创业，资金开路。去海南之前，有银行朋友拜托我，帮忙寻找需要资金贷款人。我即告诉将去海南，需要资金，可否贷款。他回答说，只要有项目，可以贷款，以500万元为限。有如此承诺，在刀郎去海南一个月后，我雄心勃勃来到海南。
三月初，达城人还穿着棉衣或毛线衣，海口却是短衣盛夏。白天椰树下行人稀少，傍晚，凉风习习，人群不知从啥地方突地冒出来，举着纸牌，写着自己特长及求职项目，站立在大街人行道，或天桥上，眼露希求的目光。海口，原本人口不到23万、总面积不足30平方公里的海滨小城，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首府，那时，到海南淘金者，各地域人都有。
刀郎、李华强、王瀚仪已分别驻扎海口歌舞厅演奏，每场演出个人报酬200元至300元不等，那时达城每场演出才50元至60元。文丽受聘海口四川火锅店经理，正需要我帮忙筹备经营。我任火锅店特别顾问，做开业前理顺工作。不少达城人在海口，有的是以劳动服务公司名义，用本单位资金下海运作淘金，因资金有限，只能小打小闹，或守株待兔，交际应酬饭局难免。1993年6月，海南热潮因房地产泡沫而降温，他们离开海南时，手上资金所剩无几，甚而负债累累。火锅店成为他们当时联谊聚集之处，相互交流，惺惺相惜。
这家火锅店是宁波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投资开办的，那时整个海南已成为房地产开发大市场，房地产及其连锁业餐饮娱乐业骤然升温。大量资金投入到房地产，高峰时期，这座总人数不过655.8万的海岛上竟然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这些公司不都是为了建房，大部分人都是在炒房，玩“击鼓传花”的游戏，一些房子甚至还停留在设计图纸阶段，就已经被卖了好几道手。一时间，海南汇聚了央企和民营资本众多开发商，各路人马形形色色，大部分钱都来自国有银行。
我自认为自己的经商思维不只是餐饮娱乐业，有人说我是综合性人才，具有各种商业应变能力，但在海南房地产神话中不知所以，无所适从。不少商家靠的是国家资金，或银行贷款，一掷千金，毫不犹豫。我自惭形秽，小巫见大巫。来海南之前，有人劝我，500万元贷款，银行利息，每月好多，你计算了没有，如何还得起。也有人劝我，只要敢借银行的钱，就不去想如何还钱，账多不愁，虱多不痒，这种想法，借我十个胆，我也不敢。我真羡慕那些动不动就向银行贷款上千万的人，他们的勇敢与魄力，也许才是那时生意人的王道。
我去了三亚，拜访电大同学李平，他挂靠央企，已是三亚首屈一指房产大亨。三亚位于海南岛最南端，被称为“天涯海角”“东方夏威夷”，拥有全岛最美丽的海滨风光。1984年三亚镇成为三亚市（县级），1987年国务院批准三亚市升格为地级市。李平1989年去三亚。当时三亚就是一个大乡镇，没有公共汽车，计程的士，去三亚旅游观光风景，只有小型面包车承租。李平首先开发市内公共汽车，用赊销方法购买10余辆中巴车，虽利润微弱，却是借鸡下蛋，更重要的是，在三亚树立起良好公众形象。他在三亚最早买到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或土地炒卖，成为最早的“击鼓传花”者，赚得盆满钵满。李平十几层办公大楼标语醒目：广交天下英雄好汉，发财致富找李平！他春风得意，执意要留下我，说：老班长，我们公司要作旅游项目开发，正是你英雄用武之地，你可以先行作项目策划部经理。李平每喝酒时都要吟诵“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个月后，李平租赁一幢大楼，要改造为宾馆，设餐饮娱乐客房，交我负责筹备经营开业，装修事宜采用资本运作方式。半年装修，我学会了“空手道”，八方赊欠，但均由李平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宾馆于元旦前开业。李平很是满意，嘉奖我一万元。
1992年8月，在海南“淘金”的潘石屹炒房炒地挣到了自己人生第一个100万。他偶然意外发现海口市人均住房面积已达50多平方米，而同期北京人均住房面积才7平方米。潘石屹意识到“海南的房地产要出事了”。包括冯仑、易小迪、王功权在内的6位合伙人马上决定分家，撤回北京发展。1993年6月，宏观调控政策突然转向，银根全面紧缩，令人亢奋的海南楼市瞬间跌入谷底。最后的遗产是600多栋“烂尾楼”及大量资金被套、楼盘烂尾、市场崩盘。开发商不是每一个都有潘石屹那样的好运气，忽似大厦纷纷倒闭，不少银行不良贷款率一度高达60%以上。辉煌三亚的李平也难逃厄运，收拾残局撤回成都，继续资本运作，还作公司上市拼博，几年下来，因不良贷款身陷牢狱。成也资本，败也资本。资本运作，有的人认为，就是用别人的钱，赚自己的钱。我的另一个电大同学肖键，在三亚创建启明星房地产开发公司，最终折戟沉沙，回成都后，一蹶不振，郁郁不得志，撒手人寰。
寄人篱下，终非长策。三亚宾馆开业一个月后，各方面走顺，1993年春节过后，我向李平辞职去了深圳。华厦大酒店在深圳开办一家大型川菜大酒楼，要我去商谈合作事宜，但双方达不成协议。我滞留深圳到处考察。深圳1980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由小渔村发展成为繁华的大都市，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有明显变化。这次令我惊奇的是解放路光华楼西华宫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营业，主要售卖汉堡包，以及薯条、炸鸡、汽水、冰品、沙拉、水果等快餐食品。那时，深圳新兴白领以在麦当劳聚会为荣，解决的不是肚子问题，而是精神问题，在这里谈恋爱、见朋友、开会甚至谈生意，快餐时间被无限拉长，不被干涉。我欣赏麦当劳装修风格及经营理念，在我以后经营的餐饮娱乐业中，我都借鉴麦当劳。一个多月后，没有找到适合自己投资经营项目，携带启动资金汇票20万，转而奔赴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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