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进城 客家望族征服城市的雄心
晚清成都老皇城城门。
晚清时期客家女人的典型装束。
晚清成都街景。
客家人一向有征服城市的雄心，进城，是许多家庭和家族的奋斗目标。一些大家族从农村进入城市，并在城市扎下根来，还在城里修建了祠堂。成都龙泉驿区十陵镇人谢惠祥主编的谢氏宝树堂成都《谢氏族谱》（第四版）中，记载了谢氏家族入川始祖谢子越“移窄就宽”的迁徙故事。
康熙57年（1718），谢子越带着儿子谢上珍夫妇、侄子谢佛嗣夫妇，从广东翁源县银梅村夏田湾（今广东连平县陂头镇银梅村），一路辗转艰辛来到简州（今简阳市），被官府安置在石桥镇西乡坝一带落业。
谢子越用随身携带的钱财买了5亩水田、5亩旱地，搭建了3间临时茅草屋，终于有了一个简陋的落足之地。经过大家起早摸黑的10年辛苦打拼，3间茅草屋变成了5间泥墙茅草房，土地也扩大为水田65亩、坡地近30亩。雍正6年（1728），经过深思熟虑后，谢子越决定搬家到成都华阳县。
谢佛嗣不愿搬家，谢子越把房屋、土地等折价卖给谢佛嗣。谢子越先少量买下西河镇的土地，再买下成都府华阳县青龙嘴老窑沟大坟包（今成都市成华区华林一路与华林二路交汇处）葛天奎的120亩田土，一处住宅，带着谢上珍一家搬迁到这里居住，开始了在新家的创业生活。谢子越的5个儿子后来形成谢氏家族的五大房，后裔分布在成都府华阳县和成都县，其中不少人住在成都城区，发展为成都东郊的一大望族。
壹
土地太多 劳动力不足成负担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下来的土地契约中，有一类契约的卖地原因比较特殊：到四川较早的移民插占的土地太多，但家里人口不足，耕种不了，于是将土地卖给新来的移民。
清朝初期实行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为鼓励外省人迁入四川，给出了许多优惠政策，如凡是愿意入川的，可以随便插占无主土地，而且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将永远属于插占者。对携家带口入川的，允许一家人都落籍在当地。更为重要的是，清政府在赋税政策上还对移民实行额外的优惠。对移民插占的土地，5年内不征收任何赋税。对移民到四川后新生的子女人口，永远不征加赋税。这样的措施，对那些生活在四川以外、土地贫瘠、家庭人口众多、赋税较重的农民来说，的确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那些早期从外省迁徙入川的移民，尽最大可能地插占了大量无主土地。几百上千亩都不算什么，有的甚至插占了数万亩，连绵数里。
乾隆27年（1762）十一月二十四日，刘明奇父子在把产业卖给刘元兴的土地契约中写道：“今因人力不敷，父子商议，将自己名下田地一庄，坐落华阳县赖家店三甲七支，原载条粮六钱四分五厘……四址分明，并无紊乱。塘堰三口，茅屋四向，碾子一座，林园基址、山岭草地、檐阶、浮沉砖石一并在内，情愿尽皆施行出卖……凭中议定时值九七价银四百两整。”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档案编研负责人胡开全说，清朝时，一两条粮大约要对应40亩的上田。刘明奇父子出售的田地面积，虽然在契约中没有说明，但根据这个标准来推算，接近26亩。
在川南一带，自从1980年代土地包产到户后，人均一亩水田、一亩旱土的地方，算是条件比较好的。
刘明奇一家出售的这26亩田地，虽然在旧时一个劳动力纯手工可以耕种8亩地，借助牛等工具可以耕种20亩地，但要想抓农时，平均下来，也还是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来耕种的。
从刘明奇出售的产业中还包括3口堰塘、“四向”茅屋、一座碾子来看，这在成都东山一带，当时算是一个比较中型的林盘小院落了。
刘明奇将这份产业出售，原因是“人力不敷”，说明他拥有的产业不止这一份，自家至少还有一份赖以生活的院落、田产。
由此可见，刘明奇的家境在当时算是比较殷实的。但因为家中劳动力不足，多余的田地住宅反而成为负担。与其如此，不如卖掉。
贰
土地契约 出现了罕见的“全月”
土地契约格式在清朝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卖地原因是契约格式内容的组成部分，按例是每一份契约中都要讲明的。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下来的土地契约中，绝大部分都说明了卖地原因，但也有个别契约没有说明原因，这是怎么回事呢？
光绪23年（1897）全月初一日，罗六盛在把产业卖给江文相的土地契约中写道：
“（罗六盛）叔侄兄弟商议，愿将去岁所买史姓名下，坐落华邑，地名隆兴桥侧近水田一股，计丈三十亩零，草房屋一院，门扇窗格，楼挑枋，堦埃磉石全俱；猪圈一口，槽底粪坑俱全；私堰一口，私河堰二道，俱系买主私行灌溉使水，所有河堰，他人并无水分；荒山一段，熟地数块；古井一口，尽行扫卖，原载条粮银四钱……时值田价纹银九百八十两正。”
在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的所有土地契约中，就这一份中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全月”，这是什么意思？
龙泉驿区档案局（馆）档案编研负责人胡开全解释说，经过比对刘德忠家族的档案，“全月”应该是农历十二月，也就是腊月，意思是一年中月的总结和全部。
中国农历从一月到十二月，每个月都有很多不同的称呼，其间包含着民间风俗和文化。如一月，最常见的称呼是正月，这里的“正”读音不是zhèng，而是zhēng。除正月外，一月又被叫做柳月、端月、初月、嘉月、新月、开岁、陬月等。
