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初 忧虑被视为一种流行的“当季”情绪
1908年，乔治·林肯·沃尔顿坚称，忧虑是“时代的疾病”。他并不是指忧虑是那个时代最受瞩目的“疾病”，具有独特的文化能见度，甚至是奇特的流行性，他的意思是忧虑是这个时代产生的“疾病”。这个观点显然隐隐预示了“生物文化”。沃尔顿是哈佛医学院兼马萨诸塞州医院的神经学家，但他的观点不过是重复了一项更加宏大的研究的标题，该研究将这个大胆的断言作为对现代生活的主要诊断。早年研究遗传学的学者凯莱布·威廉姆斯·萨利比（Caleb Williams Saleeby，1878—1940）医学著述颇丰，其中那本被直白命名为《忧虑：时代的疾病》（Worry：the Disease of the Age）的作品提到，他发现对于理解当下，忧虑可谓是令人震惊甚至尴尬的线索。该研究于1907年发表，因清晰地抓住了时代精神的某些特征而多次再版。萨利比认为，当今时代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时代）”，却被忧虑者破坏了。
《忧虑：时代的疾病》
现代英美都市生活的旋涡是罪魁祸首。人们需求过多，时间太少，期望过高。他们所置身的城市，过于拥挤，节奏太快，它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生活中充满令你焦躁的时刻。时间具有了新的价值：时间就是金钱。仅仅为了准时上班，也须协调火车、汽车和电车的时间，依循现代生活新的时刻表。工作日被需求和嘀嗒作响的时钟塞满了。竞争力成了定义新的城市生活的词语，虽然它令人精疲力竭。萨德勒认为““美国气质”或高压生活”可以作为忧虑的另一种说法。萨利比认为忧虑不仅是忙碌、高压的国家所特有的问题，更是用脑过度的发达国家的问题。他还大言不惭地说，西班牙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就没有忧虑问题，因为他们太闲散，也不费神思考，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演进的路上走得更远，一直凭智慧谋生，所以难怪他们会忧虑。暂且撇开这些冒犯性的言论不谈，现代城市是忧虑滋生的地方，这种观点似乎非常合理，无可辩驳。高压是强力，但也可能致命：新机制产生的力量可以使产能加倍、效率提高，但也是这种力量在人的头脑中积压，引发中风和瘫痪。忧虑不仅与高压有关，也与低压、能量耗尽和萎靡不振有关。忧虑使生命枯竭。伴着忧虑，生命在模糊的焦虑中流逝，这种焦虑并不带来成果，只带来破坏。英国诗人奥登（W.H.Auden，1907—1973）在短诗《某晚当我出去散步》（“As I walked out one evening”）中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设想了忧虑如何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并对此感到十分厌烦。当生命在不满和琐碎的麻烦中，在无法使人保持热情和渴望的、令人筋疲力尽的事务中虚度时，忧虑定义了我们是谁，或者很可能会成为什么。奥登写道：“苦于头痛和焦虑/生命似乎渐趋黯淡。”这个诗句令我同时产生了两个想法。其一是：“啊，是的，多真切啊，奥登对日常生活的看法是多么透彻。”同时，我也在想：“不！我一定不能让生活变成这样，我一定要不枉此生！”奥登的话对我有一种吸引力，让我先是相信，而后抗拒那种想法，即我可以沉浸在忧虑中，卸去自己这一生奋发努力、获取成功的责任。头痛毕竟是逃避各种事务的常用借口。伴随着这迷迷糊糊的“茫然”，他的诗句以一个观念逗乐了我：忧虑可能是一种类似于假期的东西。
不幸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忧虑就已经在西方站稳了脚跟。焦虑地等待敲门声、电报，军官或牧师的来访等事件，将忧虑带到了家里，而且频繁得可怕。信息的匮乏、前线状况的不明朗、通讯的风险、危险和破坏——这一切让忧虑疯狂滋长，更不用说那些亲身战斗的士兵了，他们的忧虑可想而知。也难怪一战中风靡一时的行军进行曲《把烦恼打包》（“Pack up Your Troubles”，1915）会有如下令人难忘的唱段：
