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底下的母校
黄春红(都江堰市)
我的母校——麻溪小学，是一所普通的乡村小学。虽然她早已经淹没在碧波荡漾的紫坪铺水底，但这许多年来，她总在我梦里百转千回。
母校兴办于上世纪50年代初，是由一座破旧的庙宇改装而成。那座庙，叫东岳庙，听说以前香火十分旺盛，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地没有学校，大队部决定，把学校设在庙里头 。
1974年，我一年级入学时，所看到的学堂，校园破旧，教室十分简陋。我们读一年级的，几乎都是自带板凳去上学。学校外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操场。每逢雨天，操场上便是一凼一凼的泥巴水，溜滑无比。里面的教室是曾经供菩萨的厢房隔成，我们的教室是木格的窗户，一到冬天，方老师便用报纸糊上，用于挡住岷江上刮来的冷风。每到下雪天，万恶的冷风呼啦啦一阵阵猛吹，“噗”，窗户上的报纸就落地上。呼啸的雪风像刀子似的在我们的脸上、手上乱割。耳朵、手、脚，都生起了冻疮，我的脚后跟裂开整整一个冬天，直到来年春暖花开时，才会愈合。
五年级在我们教室的右边，连着一条宽宽的过道。过道的前方上两级台阶便是一个长方形的三合土台子，每当学校有活动时，丘校长便登台讲话。长方形讲台后边，是一个小院，三排土坯屋，一排两间，分别是厨房、老师宿舍和三、四年级的教室。那会儿的教师，除去校长丘群芳和教我们的班主任方老师外，其余的全是从村里读过初中的人中选拔的。
1977年，学校搬迁至麻溪河边上。新修的学校三排青砖瓦房，成撮箕形。这个舒适的新学校，可有我们全校师生的功劳。旧学校拆除下来的瓦片、砖头，都是全校师生用小背篼嘞哼嘞哼背过来的。当然，也有我的一分劳动。
新学校就在我家坎底下，有内外两个操场，外操场平平整整，春天里，有些细碎野花和青草探出头来。操场的一边紧靠麻溪河。麻溪河在春秋冬季节，实际上就是一条小溪。溪水很美，每个清晨，她映着灿烂的朝霞，像浮动的彩色缎带，从教室外面飘过。
学校正门对着的是一座长方形花台，里面有3株笔挺树干的泡桐树，还有各色鲜花竞相开放。花台两边是一连三间的教室，每间教室靠外面的墙壁上方都有几个用瓦片做的梅花洞，看上去可漂亮了。教室门前，挂着一片汽车的黄板钢，窗台上横放着一根铁棒，上课时，老师操起铁棒有节奏地敲击，当——当——当的声音悠远而绵长。
厨房里，有一口水泥大缸、一个灶头、一个很小的碗柜。灶台上有一大一小两口锅。大锅是给高山上的学生蒸午饭的，小锅是老师们煮面煮饭炒菜的锅。厨房外面是一块菜地，老师们亲自种菜，萝卜熟了吃萝卜，四季豆成熟吃四季豆。
上世纪80年代末，学校调来几个师范学校毕业的青年教师，有胡作均、冯万鸿、张斌、焦丽君等老师，胡老师长得白净帅气，冯老师圆脸可爱，张老师戴眼镜文质彬彬。学校没有电视，没有广播，唯一的娱乐只有一架从中心完小拿回来的破旧脚踏风琴。这可是稀奇玩意儿，由于那会我辍学在家放牛，每个傍晚，我都心慌意乱，为的就是想去听焦老师弹风琴。焦老师是个善良的女孩，五官精致，身材苗条，脸上总是笑容堆积，看着就很亲。她不仅弹风琴给我听，还手把手教我从哆口来咪开始练起。
胡老师每个周一背着吉他到学校来。我更是痴迷他的吉他音乐。每当我去电站挑水都绕一大段路去学校听他弹吉他，有一次，老远就听见胡老师正自弹自唱《大阪城的姑娘》，我急切地抓住绑在扁担上的绳索飞奔去听，却被路上的一块石头绊了一下，“扑通”一个饿狗抢食，水倒一地不说，木桶裂成几瓣，回家扎扎实实挨了母亲的一顿打。
如今，母校已不在，这些老师们到哪里去了呢？想起就很怅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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