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现代诗学观念的表达和传递——绵阳当代诗歌创作论之白鹤林
□冯源（绵阳）
在绵阳当代诗歌创作的群体阵营中，白鹤林是70后诗人的代表之一，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便以十分鲜明的现代诗写作及其对于现代主义诗学观念的艺术表达而为人们渐渐地知晓。对70年代出生的诗人而言，虽然他们欠缺了人生经历的复杂性和历史经验的丰富性，但对于当下的现实存在和社会发展，他们却并不缺乏高度的灵敏感觉和认知深度。白鹤林正是这样一种具有灵敏感觉和认知深度的诗人，他出版的诗集《四个短途旅行》和《车行途中》，以及他发表的众多诗歌，皆是在证明他的这种感觉和认知。
白鹤林的诗歌创作，同50后60后诗人的写作具有明显的不同，就在于它表现出一种非常浓郁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诗歌风格和诗学意味。作为在中国当代诗歌创作领域里的一种较为流行的艺术方法，现代主义诗歌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运用较强的主观表现法来故意改变客观事物的原始存在本象，使诗歌的审美对象成为一种完全驯服于诗人主观意念的存在物；诗歌创作主体的思想具有非常明显的感知化意向特征，在艺术感知的引领下，诗人有意识有目的地打破物理时空固有的顺序，使之成为某种意向化的心理时空或文化时空的显现；诗人享有绝对的自由想象的权力，并在这种想象力的驱使下，彻底摆脱形式逻辑的管束。在诗歌艺术的形式方面，则讲究对诗行格式的艺术排列，追求诗歌意象的象征化、隐喻性和立体感，诗歌语言也无限地趋近与口语化、散文化，从而具有高度生活化、大幅的跳跃和暗示性意义的特点。从诗歌艺术发展的角度看，现代主义诗歌的这些特点无疑具有较高程度的创新意义，但从诗歌的接受美学维度来审视，它又给人们的诗歌欣赏和艺术接受增大了难度。白鹤林在自己的诗歌艺术创作中，之所以一直坚持不懈地追索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风范，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标新立异和独树一帜，旨在于探索诗歌创作的崭新路径和内生性的力量，借以突破当代诗歌创作固化的陈旧范式，凸显新的美学价值。
《四个短途旅行》既为一首组诗的标题，同时又是一本诗集的书名，诗人之所以要这样刻意地为之，定然是有其某种特殊寓意指向的。这首组诗以著名当代诗人陈东东的诗句“我旅行的目的则更为古老”作为引子，用极具散文化的语体形式分别叙写了《眉山：1993》《简阳：1994》《汉旺：1995》《德阳：石头日记》中“我”的现实生存状态，以及飘落在那个时代的一些碎片化的思想意绪和内心感知。1993年的那个眉山的隆冬，是诗人“早年记忆中最冷的冬天”，天气虽然异常的寒冷，却无法阻挡少年时代的“我”对于故土、亲人的反叛，因为“我”的虚幻之美的追求遭到了无情的反对和压制，独自出走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或者说是诗人的一种叛逆利器。在1994年简阳的秋天里，“我”已变身为一个小小年纪的打工仔，在这座生活节奏舒缓的小城里，最吸引着“我”这个少年目光的，不是居民区、菜市场、石拱桥，也不是两位老棋迷、卖田螺的女孩、盲眼的吹箫者，而是那个略显孤独寂寞的邮亭；在1995年的汉旺的那间名为技术科的办公室里，中年的副科长、刚结婚的助工、38岁的单身工程师在谈论去年的事，“我”站在窗前目睹着两只从夏天的山坳峡谷中飞来的蝴蝶。在这首组诗里，诗人通过对大量生活流、具象流、心理流、情绪流、意识流的诗意描述，力图表达生命个体对于时代与社会、生活与存在的思想感知，但又非传统诗歌那种对于深刻而重大的思想意蕴的揭示，而是体现出对某些寻常人生意义的传递，或许在诗人看来，寻常意义的本身就是重大意义。这样一种诗歌写作，是否是对传统诗歌审美功能意义的一种刻意淡化？
与《四个短途旅行》相似，《车行途中》是一本诗集的书名，同时又是一首诗的标题。如果说《四个短途旅行》是诗人表达物理时空之于人的生命存在的历史影响，那么《车行途中》则是诗人表现心理时空或文化时空里之于人的生命内在的现实影响。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同交通工具构成生活上的交集，并被它的装载和行驶而处在一种时限的动态的行走之中，一些通常生活意义的生命体验和情感认知便由是而生。对于感觉灵敏和认知独特的诗人而言，车行途中的体验和认知则与普通的人们殊有不同：不宜向窗外观望、不宜兀自走神、不宜雕琢字句、不宜写作赠诗。诗人为何要连用四个“不宜”来告诫自己也告诉人们？是窗外鳞次栉比的城市风景对人的撩拨，是车子不停地弯来拐去颠荡了人的心绪，是手中不断响动的手机扰攘了人的静处，是车行的终点就在前方而令人无暇细想，还是诗人身处的现实职场根本就不是他的生命理想和心灵愿景？是又并非全是。在诗人的感知意向里，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前行始终没有停歇，人的存在和生活其实就好像是一种“车行途中”，置身于变动中的人便难免不产生如此这般林林总总的“不宜”。既然如此，人就必须要承受来自身体性的物理时空变动，才能清除现实存在中那些形而下的东西对生命的裹挟，才能荡涤那些子虚乌有的形而上的东西对灵魂的制肘，最终寻找到自己的内心和魂灵的“可宜”与“适宜”的所在。一个被现实和虚无捆住了内心、魂灵的人，怎么可能找到生命的诗意栖居的真正所在。同样是对现代主义诗歌风格和诗学观念的一种表达和传递，但较之于《四个短途旅行》，《车行途中》无论是在思想内容和精神意蕴的深刻揭示，还是对于审美意义和美学价值的有力凸显，都十分明显地要高出一筹。诗人的这种变化无疑是可喜的。
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无疑是任何文学体裁内部的重要装载，缺一不可，但过度的形式主义的雕琢和执迷，会抽空诗歌的思想和精神，这同一具空皮囊没有区别。对于那些充满智慧和远见的诗人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诗歌创作中取得卓越的成功，就在于对诗歌内容与诗艺形式予以了有效而恰当的处置。作为在诗歌创作途中的白鹤林，理当具有参照的意义。（作者系绵阳师范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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