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往事与随想》
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被巴金视为他“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
赫尔岑是俄国19世纪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著名的政论家和出色的作家。他30岁流亡国外,长期生活在西欧,死后安葬于法国尼斯。
巴金清清楚楚记得他初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一书时,书中的人与事使他如何激动,如何亢奋。他说:“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的心里也有一团火,它在燃烧。我有感情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通过纸和笔化成一行、一段文字。我不知不觉间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
几年后,巴金撰写《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一书时,有一章专门介绍了赫尔岑:赫尔岑的家庭、他的学历、他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流亡国外,创办《北极星》和《警钟》杂志,他与俄国的巴枯宁、法国的蒲鲁东、意大利的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交往,他的家庭悲剧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巴金后来翻译《往事与随想》作了铺垫。
1936年,巴金翻译了赫尔岑回忆录中的两个片段《海》与《死》。他还向鲁迅表示过要翻译这部100多万字的巨著。
1940年,巴金又译出回忆录中的第一部分(1848-1852),并以《一个家庭的戏剧》为名,于同年8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巴金欣赏赫尔岑的文笔,说他“善于表达他那极其鲜明的爱与憎的感情”,说他的文章“能够打动人心”。
巴金在上世纪40年代初写的一些散文,如《雨》、《火》等中不止一次引证赫尔岑的话。巴金时断时续在翻译赫尔岑这部巨著的一些章节。
“文革”后期,1974年,70岁的老人再次拿起笔来,每天翻译几百字,一边翻译一边作详细的注释。他把翻译《往事与随想》看成是一种学习,“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又说,“当然学习是多方面的,不过我至今还在学习作者如何遣词造句,用自己的感情打动别人的心,用自己对未来的坚定信心鼓舞读者。”
1975年2月巴金在致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他总想能在活着期间把100多万字的《往事与随想》译完,即使不能印出也没有关系,留下来总有点用处。他写道:“全书好像是欧洲和俄罗斯19世纪前半期政治和社会的编年史。”
1977年3月巴金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赫尔岑的回忆录的前半部揭露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写得很出色,值得学习。“我老了,又受了‘四人帮’十年的折磨,放下‘作家’这块牌子,也无怨言。现在认真学习,倘使译完赫尔岑的书,能学到一点他的笔法,又能多活几年,有机会再拿起笔给‘四人帮’画个像,给四害横行的日子留下一点漫画、速写之类的东西,那就是我的奢望了。”
我想,赫尔岑的回忆录不仅在文体方面给予巴金诸多益处,而且“文革”期间在精神方面也给予这位受尽凌辱的老人以力量、以希望、以信念,增强了他坚强地活下去的勇气。他回忆那不堪回首的十年经历时,深有感触地写道:“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19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的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
1977年他译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问世了。第一册包含原作中的前两卷,即《育儿室和大学》和《监狱与流放》。
巴金年龄越来越大,体力越差,疾病缠身,写字困难,精力也不够。他只译了《往事与随想》的五分之一,意识到自己已无法完成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而感到遗憾。这时,我国有两位翻译家主动愿意帮助巴金完成他的译著,一位是臧仲伦,另一位是项星耀。臧仲伦帮助巴金校对了他的全部译文。项星耀则把这部巨著全部译出。1993年年终,90岁高龄的巴金写信给项星耀说:“读到您介绍的好书,我实在高兴。”他感谢这位译者替自己向读者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债。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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