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地契约 客家人的葬俗文化
同治6年（1867）五月十四日，李忠桂卖阴地契约。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供图。
道光13年（1833）十一月十二日，邱科朝向苏邦贤借阴地安葬父亲的契约。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供图
嘉庆16年（1811）十二月十七日，刘福贵与儿子、侄子向苏定伦借阴地的契约。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供图
刘福贵与儿子、侄子向苏定伦借阴地的契约中，特别强调“刘姓未备银钱水礼情事”。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的58件阴地契约中，除与苏氏家族有关的外，其余契约透露出了诸多信息。
阴地契约中，主要有三种情况，其中一种是已出卖土地附属的阴地起迁后，弃塚地迹出卖。第二种情况是，土地本身是耕地，但被卖作阴地。
同治6年（1867）五月十四日，李忠桂在卖阴地契约中写道：
“情因无钱度用，愿将熟地一段卖与李登发、登高、登寿弟兄三人名下承买阴地一段以葬父母。坟侧边右边阴地一协（穴），还（横）五弓（一弓为五尺）、顺四弓为准。止（只）许进葬，不许修造。比日凭证议明，阴地价钱二千二百文整。其坟地内茨草任归买主砍伐，坟内止（只）许栽柏树二根。此系二家心甘意愿，并无货物兑除。恐口无凭，立字为据。”
熟地，俗称耕地。在农业社会，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出售耕地的。李忠桂之所以把耕地卖给李家兄弟作为阴地，的确是到了“无钱度用”的地步了。不过，这件阴地契约比较有意思的是，契约中规定，李家兄弟只许进葬，不许修造坟墓，坟地内的茨草归买主李家砍伐，坟地内只许最多栽两株柏树，多一株都不行。
壹
缺钱用 出售自家阴地
阴地契约的第三种情况是，土地本身是阴地，卖主因为经济困难等原因，情愿将自家阴地出卖，买主的目的是安葬死去的亲属。
同治8年（1869）十月初十日，万时钦在卖阴地契约中写道：
“今因少钱凑用，愿将祖遗己名下界内垣墙外阴地一穴，坐落华阳县东门外三甲，地名大口井……（阴地）直五弓、横四弓五尺，并无混乱。比日踩清界址，欲相出售。先尽族邻，无人承买。自请中人万方庚等说合，仍复眼同踩明界限，面议定时值钱十六千文正，出卖与张洪发名下为业。当即钱契两交清楚，并无少欠。自卖之后，任随买主铲修培补垒包，择吉安葬，不得异言。至于界内草木，概归买主砍割。界内亦无私坟古墓。倘有界址不清，一力有卖主承当，不管（关）买主相干。此系二家甘愿，并无勉强逼勒、债货准折等弊，亦无包买包卖等情。一卖千秋，永无赎取。”
这种情况的阴地契约，如果涉及到客家人特有的二次葬习俗（后面再详细讲述），又该怎样规定呢？
1931年12月20日，萧洪兴在卖阴地契约中写道：“父子谪议”后，愿将先年分受业内，坐落在简阳县义七甲头支，地名石泉府侧近的一穴“踩出”的阴地，卖给积善堂，以安葬先骸，价格为140银元。
“踩出”二字，表明这个阴地是此前经风水先生看过后的适合安葬的宝地。积善堂，是某个姓氏的堂号，此处没有注明是哪个姓氏。
这件契约中还特别规定了一个情况：在这块阴地的下方，还有一塚坟，“日后起金，吉，原金复葬；不吉，弃地仍归买主管业。”“金”，即死者的骸骨，也与客家人的二次葬习俗有关。意思是说，这一塚坟如果起金后葬到他处，成了弃塚，其所有权属于买方。
贰
借阴地 给一份水礼钱
借阴地与买卖阴地的性质不同，因为阴地在借出去后，产权仍归被借方所有，所以，在礼数上处置起来就比较灵活。
按照客家人的习俗，借阴地是要向被借方提供一份水礼钱（相当于现在的红包）的，水礼钱的多少，根据情况而定。但被借方是否必须收水礼钱，是没有规定的。
苏氏家族在借出阴地的所有契约中，都没有写明收了水礼钱。但这并不意味着别人就不收，这主要还是看被借方的处世态度。