把烦恼打包，一股脑装进旧行囊里，
然后笑一笑，笑一笑，笑一笑吧，
当你有火柴来把烟点起，
笑吧，兄弟，就得这个范儿啊。
忧虑有啥用？
从来不值得，所以啊
把烦恼打包，一股脑装进旧行囊里，
然后笑一笑，笑一笑，笑一笑吧。
显然，这里的说法跟马登相似，坚信对生活乐观积极的态度能战胜毫无根据的忧虑。而只有在这里，在战场上，忧虑几乎都不是毫无根据的。只有在这里，忧虑没有什么用，令人忧虑的事情却多得惊人。
当我们远离战壕，忧虑是不是就变得有点诱人？或许20世纪初那些关于忧虑是当代城市生活、“高压生活”、现代化的特殊产物的说法，隐含着一种淡淡的魅力。1913年，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伦敦皇宫剧院上演了一部名为《我应该忧虑》（I Should Worry）的喜剧。很明显，它在试探这种新的境况是否具有真正的流行性，是否能吸引观众消费。《时代周刊》的评论员在看完该剧的第二天早上说：“凡事自有其时令，而昨晚观剧中的种种迹象表明，《我应该忧虑》的时令已然到来。”这是就伦敦的品位来说。但近乎滑稽的是，该评论将忧虑的可见性描述为一种流行，一种“当季”的情绪。
战争带来的忧虑并不具有上述魅力。但20世纪早期的忧虑史，部分就是关于忧虑在以快乐、流行和现代感为目的的艺术作品中的呈现。忧虑“简史”的最后一部分内容——日常忧虑在日常语言中的出现——讲的是忧虑如何更彻底地渗入了文学语言，用以在虚构作品中探究复杂的人类意识。在19世纪末的现实主义小说中，已出现对忧虑的书写；而到了20世纪初，特别是在现代主义作家的笔下，内在的忧虑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示。尤其是通过内心独白，忧虑书写展现了引人入胜的私人心绪。除了现身于自助书和战争经验，以及字典里的定义和所谓疗法，忧虑还悄悄探入创造力的高端领域。
就文字艺术——如诗歌、戏剧、小说——而言，如何用文字充分地诠释忧虑始终是一个难题。忧虑很难有趣，可能一直索然无味，它从来都和单调无聊为伴。忧虑很少通过视觉形式呈现，就我所知，20世纪初的电影院并非忧虑的天然归宿。一般而言，忧虑并不戏剧化，只是令人厌倦的单调循环。在忧虑中，未必有发人深省的启示和发现（anagnorisis）的时刻，也没有戏剧性的变化、揭示或救赎场景。萨德勒说：“忧虑很少能在顺其自然中自愈。”而且，若任其发展，忧虑一般只会不断返回自身。“（忧虑）很快会在大脑和神经系统中打磨出一个明显的沟槽，周而复始地恶性循环，以便让自己永存。”他进一步说道：“忧虑会缓慢但确实地增加强度，进而对身心的康宁造成与日俱增的破坏力，这一点几乎毫无例外。”顺着恶性循环模式发展的忧虑，会破坏平静，使精彩的情节无从发生，对于创作想象性作品的作家来说，它并不算一个能增强作品可读性的主题。然而，哪怕最古怪的话题也可以在合适的环境下创造出有趣的故事。在20世纪初，这个可能很无聊的话题却备受现代主义作家青睐——真是怪事。原因说来看似矛盾：对他们来说，一些最有趣的人物形象的忧虑，恰恰能表露其敏感甚至备受困扰的人性。
忧虑当然是文学表现的主题和问题。毋庸置疑，在20世纪早期，哪怕作者并非现代主义作家，其笔下的人物也都饱受忧虑之苦。拉尔夫·肯特·巴克兰（Ralph Kent Buckland）的短篇小说《忧虑》（Worry，1914），描绘了一幅心怀忧虑的美国女人的肖像。这是对这种新近被贴上标签的精神痛苦的大胆探索。巴克兰笔下的主人公为家具的状况而焦虑：
西姆金斯夫人……心无旁骛地坐着，专注地沉思。她深深地投入到某种精神体操中——这套体操早已深入美国人的心中，名字叫作“忧虑”。随着椅子向后摆动， 她停了下来，冒险保持这个姿势，整个身体的重心落在摇椅的后端，那双宽大的脚则搁在坐垫上以保持身体的平衡。她在均衡的前后摇摆中暂停一刻，仿佛为了更好地消化吸收脑中模糊不清、一知半解的东西。
