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府珍藏文物（五十四） 牙雕“孝顺”

靳骁通龚昌华孟继新

1978年曲阜鲁国故城战国3号墓和58号墓分别出土了用象牙雕刻成人手形的“孝顺”。3号墓出的“孝顺”，手部饰卷云纹，柄饰三角云纹，柄首作兽头，残长40厘米。58号墓出土的“孝顺”，仅存手部，掌、指雕刻细腻逼真，高3.6厘米，腕部凿长方形凹槽，柄部已不存。

“孝顺”是一种搔痒工具，有骨制的、玉制的、竹制的、木制的等，柄长约一尺，一端做成手掌形状，可以在自己背上搔痒，使用起来让人随心所欲而又舒适快乐，故而得“孝顺”之名。该器物现今仍流行使用，一般是木制或竹制的，俗称“老人乐”。

鲁国故城出土的“孝顺”有着重要意义。过去人们对这种搔痒工具的认识不甚明确，认为这种器物源自于佛家，说是佛家在宣讲佛经时手持此器，并将经文记录其上，以防遗忘。后人便把它加工成一种既能搔痒，又能供观赏的“如意”了。牙雕“孝顺”的出土，无疑是对这种说法的有力否定。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搔痒工具就相当普及了。鲁国故城出土的“孝顺”用象牙雕成，其形状完全是在模仿人手搔痒时的动作，即一只呈弯曲状的手。手指甲细而长，但不锐利，这样既能很好地起到搔痒作用，又不会损伤皮肤。

在考古学中，象牙制器归于骨、角、牙类，这类制器在我国起源甚早。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已在动物的骨上进行刻符。考古工作者在距今约三万年的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一件由刻画符号表现狩猎内容的野马肱骨骨片。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以穿孔兽牙作为装饰品随葬，标志着人们审美意识和原始艺术的萌芽。此外，我们的远古祖先还用兽骨、兽角制造工具从事狩猎活动。到了新石器时代，牙骨质雕刻品大量涌现，不少遗址出土了雕有花纹的骨珠等装饰品。商周时代，由于金属工具的发明，以及雕刻技艺的进步，牙骨雕刻正式迈入艺术的殿堂。考古发现，商代已有专门的制牙骨工场，骨器制品主要有刀、斧、铲、锥、叉、匕、针一类的工具和珠贝等饰品。象牙雕的应用亦更为普遍，品种和数量也相对增多，主要有发笄、梳、匕柶、觚、杯和碟、箸等。

我国古代也把象牙制品作为地位、身份的象征，并用来制作许多生活用品。据《礼记·玉藻》载：“史进象笏，书思对命。”“笏”是象牙所制的手扳，大臣上朝时将所奏之事记于笏上，用毕将字刮去。周制，诸侯始执象笏。明以前，一至五品，笏俱象牙，五品以下用木。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还有用象牙装饰的床，《战国策·齐策三》载：“孟尝君出行国，至楚，献象床。”鲍照《代白紵舞歌词》：“象床瑶席镇犀渠，雕屏合匝组帷舒。”象牙还被用来制作筷子，据《韩非子·喻老》记载：“翁一日自品象管作数声，真有马主云落木之意，要非人间曲也。”

周代的牙雕工艺已成为一种专门技艺。在周代，战车、家具及乘舆上的装饰物都可见到牙雕的影子，箭饰、臂搁等用具上亦常以象牙装饰。河南洛阳中州路出土了一件春秋晚期的青铜剑，柄与鞘均为象牙制，上刻有极细的蟠螭纹。湖北荆门一座战国时期的楚墓中，出土了一件用兽角雕成的蟠龙，作者利用兽角的中空，塑造三条蟠龙互相盘曲缠绕的形象，可见当时的兽角工艺也相当纯熟。

牙骨制品在经过秦汉的沿革后，进入了隋唐的繁荣时期。唐代，随着我国与异域物资交流的频繁，象牙不断从异域进入中国，牙雕材料的充足促进着牙雕技艺的成熟。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唐代鸟兽花卉纹镂牙尺，上面所刻纹饰线条细如毫发。流散在日本京都正仓院的数支唐代牙雕尺，技艺同上海收藏的牙尺相似。唐代象牙雕刻中，还有的先将牙板染成红、蓝、绿等色，然后再雕刻花卉、鸟兽或几何图案，可谓别具一格。宋代官府文思院中设有专门从事牙角雕的作坊。在宋代象牙工艺中，镂刻内可以转动的套球最为著名，当时谓之“鬼之球”，已能雕出三重套球。

明代中国的牙角雕发展到高峰，宫廷内专设工场制作供皇室玩赏的牙角雕工艺品。民间作坊以及个人手工艺者亦雕刻牙角工艺，他们的作品大多生活气息浓厚，独具风貌。清代是牙雕工艺最为繁荣的时期。从清初起，象牙进口增多，为清代牙雕工艺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广东作为海外象牙进口的主要通道，凭借地域条件的优势，其象牙工艺迅速发展，其他地区也相应发展。广东牙雕工艺有雕刻、镶嵌和编织三大类，有阴刻、隐起、起突、镂空和立雕等多种技法，尤擅长镂空、编织、镶嵌、茜色的综合运用。

纵观我国古今的牙雕制品，从宫廷礼仪器具，到文人雅士手中的玩赏消遣之物，可以说争奇斗艳，应有尽有。粗略进行划分，大致有宗教、文房、陈设、器皿、用具和佩饰等类。宗教类的有象牙塔、佛像、香熏、八仙人物像等。文房类的有笔洗、笔架、笔山、笔杆、砚台、图章、印盒、镇纸、臂搁、笔筒等。陈设观赏类的有圆雕人物像和圆雕动、植物，如牛、鹿、鹌鹑、神羊、凤凰、香蕉、葫芦、柑橘等，另外还有象牙套球、如意、盆景、挂屏等物。实用器皿类的有碗、杯、鼻烟壶、提篮、梳妆盒、台座等。用具类的有扇子、扇骨、烟嘴、镜框、画别子、信插、牙、筷子、针筒、牙席、冠架等。佩饰类的有钩鰈、镂空花等。但如此众多的器物，却唯独不见“孝顺”这形制的器物。鲁国故城出土的“孝顺”，无疑丰富了牙雕世界的种类，填补了文物收藏在这方面的空白，为进一步了解我国牙雕艺术的发展史提供了实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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