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阳117年木匾 讲述双孝子的故事
官府颁给牟氏双孝子的“纯孝性生”牌匾。
钟金亮讲述牟氏双孝子的故事。
官府颁发的旌表恩照。
牟氏兄弟收到的照票。
牟永贵就在这块大石头边割肝的。
1927年版《简阳县志》记载了牟氏双孝子的事迹。
简阳市平窝乡郑家楼村4社居民牟成建家门上，有一块长约1.5米、宽1米的木匾，上书“纯孝性生”4个镀金大字。从匾上落款“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可以得知，“光绪二十六年”为1900年，此匾已有117年历史。
“纯孝性生”，意思是说，纯朴的孝心是天性使然，这是对孝行的嘉奖之辞。能够担当这个荣誉的人，必然是天性纯朴者。没错，这块木匾嘉奖的，的确是孝子，而且不是一个人，是两兄弟：牟永富和牟永贵。牟永富和牟永贵的孝行，集中在救父上，一个割臂，一个割肝。割臂、割肝救亲的故事，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可谓比比皆是。在人们看来，那都是传说中的故事，似信非信。
这块木匾，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事情：割臂、割肝救亲的确存在，而且就发生在118年前。木匾是证据之一，割臂、割肝者的后人也是见证者。
那么，这块木匾背后有着怎样的孝行故事？2017年9月2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前往简阳市平窝乡郑家楼村4社，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一块有117年历史的木匾
今年70岁的钟金亮，是割肝救父者牟永贵的外孙，自幼生活在牟永贵身边，对外公割肝救父的事迹很清楚。
在钟金亮的带领下，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了简阳市平窝乡郑家楼村4社牟成建家。
牟成建家是一座四合院，围墙高立，院子不大，一进门，就看到挂在堂屋门前的那块黑色鎏金大匾。
该匾长约1.5米、宽1米，为木制。钟金亮说，该匾木质上乘，很沉。
与我们常见的木匾制式不同，该匾大书的“纯孝性生”4字不像一般的匾那样横着从右到左书写，而是居于木匾的右半边，分为左右两行，“纯孝”竖着一行，“性生”一行。
左半边有8行竖写的小字，介绍颁匾的缘由：“藉民牟启荣，髦年膺疾，寝困床褥，奄奄垂绝，药祷无功。其二子永富、永贵，痛亲情切，焚香祝天，相继割股、割肝，和药以进。卒得感通冥漠，立起沉疴。其一念肫诚，讵非出自性生者欤？爰表楬橥，用敦兴劝。”
一共77个字，标点符号为记者所断，便于阅读。
这77个字里有诸多生僻词语，用得非常古雅，难以理解，在此先稍微解释一下。
“藉”通“籍”，“藉民”即户口在册的乡民之意。
“髦（mào）年”一词出自《礼记·曲礼上》：“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后世又有“七十曰耄”的说法，即70-90岁年龄的古称，形容年老。
牟启荣当时应该不会有70岁以上，这里只是形容岁数较大而已。
“冥漠”在这里是指阴间，或者说是民间俗称的掌管生死的阎王、阎王殿。
“肫（zhūn）诚”，是诚挚的意思。
“楬橥（jié zhū）”，现在多用为“揭橥”，是标志的意思，这里可以理解为典型。
木匾的左右两边，分别写着颁发该匾的官员和日期。
右边写着：“加同知衔赏戴花翎升加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记大功十四次马”。
左边落款日期为：“光绪二十六年五月谷旦”。
木匾右边一行字最后一字的“马”，是指时任简州知州、陕西渭南人马承基。
古代官员，一生中会受到各种奖励和朝廷的赏赐，在给人写正式文章时，会把受到的、引以为傲的荣耀写出来，以展示自我的地位和身份。
在目前所见的各种老家谱、墓志铭等中，我们会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