客厅下方的前地下室（尽管房子很小，地窖还是被隔成了一个个房间）中，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样试图打断摇椅的稳定摆动从而破坏其正常运作，是有风险的。在前地下室里，有一把约翰曾经最喜欢的摇椅，是在他们刚搬进不久做家务的时候不小心弄坏的，其中一个长长的弧形摇杆在靠近框架的地方断裂了。毫无疑问，这把椅子还要在这地窖中躺上一阵，待其被修复到原来又美又实用的样子。但这个家庭一直被某些金钱上的烦恼困扰着，顾不上将修补破损家具纳入计划。
西姆金斯夫人对于“某些金钱上的烦恼”——这是个不错的说法——的焦虑，萦绕在那堆破损家具周围，而那把摇椅的前后摆动，仿佛就象征着此刻她的心灵在烦恼中摇摆——虽有能量却无进展，虽有努力却无进步。
《达洛维夫人》
在大西洋两岸，忧虑这一主题在那时的小说中大放异彩，尽管彼时忧虑还不常作为整个故事的文学主题。英国现代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直对“精神健康”这一话题非常感兴趣。二战爆发两年后，她自己因精神崩溃在乌兹河自沉。她的小说中到处都是深受困扰的主人公，尤其是《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1925）中可怜的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他饱受一战的创伤，最终也选择了自杀。但除此之外，也有状况没那么严重的人物——忧虑者。伍尔夫小说中有一些内在生活焦躁不安的人物，她运用“内心独白”的叙事方式，让读者产生了直接进入人物内心的错觉。《到灯塔去》（To the Light- house，1927）是现代主义小说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它带读者深入忧虑——人类心灵中最扰人的同伴。书中的人物拉姆齐先生的精神世界绝不轻松。他的原型一半出自伍尔夫声名显赫的父亲史蒂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1832—1904）。史蒂芬爵士曾写过一部阴郁的《陵墓书》（Mausoleum Book），该书就是有关严重精神痛苦的文学作品。拉姆齐先生是作家、父亲、丈夫、自恋的人、学者——以及忧虑者。他就像吉辛笔下的主人公那样，特别为自己的作品忧虑。这无疑就是忧虑：一连串纠缠不清的问题久久不散，在伍尔夫的行文中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这位忧虑的作家有一位富有耐心和同情心的，宽宏大量的妻子，也就是拉姆齐夫人。她回想了丈夫的内心状态。据她观察——
他总是为自己的著作忧虑——它们会有读者吗？它们是优秀的作品吗？为什么不能把它们写得更好些？人们对我的评价又如何？她可不喜欢想到他如此忧心忡忡；她不知大家是否猜到，在吃晚饭时，他们谈到作家的名声和作品的不朽，为什么他突然变得如此激动不安；她可拿不准，孩子们是否都在嘲笑他的那种态度。她把袜子猛然拉直，在她的唇边和额际，那些像用钢刀雕镂出来的优美线条显露了出来，她像一棵树一般静止了，那棵树刚才还在风中颤动、摇曳，现在风小了，树叶一片一片地静止下来。
在这里，有认可，有同情，也有恼火。忧虑其实也给周围的人带来危险，以上这段话已经部分地承认了一个事实：拉姆齐先生不仅自己陷入了困扰，也困扰到了妻子。事实上，他的忧虑不仅仅令妻子困扰，更是构成了家庭破裂的中心，让妻子不得不努力地修补这些伤害。纵观整部小说，拉姆齐先生既可怜又任性，既痛苦又虚荣。但此时此刻，伍尔夫的关注点在于一个女人意识到丈夫的敏感，意识到他总在为自己担忧。一个忧虑者，无论多么狼狈，总值得些许同情。
如果说弗吉尼亚·伍尔夫描绘了忧虑，那么爱尔兰现代主义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则令读者在阅读时就像一个忧虑者。乔伊斯提倡一种忧虑的阅读，也就是邀请读者在阅读时因词义而忧虑。他要求读者在阅读时能够看到穿行于语言表面之下的焦虑，它们会在一些双关语、俏皮话和多义词中显现。《尤利西斯》（Ulysses，1922）以晦涩难懂著称，但如果说它确实难懂，它所涉及的却又是我们熟悉的话题。乔伊斯的小说是一部关于现代生活的伟大史诗，但它并非如荷马史诗那般从英雄和神灵入手，而是在平凡之处着墨。这部小说着实令人震惊，书中充斥着日常的、显见的、平实的和通俗的事物。《尤利西斯》呈现的是1904年（小说设定的时间）的普通世界，同时也意在治疗那个时代的疾病。
