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只身赴印的“工厂保卫战”
3月28日，张立恒工厂的印度员工。当天他们还庆祝了洒红节，脸上留有彩色颜料。受访者供图
3月7日，在张立恒去印度的飞机上，乘客们“全副武装”。
受访者供图
今年3月初，张立恒（化名）决定只身前往印度。
他此行的目的是重启总公司开设在新德里的手机零配件制造工厂。出发前，他每天都关注印度的新冠疫情动态。当时，印度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在1万到2万例之间，且每天的数字都在增长，他对此次印度之行感到忐忑不安。但那时，他并没有预料到，一个月后，印度的病例增长数会变得更加惊人。
今年1月底，印度工厂的运营出现重大危机。当时身在印度工厂的10位中国员工签证到期，只能全部返回国内。由于核心工作人员的全部离开，以及印度疫情带来的冲击，工厂被迫关闭。
工厂持续40多天的关闭，给总公司带来了巨大的亏损。3月，成功拿到签证的张立恒决定立刻只身前往印度。而其余约10名国内员工则需要在国内继续等待签证的办理。
离家前，张立恒的家人反复叮嘱他注意安全，“钱可以少挣一点，安全是第一位的，实在不行就回来。”
艰难重启
去往印度新德里的航班需要在迪拜中转，为防止途中有感染风险，张立恒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穿上了防护服，戴上了口罩、隔离面罩和硅胶手套。
到达印度后，经过两天整顿，张立恒来到了已经关闭40多天的工厂。办公室已经落满灰尘，各个设备室门上贴着封条。整个工厂内部看起来十分凌乱，此前的员工着急回国，很多东西都没来得及好好整理。张立恒用抹布擦洗了自己的办公桌，简单打扫了公共区域，打开窗户通了通风。
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把工厂的印度本地工人都召回来。
张立恒叫回了工厂的人力主管，指导他分批召回工厂的部分员工。首批返回的是与工厂签订合同的核心员工，其后是生产线上的熟练工。
由于工厂的长时间关闭，许多印度工人都已经返回老家。家离得远的工人，返回工厂需要的时间更长。大约两周后，张立恒才召回了百来个印度工人，这个员工规模只有此前工厂正常运转时的一半。
工厂停工的40多天里，收购手机零配件的工厂并未停工，因此客户一直在催促张立恒交货。
安排完员工召回工作，张立恒开始检查生产线上的设备，并带领部分员工清洗设备、盘点现存物料，希望能尽快恢复生产。
重启工作的第三天，张立恒带着几名核心员工，开启了第一台生产设备。利用工厂现存的生产材料，张立恒带领团队于3月中旬开始了试产，并为客户少批量供货。经过近20天的调整和恢复，工厂开始恢复大批量供货。
危机四伏
召回印度工人的过程中，张立恒遇到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人力主管无法确认工人是否接触过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是否来自有感染风险的地方。“我们作为外资企业，需要尊重印度的劳动法。就算印度工人来自高危的易感染病毒的地区，我们也不能因此就不让他来上班了。”张立恒说。
面对这样的情况，张立恒心里只有一条理念——做好最坏的打算，并做好公司内部的防疫措施。他要求每一名员工都佩戴口罩，让人力资源部门人员每天为工人测量体温。一旦发现有员工出现发烧或咳嗽等症状，就强制要求其回家休息。
但让张立恒头疼的是，印度工人并不总是遵守工厂的防疫要求。人力主管需要不时地到处巡视，观察工人们是否都依照规定佩戴好口罩。有些工人会时不时摘下口罩，或者戴口罩时只遮住嘴巴，露出鼻子，这时人力主管就需要上前提醒他们戴好口罩。但是，下班后工人们是否还能自觉做好防疫就无从得知了。
这样的情况让张立恒心里一直在打鼓，但是工厂的许多事务都需要他到现场领导指挥，他必须时常进入这样危机四伏的工作环境。
3月份刚到印度时，张立恒去工厂还只是戴着口罩。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身边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他开始“全副武装”，在印度近40℃的高温天气里，坚持戴着面罩、手套和帽子。