如明朝大臣、广安人王德完的墓志铭，由曾任内阁首辅的名臣叶向高撰写，叶向高的落款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赐进士出身，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知经筵、日讲、制诰、太子告存问，奉诏特起实录，玉牒总裁官，年弟福唐叶向高撰。”
在这块木匾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一个少年脑里产生的念头
因为家离外公牟永贵家很近，所以钟金亮小时候经常跑到外公家玩。
“我从小在外公身边长大，可以说，我是比较了解外公的。”站在木匾下，钟金亮说。
在钟金亮的印象中，外公是一个话不多的人，看起来与一般的老人没什么两样，只是有时他会听到乡邻说外公是一个大孝子，曾经割肝救父。
他就去问外公，外公只是淡淡地说，都过去的事了，有啥好说的？
外公去世了，钟金亮长大后，才开始把外公生前告诉他的点滴往事，与乡邻口中述说的外公事迹串联起来，大致梳理出了外公的孝行故事。
光绪25年（1899），简阳一带割麦的时节，牟永贵的父亲牟启荣已卧病在床3年，病情越来越严重，眼看就快不治了。
关于这个时间节点，钟金亮也记忆模糊，简阳当地有关文字资料记载为1900年，这是值得商榷的。
民国16年（1927）由四川官印局代印的《简阳县志》第五册，对牟永富、牟永贵双孝子有记载：
“牟永富、牟永贵兄弟也，简北潴窝沱人。父启荣髦年膺疾，寝困床褥，奄奄垂绝，医药无效。永富兄弟痛亲情切，乃焚香祝天，相继割股、割肝，和药以进，父病寻愈。乡里禀报州牧马承基，以‘纯孝性生\’四字旌之，并奖给正八品顶戴。时光绪庚子五月一日事。”
光绪庚子即光绪26年（1900），这里的时间记录非常明确，是指朝廷旌表牟氏兄弟的时间，而非牟氏兄弟救父的时间。
简阳靠近成都，成都一带割麦时间大约在公历5月中旬、农历四月，而旌表牟氏兄弟为农历五月，如果是1900年的话，一个月时间就核实并受到朝廷旌表，可能吗？
古代通信技术并非现代如此发达，即使是现在，某地出现先进事迹，从地方层层上报到中央，最终中央下文批复进行表彰，也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多的时间，何况处于清朝末期的当时？
所以，牟氏兄弟孝行的发生时间，不会是1900年，而是更为此前的时间。按常理推论，1899年是比较合理的时间节点。
话说牟启荣有10个子女，7个儿子3个女儿，最大的儿子20岁，最小的才几岁。
那时受传统“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农村类似这样的家庭比比皆是。
牟启荣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只有几亩薄地，在劳作之余，牟启荣经常外出打短工，挣点辛苦钱补贴家用。
牟启荣这病，是劳累过度所致，也有家里穷而营养不良的因素。
因为没钱，家里只能找乡间的赤脚医生抓点草药医治，哪里还有钱去买点肉来吃呢？
眼看着父亲就快不行了，这让牟永富和牟永贵特别难受。
牟永富是牟启荣的四儿子，生于光绪11年（1885），时年14岁；牟永贵是老五，生于光绪12年（1886），时年13岁。
这个年龄，换成现在，正在读初中。但牟家穷，哪里读得起书，只得在家帮着做农活。
虽然没读过书，但牟永贵听过不少传统的忠孝故事。比如，有个老人就曾经说过割肝救父母的故事。
那个老人还说，如果父母的病无法医治了，儿女用身上的肉或肝做药引子，父母喝下药后就会好起来。
牟永贵当时听得迷迷糊糊的，没怎么在意。现在父亲眼看就不行了，那个老人说过的话，在他脑子里清晰了起来。
既然古人能行，自己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
一次惊心动魄的割肝举动
13岁少年的脑里，自从钻入割肝救父这个念头后，就再也平静不下来了。
无论如何都要救父亲，父亲在，家才在，家才完整。