《尤利西斯》
《尤利西斯》讲述的是在1904年6月16日，小说的主人公利奥波德·布卢姆在都柏林漫步的事。布卢姆是新时代的奥德修斯，那天他所经历的是荷马英雄冒险的当代版（谨慎起见，这里有必要指出，乔伊斯并不希望读者过分关注它与荷马史诗的对照关系，因而删除了会引人注意这种关系的章节标题）。小说的视域细微又带着执迷，但同时也非常广大——涉及不列颠和爱尔兰，涉及流亡的经历和意义，涉及欧洲文化，涉及神话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涉及现代小说及其作用，涉及维多利亚时代，涉及人类记忆和内在生活，涉及现实主义的界限，涉及语言和思想间的关系，涉及道德的本质，涉及性。《尤利西斯》也是一个忧虑的男人的故事。布卢姆先生焦躁不安。他的忧虑有点像他在希腊神话中的前辈奥德修斯的忧虑，都是关于家里的事：他的老婆摩莉究竟对他忠诚与否？他们的婚姻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摩莉）精神抖擞。”布卢姆“快活地”对次要人物布林夫人说道，然后马上转移了话题。但摩莉的状态对他来说绝非仅仅是“精神抖擞”这么简单，他发现自己在心底根本无法转移话题。他对妻子性忠诚与否的忧虑蔓延到他周遭的语言中，无法消散。在名为“吃萎陀果的种族”（借用乔伊斯不想用的标题）的章节中，布卢姆“随手打开那卷成棍状的报纸，不经意地读着”，看到了那则令人难忘的广告：
倘若你家里没有，
李树商标肉罐头，
那就是美中不足，
有它才算幸福窝。
然后他继续和另一个次要人物麦科伊对话：
——我太太刚刚接到一份聘约，不过还没有谈妥哪。
又来耍这套借手提箱的把戏了。倒也不碍事。谢天谢地，这套手法对我已经不灵啦。
布卢姆先生心怀友谊慢悠悠地将那眼睑厚厚的眼睛移向他。
——我太太也一样，他说。二十五号那天，贝尔法斯特的阿尔斯特会堂举办一次排场很大的音乐会，她将去演唱。
——是吗？麦科伊说。那太好啦，老伙计。谁来主办?
玛莉恩·布卢姆太太。还没起床哪。王后在寝室里，吃面包和。没有书。她的大腿旁并放着七张肮脏的宫廷纸牌。黑发夫人和金发先生。来信。猫蜷缩成一团毛茸茸的黑球。从信封口上撕下来的碎片。
古老
甜蜜的
情
歌
听见了古老甜蜜的……
——这是一种巡回演出，明白吧，布卢姆先生若有所思地说。甜蜜的情歌。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按照股份来分红。
（《尤利西斯》第五章）
《尤利西斯》的语言很有代表性，介于庸常、通俗和启示性之间，将读者拉向主人公布卢姆的深层忧虑。重要的是，读者能通过主人公的对话和内心独白探寻忧虑的迹象，其中对典故的指涉和引用不仅有助于文段的连贯性，还是那些焦躁不安和持续的恼人之物的顽固标志。
李树商标肉罐头的广告称家是“幸福窝”，这多么讽刺，但这个念头又恰好很快被布卢姆的“还没有谈妥哪”打断了，显然，没定下来的不止摩莉的聘约，还有布卢姆一家的生活——被妻子的情人博伊兰搅乱。隐隐地，这件“排场很大的”事情也和那件风流韵事交相呼应；还有“谁来主办？”这句尴尬的问话——令人很难不去注意——指的不仅是到底谁来主办摩莉的音乐会，还有博伊兰，那个可能与摩莉私通的男人。变换一下问号的位置，话语便追踪着困扰布卢姆内心的关于性的不安叙事——“谁来主办（……）玛莉恩·布卢姆太太？”但回答又顺着“还没有谈妥哪”展开，可怕而又尴尬而真切地暗示着其妻子和博伊兰快要发生的韵事，就连最后的“按照股份来分红”也暗示了摩莉只是分时段的性伴侣，再次确认布卢姆先生无法掩饰他的忧虑，无法忘却对婚姻状况的焦虑。
《尤利西斯》是一部有关忧虑之人的杰出小说，部分因为它成功地让读者如此深入参与交流。乔伊斯让我们为“谁来主办”这种问话而忧虑，让我们意识到主人公布卢姆的忧虑从中显现，就好像这些忧虑已经渗入并污染了他周遭的语言。布卢姆的这一天是呈环形的：小说开头，他从住所埃克莱斯街7号出发，至最后一章“伊萨卡岛”他又回到这里。他亲身演绎了他的忧虑过程：他确实离开了妻子，又回到她身边（虽然没有和她睡觉）。《尤利西斯》希望读者能够理解、感受到那份潜藏在语言下的忧虑，并不断把意义拉回深层的问题中。忧虑正是在离开又回归烦恼源泉之旅的情节中被塑造的。