山雨欲来
4月中旬，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突破了20万例，且并没有停止增长的趋势。张立恒看着每天的疫情新闻，以及在印度华人群里的各类讨论消息，预感到一个更大的危机要来了。
端倪从工厂工人的每日签到表上显现出来。
张立恒发现，员工出现了大量请假的现象，“以往正常时候，厂里时不时会有两三个工人请假。但这次一下子有近20人请假，这就不太正常了。”
这些工人中，有的因为身体不适而请假，有的则是“家里有事”。数天后，有工人回厂后说家里有人去世了。这部分员工自身的不适或家人的离去是否与新冠病毒有关，张立恒无法得知。
厂里目前只有百来个工人，突然失去20%的人力，工厂的正常生产规划被打乱。
张立恒被迫调整生产线，将交货期还不紧急的产品往后挪，优先生产紧急的产品。同时让人力主管加紧招聘新的工人，并和客户沟通延后交货时间。
身边不断传来的有关印度疫情的消息，也让张立恒更加惴惴不安。他在4月中旬换了租住的房子。在新租房小区入住程序的办理过程中，由于小区物业中心出现了一例新冠死亡病例，物业中心的许多人员被隔离，物业中心也暂时被关闭。因此，张立恒半个多月都未完成入住手续。
疫情的恶化让他提高了警觉，并加强了工厂内部的防疫管理。
工厂内部的员工测温变为一天两次，口罩佩戴的检查也比以往更加严格。张立恒还要求厂内卫生人员开始进行每日两次的消杀，分别在上午员工进厂上班前，以及晚上员工下班后，对工厂内重点区域以及门把手等细节区域喷洒消毒液。
未来难测
到5月初，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增长到更加惊人的40万例。张立恒对工厂未来的期望降到了谷底。
4月里，张立恒还经常去工厂里办公。5月份，他已转为了居家办公，工厂里必须他现场指导时才会过去。
“来印度的近两个月，我几乎天天都是工厂和家里两点一线。3月初刚来时，去过一次市中心，但当时站在商场门口，没敢进去。这之后，都没敢去别的地方逛。”张立恒说。
相较于此前正常情况下的生产，工厂的整体生产效率和出货量有了巨幅的缩减。
第一个困难在生产材料的采购上。工厂所需的生产材料一半来自印度本地，另一半来自中国。受疫情影响，从中国去往印度的大量航班、船运都停运，印度本地的物流也受到封锁措施的重大影响，购买生产材料变得困难，价格不断攀升，购买后的交付时间也大大延迟。
其次，生产材料价格的上涨使工厂的生产成本增加，张立恒就必须和客户重新商谈订单价格。“这个过程是很头疼的，和客户谈涨价很困难，而客户又催着交货。”张立恒说。
另外，大量中国员工被阻隔在国内，无法返回工厂办公。在这类设立在印度的手机配件制造工厂内部，核心技术一般都掌握在国内员工手里，印度本地员工对许多技术都还不熟悉，只能参与最基础的生产，缺乏核心技术员工导致工厂产能大大下降。
5月以来，不只是张立恒的手机零配件工厂的产能降低，其他手机制造厂的产能也受到很大影响。因此，手机零配件的市场需求下降了，张立恒收到的零配件订单量大幅减少。
对于工厂目前的艰难状况，以及未来几个月的形势，张立恒说，“我们想的很简单，能做一天就做一天。如果到了真的没法再生产的时候，就第二次关闭工厂。这就是天灾人祸，不可抗的，想再多也没用。”
国内的家人对张立恒的状况十分担心。在过去一个月里，家人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询问近况。“厂里没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就不要轻易出门，实在不行你就把工厂关了。钱可以少挣一点，实在不行就赶紧回来。”张立恒的妻子对他说。
张立恒也有回国的想法，但他说，现在还不是对的时间。他还得再撑一段时间，等国内的其他工作人员把签证办好后回到印度，才可以把工厂的工作交给他们，然后安心回国。此外，目前还没有回国的渠道，他还在等待集体接送仍在印度的国人回国的机会。
新京报记者谢莲实习生向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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