牟永贵见过猪肝，那么大一块，人的肝想来也不会小到哪去，割下一块，应该没什么问题。
他还记得，那个老人说，割肝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瞒的时间越长，父母活的时间就越久。
牟永贵像着了魔一样，开始寻思着怎样割肝救父。
孝，让一个13岁的孩子心无别念，这也是那块木匾上为什么书写“纯孝性生”的原因。这4个字用来旌表牟氏兄弟，真的是非常贴切。
坚定割肝的信念后，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割肝？怎么瞒住家人？
天天要和家人在一起生活，还要干农活，还要让大家察觉不到，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割肝需要工具，而且是锋利的刀具；割肝后要出血，怎么止血？
对于工具，他觉得不是问题，他可以去找村里的剃头匠借剃头刀。
止血呢？他就搞不懂了，这必须要请教医生才行。
父亲的药吃完了，他去平窝场上给父亲抓药。
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问医生：“我割草的时候经常割伤手，血流得凶，有啥简单的办法止血呢？”
医生说：“给你一个偏方：用铁线草舂烂成泥，与香灰和在一起，敷到伤口上，很快就能止血。”
钟金亮解释说，铁线草是四川农村一种常见的植物，因其茎细长且颜色似铁丝而得名，一般长在路边和地里，人迹罕至的小路是其生长的乐土。
牟永贵很不放心地又问：“万一止不到血呢？”
医生觉得这个娃娃问得好奇怪，但还是很有耐心地说：“就赶紧用干净的帕子包扎伤口哈。”
回到家，牟永贵找机会把铁线草和香灰准备好，又把平常用来擦汗的长帕子洗干净。
这天早上，牟永贵带上所有准备好的物品，悄悄来到屋后半山腰名叫大石包的荒山坡，那里是一片柏树林，遮天蔽日，人迹罕至。
叫作大石包的那块大石头至今仍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钟金亮于2016年3月在大石头旁立了一块小石碑，上面说明这是牟永贵割肝的地方。
牟永贵知道肝的位置，他用剃头刀在右腹部划开一条口子……
钟金亮回忆，他曾见过外公腹部上的那道伤口，是斜着的，有好几厘米长。
割下一块肝后，牟永贵忍着剧痛，敷上香灰草药，用针线缝好伤口，用长帕子把伤口紧紧包扎好，穿上衣服，休息了一会儿，慢慢下山回家。
到了家后，他把割下来的肝放进药罐，生火熬药，叫家人看住，借口太疲倦，到床上睡觉去了。
到吃中午饭时，家人叫他，他说身体不舒服，不想吃饭。家人也没往深处去想。
牟永贵的举动瞒了3天就“露馅”了。
一个官府树立的孝行典型
家里的农活是要继续干的，牟永贵咬着牙下地干活。
但他身体实在太虚弱了，又疼得厉害，走起路来很缓慢，干起活来也没力气。
三哥牟永龙以为他生病了，叫他一起去晒场收麦子。
牟永贵弯腰去端装满麦子的撮箕，一使力，扯动伤口，疼得控制不住身体，倒了下去，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伤口。
牟永龙连忙去扶他，发现牟永贵脸色苍白，大汗淋漓，以为他肚子疼，把他的手拿开，发现手上全是血。
牟永龙大为吃惊，掀开牟永贵的衣服，看到扎在腰间的帕子被血染红了。
在牟永龙的追问下，牟永贵才很不情愿地说出了真相。
牟永龙背起牟永贵就往家里跑。牟启荣得知后，既感动又心疼儿子，不禁痛哭起来。
牟启荣哭了一阵，忽然想起，前几天吃饭时，吃到一块很绵的肉，当时说是四儿子牟永富在外面买的。
牟启荣把牟永富叫过来，问起那块肉的事情。牟永富在父亲的逼问下，承认了自己割臂的事实。
牟氏兄弟割臂、割肝救父的事情，很快传遍了村里，大家既震惊又感动。
通过层层上报，简州知州马承基立即叫人把牟氏兄弟带到州衙。经过查验，情况属实。
马承基叫人给牟氏兄弟治伤，并将此事上报省府。省府派人到简州核实后，又上报朝廷。
光绪帝颁给牟氏兄弟《旌表恩照》书，对两人的孝行进行嘉奖，并赐给兄弟俩鹌鹑服各一套，赏银30两，绸缎一匹，乡里可建牌坊等。
鹌鹑服是清朝的官服之一，因饰有鹌鹑图案而得名，是八品官衔官员穿戴的服装。这意味着，牟氏兄弟因孝行被纳入了官员行列。