买卖阴地，实质与买卖土地差不多，在产权上会有“一卖千秋，永无赎取”的说明。但借阴地只是“借”，不涉及产权问题，只涉及如何使用的问题。
苏氏家族尽管大行仁义之举，但在免费借出阴地的契约中，还是对阴地的使用作出了诸多规定，目的是防止产权今后受到侵害。
在世风日下的环境中，人心不可测，如果没有规定好，今天你的慈善仁义之举，今后或许就会招来大麻烦，甚至惹来官司。不要以为地
主就占强势，佃农就是弱势群体。农夫与蛇的故事，不止西方有，东方同样也有。
叁
安葬后 只有祭扫的权利
嘉庆16年（1811）十二月十七日，刘福贵在向苏定伦借阴地的契约中特别说明：“此借葬之后，只许祭扫，刘姓不得藉坟扦（迁）葬侵占。倘日后起迁休塚，原迹仍将归还苏姓管业，刘姓不得异言生端。”
道光13年（1833）十一月十二日，邱科朝在向苏邦贤借阴地安葬父亲的契约中说：“凭众言明，屡年只许邱姓祭扫，不许藉坟添葬，侵占培补。（坟地）草木俱归苏姓护割。日后起扦（迁），不得复葬，地迹交回苏姓管业，邱姓不得异言，兹事生端。”
苏氏家族其他借阴地契约的内容，与以上两件大同小异。
从上述两件借阴地契约可以看出，借出去的阴地如何使用，规定是很明确的。借方安葬亲人后，只有祭扫的权利。
如果看到坟地垮塌了，想要培修一下，行不？不行！
如果安葬的是父亲，母亲后来去世，子女想把母亲与父亲安葬在一起，行不？不行！
当时农村对草木比较看重，一来可以做柴火，二来可以喂牲口，安葬亲人的坟地上草木繁茂，可以去采割不？不行。
今后起迁坟内骸骨，可以再次安葬进去不？不行。
坟内骸骨起迁走后，空置的坟地还能继续留着不？不行。
对以上都“不行”的答案感觉很憋屈，能说几句抗议的话不？不行。
既然抗议的话都不让说，那可以找地主打一架不？更不行。
借的就是借的，不是买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你借朋友的轿车使用，难道朋友会同意你把车子拿去改装或喷漆换个颜色？
人家能在你火烧眉毛的时候免费借阴地安葬亲人，并且所有借阴地契约中都没有规定到底借多少年，已经算是非常仁义的了。
水礼钱
给多少有不同的规定
送讨阴地契约，根据阴地赠予与接受主体的不同，分别有送地和讨地两种。
送讨阴地与买卖和借阴地的性质也不同，按客家人习俗，也是要送水礼钱的。
从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下来的阴地契约中可以看出，送讨阴地契约中，有的是收了水礼钱的，有的则没有收。
收了水礼钱的，除含糊地说“备有挂红水礼”没有注明具体金额外，少则800文，多则4000文、银元36元等。
1932年6月21日，谢叶氏与儿子谢光辉、谢光清在送阴地契约中写道，甘愿把坐落在华阳县三甲千弓堰侧近荒山的一处阴地，送给“彭清和名下，以葬亲骸”，收受彭清和花红水礼大银元36元，“当即银约两交清楚。”
契约中规定：“自送以后，任随讨主（彭清和）择期安葬，送主（谢家）界内取土作包，前不得架造抵塞，后不得骑龙截脉。其地吉，启筋（金骸）复葬，升上升下，迁左迁右，不吉另迁，任随讨主送卖他人，送主不得异言。界内柴薪茨草，概归讨主砍割。倘若界内借坟滋事生端，一力有（由）送主承当，不与讨主相干。此系二家甘愿，并无逼勒等情。一送千秋，永无赎取。恐口无凭，立送约一纸，交与讨主子孙永远存执为据。”
从契约中的规定来看，这件送阴地契约，其实与卖阴地契约基本上没差别了。谢家收了彭清和36元水礼钱后，连产权都一并送给了彭清和，彭清和实质上取得了阴地的永远产权。
既然如此，为什么彭清和不以买阴地的方式与谢家签订契约呢？原因可能在于，在当时买阴地的价格远远不止36元，所以才不得不以送讨的方式签订契约。
另一件送阴地契约显示，送主尽管收了水礼钱，但对阴地的处置和使用，却与上述契约不一样。
道光27年（1847）三月十四日，毛焕然父子在送阴地契约中写道，情愿把业内地处戴家沟迁走金骸的一处阴地，送给吴其龙、吴其秀兄弟，以安葬他们祖父的金骸，毛家收受了吴家800文水礼钱。