这类文学的受众其实并不多，若认为《到灯塔去》和《尤利西斯》是大众读物的话，那就错了。大体而言，这两部小说处于阅读品位的顶端。也许用这样的文本来揭出任何过于宏大、关乎整个文化的事物皆不够妥当，但这些伟大的现代主义小说都道出了忧虑的一些要点。它们属于话语库的一部分，而话语建构了我们可以思考什么以及如何思考，建构了我们在不同的阶级、性别、历史和文化位置上理解以及描述自己的方式。“忧虑”这个标签化的概念在20世纪初醒目地出现在英语中，因此它相应地出现在那个阶段最有吸引力、最费解又最动人的文学作品中，也合乎情理。这样的文学记录了“忧虑”一词的传播史，也让忧虑为人所知，甚至使间接地体验忧虑成为可能。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为读者做了准备，它们潜移默化地塑造了读者对于生活和知觉的期待，雄辩地提供了一种可用以向自己和他人描绘自己的语言。忧虑者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现代人，以当时的女/男性形象出现在20世纪早期文学中。这不仅仅是对两次世界大战间的生活的洞察，更是一种塑造现代人自我期望的方式。
忧虑在20世纪初的出现，标志着它开始“出现在话语之中”，作为一个用以分析人类和自我认知的概念存在。这便是忧虑的“简史”或“地方史”，它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故事。若说忧虑永远都不会消失，也是正确的。作为一个词语，更重要的，作为无论男女都熟悉的精神状态，忧虑早已成为我们呼吸的一部分，或者，借亨利·詹姆斯的妙语，是“我们借以前行的光线的一部分”。在西方英语国家中，有谁不了解如今的“忧虑”是什么？
但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
若忧虑真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稳固地在语言中确立下来，那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助书和小说家为忧虑找到了一席之地。特别是小说家，还进一步开发了一系列词汇，使忧虑得以被谈论、被表达、被戏剧化甚至被传递。然而，若认为忧虑变成了一个被充分讨论的主题，其中包含了复杂词汇，有大量相关文献，有一系列理论、阐释和各种思想流派，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在现代主义者的所有创意遗产中，或早已被遗忘的早期自助书里，忧虑并不是一个可以被详尽研究、深入写作、广泛表达和讨论的主题，除许诺心灵平静的新式自助书外，也没有更多对它的考察。（“心灵平静”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但实际上该概念可追溯到1583年的《牛津英语词典》。）
对于忧虑，我们仍然是经验多于分析，活在其中多于对其审视。在当下思考忧虑，也就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来考察一件已知却几乎未能理解、熟悉却几乎未被讨论的事物。思考忧虑，应当看穿其往往被打磨得光亮的表面，探入层层伪装。它是一项使命，为了恢复那未曾消失却总被遮蔽的日常精神痛苦史——对于这种痛苦，我们并非无知，而是羞怯。
本文选自《忧虑：一段文学与文化史》（[英]弗朗西斯·奥戈尔曼/著，张雪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21年4月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摘发。(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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