四川省府和简州各赐牟氏兄弟牌匾一个，牟成建家门口挂着的那块匾，就是简州官府所赐。
钟金亮说，其中一块挂在牟家老屋，一块挂在牟氏宗祠，现在只有这一块保留了下来。
而鹌鹑服，在时代的变迁中被毁掉，《旌表恩照》书如今保存在牟永贵的大孙子牟开洪处。
钟金亮特别纠正说，木匾和《简阳县志》中记载牟氏兄弟为割股、割肝，实际上是割臂、割肝。
股，是大腿的意思，后泛指身上所有的肉，割臂可以说成是割股，所以木匾和《简阳县志》都记载为割股。
但是，在常人的理解中，割股一般认为是割大腿肉，与割臂还是有着很大差别的。为方便准确理解，还是说割臂为好。
牟氏兄弟割臂、割肝救父后，说也奇怪，牟启荣的病竟慢慢好了起来，3年后才去世。
牟永富终身未娶，牟永龙的儿子牟联孝过继给他为嗣，牟成建是牟联孝的孙子。牟永富在1960年去世，享年75岁。
牟永贵在1961年去世，也活了75岁。牟永贵有7个子女，三女儿牟发珍，就是钟金亮的母亲。
一次冒着生命危险的孝行
自古以来，割肝、割股救亲的故事，在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发生。
台湾学者李敖写过一篇《中国女人割股考》，从各类作品和州府的地方志中摘取了女性割股救亲的事例，总计620个。
1927年版的《简阳县志》中，就收录了数条历朝历代当地割肝、割股救亲的故事，牟氏兄弟的孝行只是其中一条。
同样在简阳，继牟氏兄弟的孝行后，1942年，还发生了一起孙子割股救祖母的事情。
1942年初冬，简阳县芦葭乡三保十甲（今简阳市芦葭镇建安村傅家河），10岁男孩傅昭辉看到73岁的祖母卧病在床，心里非常难受。
家里贫穷，这天到集市上买了二两肉，准备第二天炖给老人家吃，补补身体。
就在这天晚上，傅昭辉把家里的一把刀磨得很锋利。
半夜，他趁家人熟睡时，悄悄起床，在院坝内供上酒品，点起香蜡纸钱，向天、地、神灵跪拜作揖一番，然后用尖刀割向自己的左大腿。
第二天，祖母吃了肉后，觉得有一块肉咬不动，后来才知道那是孙子从大腿上割下来的肉。
追问之下，傅昭辉说，听人说，要是家里老人吃了后人的肉，病就会好，所以他为救祖母，就割下了大腿上的一块肉。
后来，祖母竟又多活了3年多，直到76岁才去世。傅昭辉在2008年3月去世。
傅昭辉的孝行故事，刊载在简阳文明网。
割肝这类手术，在现在都算是较大的外科手术，风险很大，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古代因割肝救亲而死去的例子也很多。
南宋时，今江苏南京市溧水区有个叫伊小乙的人，母亲生病，他割肝救母，最后因失血过多而死去。
为什么牟永贵割肝却活了下来呢？
对此，成都养生学专家传鹏博士认为，割肝救亲在医学上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那只是古代的一种愚孝行为。
牟永贵割肝能够活下来，传鹏分析有两种可能：
一是牟永贵割肝割得很少，因为是做药引子，不可能割得太多，就那么一小块，出血量可能不大。
二是牟永贵割的不是肝，而是一块肉。
牟永贵毕竟还是孩子，当他划开腹部时，鲜血涌出，手忙脚乱之际，摸到身体里的肉就误以为是肝。
后来官府进行检查，也不可能扯开伤口对肝进行查验，只是看到有伤口，恰好也在肝的位置，就认为属实了。
孝，在中国古代被推崇到很高的位置，“忠孝节义”中，孝排在了第二位。
在科举考试出现之前，官府选拔人才，就有“举孝廉”的方式，孝排在第一位。
在民间，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愚孝行为比比皆是，如割股疗亲、杀子奉母、随父同死等。
东汉人郭巨埋儿奉母，竟然入选了大家熟悉的《二十四孝》，实在愚孝至极。
牟氏兄弟割臂、割肝救父，尽管有着愚孝的成分，但“纯孝性生”牌匾是对他们行为的最好诠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勇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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