为此，契约中规定：“自葬之后，任从吴姓有起有复，界外任从担泥取土，培补修整龙脉填茔，毛姓不得异言。坟内柴草归于主家（毛家）收割。倘若（吴家）不葬，不得复卖送人，地迹归送主（毛家）管业。自送之后，永无赎取。恐口无凭，立送约为据。”
比起上述谢家送彭清和的阴地契约规定，这件契约中，毛家给吴家的权利是有限的，柴草要归毛家所有，如果吴家不安葬亲人后，不能转卖给他人，还得还给毛家。
不过，这件契约最后一句“自送之后，永无赎取”，却与上述规定有冲突。奇怪的是，这份契约居然在7个见证人的见证下签订了。
对于没有收受水礼钱的阴地，契约中又是另一番规定。
1945年三月初二日，王有富在把龙守寺屋宅后的荒坡阴地送给曾万品、曾万长兄弟的契约中规定：“自葬之后，有起（迁）有复（葬），不得添棺侵葬，柴梓（薪）茨草，送主（王有富）砍伐。此系二家甘愿，并无勒逼等情，立送讨二约，各执一张，永远为据。”
看得出来，这样的送阴地，其实与借阴地的性质差不多了。
很苛刻
连安葬多少年都有限制
送、讨阴地契约，是根据立契约人的不同角度而写的。讨阴地，也涉及水礼钱。
光绪3年（1877）十二月十二日，唐礼恬兄弟等在讨阴地契约中说：“因父母无地安葬，今凭证讨得陈德树名下分受仰天窝踩得阴地一处，上穿下六弓，左穿右五弓。比日言明，唐姓自备水礼钱四千文整。”
契约中还规定：“其培补坟垣，在陈姓界内取土，（陈姓）不得阻滞，每年茨草归陈姓砍伐。日后启看，地吉复葬，不吉迁移，任归陈姓管业，唐姓不得异言生端。恐口无凭，立讨约为据。”
1942年十一月初三日，佘万水在讨阴地契约中写道：
“情因父亲去世，无地安葬，凭证说合，于是讨得李树山名下阴地一穴。比日凭证言明，自备水礼一份，当面交接。”
契约中规定：“自讨之后，任随（佘家）择吉安葬。自葬之后，李姓于坟前后左右，不得腰龙截脉，挖坑掘氹，牛羊践踏。（佘家）培垒坟墓，起土挑泥，（李家）不得阻挡。佘姓不得添棺进葬，异日启视，吉则复葬，如地不吉，起迁之后，废地仍归送主。坟墓前后柴薪茨草，概归送主砍割。讨主只得拜扫祭献，不得藉坟滋事。恐口无凭，立送讨约合同各执一张，子孙永远存据。”
从上述两件收受了水礼钱的讨阴地契约可以看出，其与我们在上一期讲到的收受了水礼钱的送阴地契约的内容规定，是差不多的。
那么，在讨阴地契约中，没有涉及水礼钱，又是怎样规定的呢？
乾隆56年（1791）九月十八日，谢应德、谢应弘兄弟叔侄等人，在讨阴地契约中说：“今凭邻证，讨到于刘讳元兴兄弟二人名下界内所讨得一棺之地，安葬谢母尸骸一人。”
契约中特别规定：“比日凭邻众议定，限谢姓安葬七八载矣。若起葬之日，永不得复葬，亦不得培补坟地，只许祭扫坟墓。日后起葬，原塚交回刘姓管业，谢姓不得异言生端滋事。恐口无凭，立讨阴地文约为据。”
咸丰8年（1858）冬月初七日，官永才、官永发兄弟等在讨阴地契约中写道：“为父亡故，无处安葬，今来讨到谢清平、谢清耀弟兄业内阴地一棺。”
大家规定：“比日凭证三面言明，有（坟）包无（余）地，有启（葬）无复（葬）。自葬之后，只得寄葬三年为限。不得倚坟侵占，日后启迁，其地迹仍归主家开挖耕种。倘若不启，一力有（由）官升国（中间说合人）承当。柴薪茨草，主家砍伐，牛羊（不得）践踏，不得滋事生端。恐后无凭，故立讨纸一张，交与谢姓收执为据。”
从这两件没有涉及水礼钱的讨阴地契约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规定的苛刻性，尤其是对安葬的年限都有规定，如谢家向刘元兴兄弟讨来的阴地，限制了只能安葬七八年，官家向谢家讨的阴地只准寄葬3年时间，这是在买卖、借阴地契约中没有的。
不过，在其他讨阴地契约中，却没有年限的限制。由此看来，这还是与阴地产权方的为人处世有很大关系。
再联系到苏氏家族无偿并无年限借出那么多阴地的举动，可以发现，旧时的“仁义”二字，对富裕阶层来说，还是一种比较稀缺的精神和气质。
封面新闻记者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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