全月的称呼，在史料中很罕见，但在旧时客家人的民间是有这样的叫法的。顾名思义，“全”是满的意思，意即全年最满的一个月，那就是十二月了。也只有十二月，才能担当全月这个称呼。
叁
出售产业 其实是一种投资买卖
以上是对契约中出现的一个民俗文化的题外话，我们接着讲这份契约的事情。
在卖地原因中，这份契约并没有像众多契约中说的缺钱用之类的，而是没有说出卖地原因。没有说，并不代表就没有原因，我们可以从契约中“去岁所买史姓名下”的这句话看出一些端倪。
胡开全说，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地表明，罗六盛此次出售产业，其实是一种投资买卖。
我们此前曾经说过，土地契约中，按例要把产业的来源说清楚，为的是让买主放心。一般的来源，不外乎是“分受己名下”，就是在分家时分到自己头上的产业，具有全产权，所以处置起来不受其他因素制约。
罗六盛要卖产业，当然也得说清楚产业的来源，是头一年从史姓人手里买来的。
既然如此，罗六盛为什么不说明出售产业的原因？因为在熟人社会里，他的家境应该比较殷实，不缺钱用，这一点大家都清楚，所以他不敢撒谎说是缺钱用；但是，作为投资买卖，他也不便在契约中说出来。
所以，最好的选择是，干脆就不说卖产业的原因，买的人也明白，大家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就是了。
从产业规模来看，罗六盛的这份产业算是比较大的，品质也很好。这表明，罗六盛的经济实力雄厚，而且富有商业头脑，在当时的农村至少属于中等偏上的家境。
同时，他也应该是一个很会处世的人，处理好了租佃这份产业的佃户的问题，不会因为产权交易而导致土地在使用上出现问题。
胡开全说，这份契约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份契约也显示出，在清末时，商品经济在农村土地买卖中是比较自由和活跃的。
罗六盛头年买下他人的产业，隔了一年就卖出，这样的交易频率和方式，就是很好的案例。
失去顶梁柱
孤儿寡母卖产业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下来的土地契约中，有一类卖地原因的契约数量较多，这些契约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贫穷的孤儿寡母卖产业。
我们先来看五件土地契约。
嘉庆12年（1807）冬月十六日，陈胡氏与陈宗福、陈宗禄、陈宗祯、陈宗祥4个儿子在将产业卖给苏定贵的契约中写道：
“因家中少银凑用，母子商议，情愿将先年祖置分受己名下田地一处，坐落华阳县三甲五十二支，册名陈允盛，实载条粮银九钱六分正，地名青龙埂”，以及草房屋一座、一座碾房、三口堰塘、一口古井等，全部卖给苏定贵，总价为足色纹银1250两。
道光12年（1832）十月二十二日，朱曾氏与朱荣华、朱荣茂、朱荣龙3个儿子，“因家下少银应用，母子叔侄合同商议”，把“先年祖父所置田地分受己名下”的一处水田旱地60多亩，大小堰塘3口，草房屋大小二院，二屋楼门二座，碾子一座，全套房屋基址，前后左右生熟余地以及“一切成功之物”，全部卖给戴明虹，总价为九九呈色纹银1590两。
道光14年（1834）八月初十日，刘冯氏与刘音咸、刘音商、刘音同等5个儿子，“因家中少钱使用，母子商议”，把“先年祖人存留尝田”中的13亩，以及其他田土6.5亩，从共有产业中剥离出来，还有“先年添修房屋并自另修房屋一院”，全部转卖给刘氏家族蒸尝会的刘高澍。
同治13年（1874）四月初八日，李薛氏与李槐章、李炳章、李梤章3个儿子，“因少银凑用，母子商议”，把“祖遗业分授己名下”的田地一处、堰塘两口、草房、碾房一座等产业全部出售给邻居李应松，总价为九九色纹银820两。
1913年十月初八日，萧陈氏与儿子萧福泽，“母子商议，少银应用，再三妥议，情因乏银需用”，把“先年祖父所置己名下熟土一处，大小四块，约计四亩”，卖给卢三兴，总价为银元94元。
就这5件契约来说，失去丈夫的寡妇，要养育众多儿女，如陈胡氏有4个儿子，朱曾氏有3个儿子，刘冯氏就有5个儿子，李薛氏有3个儿子，最少的是萧陈氏，有一个儿子。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所有的土地契约中，在契约中留名的后辈都是男丁，没有女儿。虽然在客家人里，年老女子的地位较高，但年轻女子的地位还是较低，资历也浅，在家中有长辈的情况下，是没有资格参与家庭事务的。
所以，别以为萧陈氏只有一个儿子，就认为她的后代少，说不定还有好几个女儿和未成年的儿子呢。至于刘冯氏，仅儿子就有5个，女儿呢？不清楚，也不排除没有女儿，但这种可能性在旧时的农村是很小很小的。
在农村，一个寡妇要养育众多儿女，其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在贫困与债务的压迫下，唯有出售产业，才可能暂时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但也有可能造成家庭为此破产，彻底陷入贫穷中。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一个家庭里，丈夫对家庭的作用是多么的巨大，正如现在职场中的中年男人一般。一旦失去家庭的顶梁柱，一个家庭为此垮塌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但是，如果一个家庭中能出现一个有效主持家业的能干女性，往往会被当做祖婆崇拜。这在成都东山客家人中有很多例子。
封面新闻记者黄勇特别鸣谢：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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